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万历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其实敢于痛骂皇帝的大臣每个朝代都能找出一两个，比如说明朝的海瑞就是其中代表。但是相比起其它朝代，宋朝这个朝代无疑是非常特殊的。这个朝代的大臣们称得上是一言不合就痛骂皇帝，而皇帝面对他们的痛骂也只是忍气吞声。宋朝皇帝对大臣如此宽厚主要是因为宋太祖曾经立下一个“不得杀上书言事人”的誓约。
在这个誓约的影响下，宋朝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宋朝大臣的对皇帝的制约力有所增加，皇帝自然也就要对他们的直言进谏多加宽容。据说，宋光宗执政期间曾经有一年因为天象异常而下诏求言，结果朝中一位名叫俞古的大臣在得知此事之后便上书痛骂他。俞古在上书的折子中叱骂宋光宗不成器，政绩远不及宋仁宗。
宋光宗在看到这个折子之后自然非常生气，他想要将这位臣子贬至偏远州郡，但是却遭到了朝中其他大臣的反对。负责书写处罚诏书的臣子还直接罢工，拒绝起草俞古的处分诏书，以至于宋光宗最后只能取消对俞古的处罚。
整个宋朝，被臣子骂过的皇帝远不止宋光宗一个，而骂过皇帝的臣子也绝对不止俞古一人。不过最后因痛骂皇帝被问斩的宋朝臣子却不是很多，其中缘由就是因为宋朝国策的独特性。所以在宋朝痛骂皇帝还能免受问斩处决的臣子不单单只有一个，而是有一群。
宋朝出现过一个神奇的现象，史官敢怼君王，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敢怼皇帝呢？这主要还是因为宋朝开明的官吏制度。皇帝的身份十分尊贵，拥有着至高的权利，也代表着天选之人，可以说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敢忤逆皇上的意愿，更别说当面直接怼皇帝了。但是在宋朝，就有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史官敢当面进言骂皇帝。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宋朝对官员的惩罚力度最小，宋朝的官吏制度非常的好。宋朝对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十分的尊敬，对他们没有重刑，所以许多宋朝的官吏都敢于说真话。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后，就下令，不能因为官员们上书直言就打击报复或杀头，这个政令一直延续下来。
正是因为宋朝后来的皇帝都遵守这个政令，才形成了良好的官吏制度。整个官场的氛围比较好。另一方面就是宋朝的程朱理学，他要求读书人要自我要求，加强自身管理。宋朝的史官们有着更高的道德自律标准。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官场风气很好，出现了许多秉公办事的好官吏。所以有时候他们教育起皇帝来，就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在其他朝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正是因为宋朝良好的官吏制度和宋太祖宽容对待知识分子的政令，使宋朝涌现出许多敢于直言怼皇帝的官员，如包拯，宋慈，苏轼，范仲淹这样的官员。所以也只有宋朝才出现了史官当面怼皇帝的奇景，这全有赖于宋朝开明的官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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