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咨询的发达和书本价格下降，许多人接触到“内儒外法”的说法，错误地将“内”、“外”理解成“实际内容”跟“表皮”。从而认为中国历史上应该是“外儒内法”，即示之以儒家仁义，而以法家思想为根本。这是文言理解能力不足导致的错误。实际上，法家的“法治”与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理解的法治不同。法家是以君主为法，君主是一切的核心，君主说出的话即为法，法治的本质是服从君主指令（这一点从“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可以看出来，按近现代的法治观念，应该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真的实行“外儒内法”，那么一切都要遵从君主的个人要求与利益，却以儒家的道德引导为政策，这样下来国家岂有不乱之理？
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政治的趋势不外乎“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道家则以顺乎自然，“无为而治”。 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后，不能再实行严刑酷法，而以儒家路线为宜。 “外儒内法，剂之以道”是古代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理想、最成功的理念。
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
德治，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
德治思想是儒家经世思想的核心，源于自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学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
应该说，德法兼用的思想是久已有之的，即便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与法家当中，也有人提出德与刑不可偏废。孔子就有“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说法。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主张德法并施，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刑，国家既治四海平”。
德法兼用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得到实现，特别是秦国的吞并六国，使法家思想一时独步天下。直到汉代总结秦朝灭亡教训之后，德治才逐步为统治者所重视，并形成了儒法相融、“德主刑辅”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而仁政正是儒家学派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汉初的统治者重新研究儒家的思想，包括德治思想，从而探索儒法融合的道路。
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统治模式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之久，有其内在必然性，其中的核心——德治思想，即强调教化，强调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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