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儿盖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棵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牦牛也不少，部分缓解了红军部队的缺粮情况。
红军在毛儿盖地区筹粮：
为了穿越草地，筹粮显得更加重要。全军上下按照统一部署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一是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各村寨去向藏民收购；二是征收土司、喇嘛的部分粮食，迫不得已时才武装筹粮；三是自己动手收割青稞。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毛尔盖是周边藏族地区最大的村落，当时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存粮并不太多。这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九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筹粮收获。
过草地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10万红军要带足15天食粮，就需要150万斤。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经过大约一个月的紧张筹粮，仍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的要求，最多的能有8斤至10斤，一般的有5斤至6斤，有的只有3、4斤。因此，红军一方面向藏民请教尝百草，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供过草地时采用；另一方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还带点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
这时不得已便收割地里还未完全成熟的青稞麦。有些地的主人不在，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藏民拿着牌子向后面的红军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证据。
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板借据，是一块长96厘米、宽19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借据写到：“这块田里割了青稞2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青（稞）……归来后拿住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在你们未兑得这些东西前，请保留这块牌子”，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四川日报》报道）在松潘县文管局保存着这张特殊的“借条”。2013年，我在松潘看到中共松潘县委的宣传材料上有这块木板的照片。
收割没有完全饱满成熟的青稞麦，吃上几把又鲜又嫩的生麦粒儿，味道甜丝丝的，但不细嚼慢咽，整粒吃下去也不好消化，即使煮熟了吃，吃多了肚子发胀，很多人都闹起胃病来了。为了筹集粮食过草地，红军把这种收割回来的青稞穗子先用炉火烘烤一番，然后再用木板或石片搓去皮壳，脱出半生不熟的麦粒儿，在锅里煮熟吃。最好的办法，是把青稞粒搓揉出来，用手磨和水磨推碾成面粉再炒熟，这就是干粮炒面。但因为青稞麦里含水分多，外皮又过分柔韧，有时无法磨成面粉，加工制成炒面。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到：“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
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写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
红军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芜人烟的茫茫草地。
这段历史，我父亲（当时他是四方面军战士）不止一次提起。那时，他们最高兴的是发现喇嘛寺里藏的粮食，可以一包一包地背出来；而下地收青稞，则原始许多，没有镰刀就用手拔，把青稞粒搓揉下来要小心翼翼的，而要把青稞粒弄熟，锅太少，有时只得把青稞粒放在石头上，然后火烧石头烤熟青稞粒。
我们站在高坡上，整个毛儿盖尽收眼底，这就是当年为红军提供了粮食、肉干、野菜的大地。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其行军序列是：第一军（一军团）在前，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三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居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多数和前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第三军（三军团）殿后（周恩来、王稼祥随三军行动，且都有病，周恩来病的还十分严重。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宁可丢弃一些装备也得抬着他走，结果是迫击炮连埋掉炮，抽调小伙子组成担架队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过草地）。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大约600里，历时6、7日得以通过，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我们离开毛儿盖索花村，追随红军的脚步，继续往草地方向开进。
毛尔盖·桑木旦著有《藏文文法概论》、《藏文语法评论》、《藏族史·其乐明镜》、《因明学入门》、《藏族文化史》、《格萨尔其人》、《诗学明析》、《妙音声明学注解》、《梵藏对照词典》、《梵文书写及注释本赞语》、《关于书信的十个问题》、《儿童字典》、《隐语、谜语辨析》等近20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毛尔盖·桑木旦(1913－1993），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人现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藏族语言、宗教和天文历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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