体制教育与读经教育

读经教育，符合教育原理吗？ 推动学童读经教育背后的学理是什么？不必懂文义、反复背诵对学习带来哪些正反影响？从儿童发展和教育原理，为什么这是一种不够健康的学习方法？

2016年8月29日，mainlandChina新京报发表题为《一个读经男孩:学了十年书，识字却成了问题》的报道(后以《读经男孩的圣贤梦碎》为题在网上转发)。本文以郑(化名)为主角，列举了多个案例，报道了他从小爱看书却无法适应学校生活和作文成绩的情况。但此后，学生们一直在十所读经学校学习，过着纯修苦读的生活，每天念经十小时。他曾想背30万字的经典，以便进入世界经典的最高学府——李文书院(位于浙江温州)，但背了20万字后，他开始“怀疑这样做有没有意义”，不再阅读背诵的经典。报告很长，对经典阅读教育的主要批评包括:

论教育的朴素理论:王财贵提倡的读经教育，认为学习方法很简单，就是“老老实实地大量读经”；所谓“诚”，就是读真经，只管背，不管懂不懂；所谓“充足”，就是平均每天阅读六到八个小时。读经教育也认为教法很简单，就是“孩子，跟我念”的六字真言。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开查经学校，而最好的查经老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复读生。

反智:查经班很多老师无法解决学生的疑惑，甚至认为学生获得的知识越多，障碍就会越多；有老师发现学生偷偷查字典了解单词和句子，于是没收了他们的字典。另外，所谓的“真经”都是学校随意定的。有的学校可能要求背诵净土宗的四书五经、弟子规、佛经，却禁止历史记载和曾国藩的书信。

学生失去基本的学术能力:本文中访问同济大学的柯小刚教授指出，一些读经典的学生想回到普通大学，但英语水平不如小学生，学习兴趣低，心情迷茫不安，人际冲突不断。

报道发表后，引起正反争论。一周之内，主角郑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指出《新京报》的一些报道不实，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印象而断章取义。他还说，学习经典对自己的精神成长，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在困境中的选择，都有很大的帮助。虽然他承认自己“选择了转身或放弃某种形式”，但他否认这是叛逆或焦虑，认为这只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他仍然感激他的老师，认同文化经典的价值。

任何观点或理论在被松散地展开时，往往会被歪曲、误用，或者是橘子苦得尝不出味道。所以我回头看了一下王财贵的原著，尤其是官网，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公布的资料，发现王财贵确实提倡教育的朴素理论如下:

教材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经典只有那些。

学习顺序很简单，就是按照经典书籍的内容顺序。

教学原则很简单，就是“多读多背”。

老师的挑选很简单，因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教读经”。

如果这些观点成立，教育领域的课程论、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师培训体系几乎可以完全取消。

王财贵的学说不应该是全力反智的，因为他虽然主要以经典、古文、中国文化、记忆为主，但他至少宣称不排斥其他书籍、白话、西方文化和理解。但是，孩子在他脑海中的形象，真的像一个记忆机器。他认为儿童的“人性”是记忆力强但理解力弱，所以他劝说大众“不要再相信‘知不知道’的理论”，劝说儿童“只要会背就会知道或者不知道”。他极度低估孩子的理解力，其实是因为他给孩子的材料有两个特点:文言文和抽象概念。文言文对孩子来说就像外语。如果我们给一个新儒家成年人读一门外语的量子论或者拓扑学，他大概也会有同样的弱理解。如果给孩子适当难度的材料，符合他心理发展的顺序，并提供适当的例子和经验环节，他的理解能力会大大提高。

读经典的孩子基本的学术能力是可以鉴定的。但如果他是通过读经来领悟人生道理或提高写作能力的，那他最有可能是不遵守王财贵的教导，一边背诵一边试图理解，一边学习一边暗自思忖。

经典的精髓在于义，语言的形式只是糟粕。真正的理解，自然会忘记语言的表层形式，保留深层的义。有些文学作品(比如一些诗词歌赋)不仅意境美，语法修辞也美，值得背诵。但经典大多适合探义却不值得背诵。鼓励孩子不理解就背诵，削弱了孩子的思维能力；如果要求孩子整天背经典，不学习其他领域，是违背均衡发展的。读经典可以是一道菜，但不要强迫孩子十几年三餐都吃一道菜。这是一种饮食方式，但是不要鼓励孩子采用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这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伦理道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