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医药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邹节明
2003年的非典防治,让中医药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人们由此开始重新思考中医药。如何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实现中医药的创新与发展记者就此与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邹节明教授有了如下的对话。
中医药文化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
记者:你怎样认识当前中医药的窘境中医药的出路在何方
邹节明: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随着人类生活条件、生存环境与现代医学模式的变化,以及化学合成药物产生的药源性疾病,“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强烈呼声。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对人类健康事业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临发展的大好机遇。
但是,不可讳言的是,近年来,中医药的发展的确已落入低谷一些优秀的治疗方法濒临失传,一些名老中医后继乏人,中医医疗机构逐渐西化,中医药人才匮乏,科研水准不高中成药的发展也存在着中药材质量不稳定、低水平重复等诸多问题。这说明,如同中国京剧一样,中医药学这门古文化不仅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需要与时俱进,即要与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科技与现代管理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满足现代人对医疗保健的新需求。
中医药学要不断发展,但不是“西化”
记者:中医药的最终出路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医药要向西医药靠拢,或者说“中医药西化”
邹节明:不是。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的发展,不能背离中医药理论,这是前提,这是核心同时也要认识到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人们对中医药的要求也在与时俱进,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是说,无论是中医药理论,或是成功的诊断治疗,还需要现代科学、医学知识的解释和表述,需要用现代先进的科技手段的证明,更需要立足现实,应用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改进、丰富与发展中医药理论,以及治疗与诊断技术,这些都是中医药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
各种科学、学科都是伴随社会经济的进步而得到发展,西医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不断吸收、借鉴各相关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而丰富与快速发展了自己。中医药学在过去两千年的发展实践中也是如此,但在今后的发展中,更迫切需要加速吸收、应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包括西医西药学的知识和技术,以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这不是“中医药西化”。
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是两种医药学,两者都是科学,各有所长。西医药不能、也不可能“包打天下”。那种只承认西医学是科学,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现实生活中,对部分人固守的“即使中医药能治好西医药治不了的病,但由于与西医学模式不符,便是不科学”的观点是极不可取的。因此,正如不能将西医药纳入中医药的评价体系中一样,也不能将中医药纳入西医药的评价体系和轨道之中。
中医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
记者:中医药究竟该如何创新
邹节明:中医药学有两大特色和优势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复方”是中医辨证论治的主要措施。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要继承传统中医药理论之精髓,淘汰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要运用现代先进科技,对传统中医药理论、诊断与治疗进行诠释、改进和发展,形成现代中医药理论体系以及现代中医的诊断与治疗体系。
在实践上,中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总结临床规律,将中医治疗经验上升到常规治疗层面,便于更多的人去把握和领悟,尽可能变人自为战的“作坊式操作”为规范化的“生产流程”作为各级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技术中心,要努力开发疗效好、服用安全、质量可控的现代中成药,即以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组方,采用现代先进科技为手段,以现代科技水平的工艺将中药材或中药的有效部位或中药提取物制成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中药制剂,其功能和主治可分别用中、西医术语表述,并有利于合法进入国际医药市场,实现药理作用机制明确、有效成分清楚、制剂工艺先进、质量可控等。这也是中医药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
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有一大批有献身精神的中医药工作者,包括学者、医生、企业家,共同来推进这项事业。
记者:您认为,发展和创新中医药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邹节明:首先是保护13亿中国人的健康其次是让中医中药合法进入国际市场,惠及世界人民。
提醒您：中医药文化如何继承与创新 此民间偏方来源于网络，使用前请遵医嘱。早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人们发现食用了某些动、植物后具有减轻或消除病痛的功效，这就是认识中药的起源。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和“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人们在烘火取暖时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逐渐形成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劳作时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其他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初步形成了原始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医祖”。
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问世。全面系统阐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疗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理观念，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
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
《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瘟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被中医界称为“医圣”。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较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1600多年。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两册典籍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孙思邈还提出“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宋代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作为最早的教学模型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宋朝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目前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和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明清时期，中医药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突出代表是医家李时珍历时27年之久写成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部史作自1593年起先后被翻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时珍也被誉为“东方达尔文”。
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及《温热经纬》等。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明清时期中医药的发展也带动了中药堂、中药铺的兴起。广誉远创始于明嘉靖年间1541年，是中医药史上现存最悠久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创建于1600年，是现存最古老的中药堂，取名陈李济，寓意“陈李结缘，同心济世”。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同仁堂、雷允上、九芝堂等中药堂，这些距今三、五百年的老字号，虽历经朝代更迭、战乱洗礼，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坚守着以传统制药的制作技艺为基础，造福百姓的信念，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在中医药漫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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