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一两相当于现在多少克

唐代一两等于37.30克。

古代每个时期的一两都不固定：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期度量衡制度是：

衡制单位：铢、两、斤、钧、石。

1石=4钧，1钧=30斤，1斤=16两，1两=24铢。

西汉时期，一斤相当于258.24克，一两等于16.14克。

王莽及东汉、魏晋南北朝，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隋朝初年，一斤相当于668.19克，一两等于41.76克。

隋末，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

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两等于37.30克。

扩展资料：

“两”的起源

中国古代有个官职叫司马，司马主要掌管军事，其中因为粮秣管理需要秤重，于是司马就和重量单位扯上关系。

中国自周代开始有重量单位：斤、两、钱、分。也称为司马斤、司马两等，计量的工具叫做司马秤，这一标准也叫司马平制标识。一司马斤等于十六司马两，「半斤八两」就是这么来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两

医学上统计百分之九十的人，一生当中会有一次以上腰痛的经验。腰酸背痛的原因很多，排除内科、妇产科、感染、肿瘤所并发的腰痛，若单纯以腰背部肌肉、神经等原因所引起的腰痛概略可以分为二种。

一为腰部肌肉肌膜与韧带的疼痛，这种腰痛常局限於原受伤部位的肌肉，最远者延伸到臀部或大腿。多数的原因为肌肉拉伤、慢性疲劳造成劳损、肌肉僵硬与纤维化现象。肌肉疼痛的表现若因疲劳多呈酸痛，若因拉伤与挫伤则有肿痛的现象，疼痛的发生多在休息中或休息之后发生，如早上起床酸痛或睡到半夜疼痛而醒过来。一般而言这种腰痛，仍然可如正常人站立或行走，惟独久坐时或工作劳动过度会开始发生。

另一种腰痛是脊椎或脊髓神经被夹压所造成的腰腿痛，这种腰痛，多由腰部牵引臀部、大腿、小腿甚至脚趾，多发生於单侧，较少双侧同时发生，疼痛的感觉在腰、臀、大腿多呈酸抽痛，在小腿足部多呈疼痛无力或感觉麻木异常的现象，疼痛多发生於行走或站立15分钟之后，病人必须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躺下来，让被夹压的神经根暂时舒缓，若能躺下时症状迅速解除，原因是脊柱由一个一个脊椎叠堆而成，在两相邻脊椎之间侧皆有一脊髓神经之分枝脊椎神经延伸而出，又椎间孔空间有固定大小，当我们站立时因地心引力与脊椎后之竖脊肌收缩，若因骨刺或椎间盘凸出等原因，使椎间孔隙变小更会刺激脊椎神经。

尤其在腰部与荐椎之神经最易受到压迫，以腰荐关节（腰椎五椎与荐椎之间）所伸出之神经最易受到夹压约占脊椎神经夹压之70%，出现的症状除腰腿抽痛在患侧小腿与足背外侧皆会有表皮神经麻木的感觉异常现象，令脚尖翘起用足跟著地，患者会觉得困难，若是在腰椎四、五椎之神经根被夹压，足之拇指、第二指部位与胫骨之前面部分出现表皮麻木异常的感觉，令病人抬高足跟踮脚尖时会有困难约占25%。临床上有很多病人则同时兼有以上两关节脊椎神经夹压。若在腰三、四椎间之神经被压迫则患侧会有大腿之肌肉痿缩或大腿前侧、内侧之表皮神经麻木。以上诊断皆可与健侧相互比较。

检查神经跟是否被卡压可以由以下方法得知，令病人平躺、双腿伸直、主动把患侧下肢直直抬起，达到最高极限。一般人抬腿角度可达到90度直角，最少也大於70度，假若抬腿时会痛或无法提高到标准高度，因抬腿时神经根被牵动会产生疼痛，故无法把脚抬高表示神经根因被夹压即所谓「直抬腿试验」。另一方法令病人侧卧，患侧在上并屈膝收腿，健侧在下小腿伸直，医师触按患侧臀髋关节与坐骨之中间之可摸到坐骨神经，假若神经根被夹压则被夹压之坐骨神经会因发炎而与健侧对照比较会有明显疼痛之反映。较简易之方法是令病人站立，患侧之脚踏於椅子上，采这种体位依照上述定位法也可轻易触按到坐骨神经。

造成第一种腰部肌肉肌膜之疼痛多因骤然之运动、运动过度、急性腰扭伤、慢性腰肌劳损或因姿势不良所引起的腰椎侧弯或前凸，因长期的腰肌不正常的收缩会导致腰部肌肉的僵硬及纤维化，也是慢性腰痛祸首。治疗上可采用中草药（附注1）蒸薰腰部、穴道推拿按摩，取穴大肠俞、小肠俞、肾俞、志室、委中、承山，贴敷青草药膏（附注2）、电疗、艾炙、针刺以缓和肌肉的疲劳与僵硬。配合内服中药辨证论治有一定之疗效。在临床应用若腰酸背痛气血虚弱手脚冰冷者可使用十全大补汤加味牛膝、杜仲、骨碎补，妇女有骨质疏松可加服龟鹿二仙胶或紫河车粉末，皆有良好的裨益。对肾气不足者或慢性腰肌劳损者，可用还少丹为主方，随症状加减。兼有疼痛剧者，可使用独活寄生汤与三痹汤，壮实体质者使用疏经活血汤，舒经立安散，若有似类风湿关节炎之发炎发热症状可用当归拈痛汤、桂枝芍药知母汤。

若是第二种因神经根卡压的疼痛多由腰椎间盘突出症（HIVD）、腰椎椎体增生症（腰椎骨刺）或腰椎前凸较严重程度者所引起，皆是由脊椎神经根所处之椎间孔因突出或增生之组织刺激神经根所致，受刺激神经根会产生发炎肿胀现象，更占据了椎间孔空隙使卡压更为严重。脊椎滑脱是因上下两椎间后面W型骨架之关节突不稳定而造成椎体向前滑动现象，不但脊椎神经被牵动，严重者脊髓腔内之脊髓神经会被上下两椎之椎孔的造成剪性伤害，可造成下肢萎缩瘫痪及各种神经 夹压症状，临床上脊椎滑脱严重度可分为四期，常可经由腰椎X光侧位照相明显看出。

神经夹压所造成腰痛应先采保守疗法可服用中药活血化瘀止痛消肿方剂，如血腑逐瘀汤、疏经活血汤加川乌、草乌、乳香、没药，但单纯内服中药疗效欠佳，应用腰椎牵引拔伸方式，增大椎间孔间隙，在拔伸牵引之前必要有足够的热敷、推拿按摩腰部使肌肉柔软，以免拉伤肌肉而能达到拉开关节间隙的效果。平时穿用紧身带有支撑条之护腰带，以有效减轻、分散腰椎的压力，避免突出及增生组织刺激神经根，当神经根不被刺激，神经根自然消肿椎间孔间隙就会增大，神经之卡压程度也会减轻。若是较为严重的脊椎滑脱则应建议病人开刀治疗，开刀之前暂时可使用硬背架，俗称「铁衣」，以增加脊椎支持度，但不可腰椎牵引以免增加滑脱程度。

使用护腰带或硬背架，在站立、行走或坐姿时才需要穿用，若躺著时不必穿戴。假若采保守疗法治疗达到疗效时，应嘱咐病人以后不可搬运重物，若又感觉腰腿痛时护腰带赶紧穿上保护腰部，常可迅速解除腰痛。当持续三个月治疗无明显疗效时，并影响生活品质时则考虑外科开刀，脊椎滑脱病人建议开刀治疗应是较好的考虑。

附注1

药洗处方：艾叶5钱、红花1钱、当归尾2钱、川芎2钱、海桐皮2钱一同放入水中熬煮，水量不拘，趁热时用毛巾或取蒸气薰蒸患部。

附注2

青草膏处方：如意金黄散（天南星2钱半、甘草2钱半、陈皮2半钱、厚朴2钱半、苍术5钱、大黄1两5钱、白芷1两5钱、黄柏1两5钱、姜黄1两5钱、天花2两1钱）共研成粉末备用，使用前加酒、蜂蜜调成黏稠软膏状，用薄棉布或厚纸涂抹药膏厚度约0.3公分贴於患部，每隔6—10小时换一次，消肿、消炎效果良好。

施今墨，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因而在施今墨13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并常对他说：“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在身”。所以施今墨学医刻苦，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

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进山西大学堂。在那里他由于受进步思潮影响而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专制，被校方开除，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他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于1917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当时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境地，让孤儿们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开办的工厂、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让这里充满自由、平等、博爱。但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某些官太太的骄横，使施今墨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因此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1921年他自己更名“今墨”，取义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之墨准之意）。施今墨在法政学堂以及后来参加同盟会革命从政时，都经常为人诊病，已小有名气。此时一旦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门前经常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为了振兴中医，施今墨开过医院，办过药厂，但都失败了。最终施今墨认识到：振兴中医在于人，要有高质量的中医人才，必须办学，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最终为更多的中医所掌握，中医事业就会有长足的发展。1931年，施今墨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他热爱祖国医学，但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设立《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温病条辨》等课程；以西医理论为辅，设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施今墨注重实践，在带学生实习时，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他善采百家之长，总结经验，不断充实自己。他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的医学造诣很深，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仔细观察丁诊病过程，很得启发，认为丁甘仁的理、法、方、药运用规范，临床医案经过整理后颇有参考价值。为利于学生学习，他在华北国医学院以丁甘仁医案为教材，亲自讲授。施今墨在临床上，不分中医、西医，不分经方、时方，只要利于治病，均随手拈来。他曾对学生说：“全面精查、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敦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在他的影响下，学生对经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华北国医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获得中医界赞许。在施今墨办学的十几年中，共办16期，毕业学生600余人，现分布在全国，都是中医的骨干。

施今墨认为，疗效是检验医生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学习、继承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对于外感热性病，历来医家都强调其病因是外邪所致。施今墨说：“余意不论其为外感风寒或温热，不论其为传染性或非传染性，必须外因内因结合起来看。六淫，疫病之邪皆为外因，若单纯外因亦不均能致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其传染性颇高，传播最为广泛，然而流行区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是病。又如夏日酷暑，温热蕴郁，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外因通过内因始生作用，确为至理名言”；又说：“外感热性病，多属内有蓄热，外感风邪，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用药时表里比重必须恰当”。于是施今墨创出“按比例清解表里之说”，寓西医之定量、定性，又寓张锡钝之清热、解表于其中，谓之“七清三解（清里药味与解表药味的比例为七比三，余此类推），六清四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诸法”。在临床中示明表里关系，非常实用。运用他的这个理论遣方用方，感冒发热，往往只两三剂药，应手而愈。施今墨所创制的“感冒丹”，因作用在于调摄阴阳，增强人体抵御疾病能力，疗效显著，所以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为广大华侨所喜爱。

辨证论治，是中医特长。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八纲辨证并不完善，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因此，提出十纲辨证，即“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施今墨讲过这样一个医案：“曾于天津治一妇人血崩，血出不止，在医院里止血药、止血针无济于事，将其倒悬、堵塞，血亦渗出，人皆束手，求治于我。中医理论：‘气为血帅，血随气行’，急当固气。故我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终得血止人活。有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再遇崩漏，必用人参，结果不但不止血，反生他症而不自知。所以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当亦可伤生。当与不当，在于辨证”。施今墨之认证准，施治确，由此可见一斑。

施今墨强调“有是症，用是药”，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疾病变化万千，不应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他治病时不具成见，根据病情，该寒就寒，该热就热。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敢于创立新法新方，每奏奇效。1928年初春，他出诊天津，为一位50岁患者治病。该患者已高热十余日，西医诊为肠伤寒，中医诊为湿温。施今墨见患者口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醒时迷，大便秽溏，污染袴褥，呼吸促急，脉细如丝，生命垂危。索前医方剂视方，清解、调和、芳香透络、消炎、泻热、通利二便，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施；“桑菊”、“银翘”、“三黄”、石膏、“安宫”、“紫雪”、“至宝”各种必须之药，无不遍选。而病势日重，原因何在？他经详尽辨析，认为前医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攻邪怕伤正，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结果扶正不力正愈伤，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导致正气衰微。他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充分祛邪，大力扶正。嘱用大枝西洋参三钱（约9．4克）浓煎，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丸。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吹火燃薪，气大亦灭，气小亦灭。施今墨凭自己数十年功力，遣方用药，终使“死灰复燃”，患者仅存微弱阳气，复发勃勃生机。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约94克），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患者热退眠安，神志清醒，饮食恢复，大便成形。原方再用一周后，加入饮食调养，月旬遂告痊愈。施今墨于临床体会：局方至宝丹化痰、醒脑、退热、兼有解外邪之功；西洋参扶正而滋阴，药性和缓，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此人此病选此药此量，证药相对，药量适当，可谓丝丝入扣，起死回生。

对于理、法、方、药的关系，施今墨的体会是：“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证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味，杂乱无章。”他讲究无论病轻或重，用药多或少，必须有法度。他曾治疗一清代蒙王族妇人，患关节痛发热。前医屡进“羌活胜湿汤”、“独活寄生汤”，越服疼痛愈甚且发热不退。施今墨初诊时见其面色红赤，唇舌焦裂、目睛血丝，脉象洪数、痛不安寐、于床上辗转反侧凄声哀号。他断为热痹，知是前医不识热痹之理，屡进辛燥祛风之药、致使火势日燔。于是处方：紫雪散一钱（约3．1克）顿服。服后须臾疼痛少止，稍能安卧。遂处方：每日2次，每服紫雪散一钱。2日后患者号叫渐歇，发热亦见退降。此时患者家属听一医生言：痹证为风、寒、湿三气杂合而致病，紫雪散为寒药，继续服用，病将转重，且寒药服多令人痴。于是停服紫雪散，请此医改处他方。不料服其方后疼痛又重，发热复起。只好再请施今墨诊视，仍处方：紫雪散一钱，日服2次，以后每次增加一钱，随服药量增多，疼痛锐减，数日间共服紫雪散达二两（约62克），发热、疼痛均愈，神色恢复常态。以后改处活血理气之药调养善后。施今墨说：“如果仅知痹从风、寒、湿来，不知其化热之理，此病鲜能治愈。再则所用“紫雪散”中含有麝香，其通窜之力最雄，血气因火热煎熬凝涩不通而致病。以麝香之力行之，通则不痛，故能治愈”。

施今墨善于处方，精于配伍。其处方多由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虽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往往数剂即见功效。他特别善于双药合用。流传于世的《施今墨药对》是其学生、长女婿祝谌予随他学医时，发现老师处方中往往是双药并书。经留心收集，整理出100多对药，请教于他。施今墨讲，自己在阅读古方书时，发现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有的互相配合、增强疗效，有的互相制约、防止偏胜。非常符合中医“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原则，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自己默默记下，验之于临床，发现确实药少而效著。于是就一对对积累起来，形成自己用药特点。祝湛予在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时，向同学们介绍了“施今墨药对”。学生吕景山毕业后将此药对又加工整理，1982年出版了《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作为对施今墨的纪念。

组方计算比例，也为施今墨所创。处方中血分药和气分药的比例，解表药和清里药的比例，扶正药和祛邪药的比例，甚至一补益方剂中，补心、补肝、补肾、补阴、补阳……每类药各应占多少比例，他都有极精确的安排。他说：“组方用药，比例恰当，首先在于辨证精确，辨证精确组方用药不注意比例安排，疗效就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施今墨医德高尚，对病人充满爱心。有时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还对学生们说：“不要将远来的病人拒之门外，实在病重领进来我给看看”。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谪他人。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他则说：“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的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他常对学生们说：“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还说：“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当他79岁高龄时还写下：“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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