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可以将红学看作《红楼梦》的一种延续，不要单单只是从作品的完整程度上去考量、去定义，这种延续也不仅仅是《红楼梦》内容人物上的深究，更多的是体现文化，往大了去说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体点就是古人的一举一动、仪态尊荣、饮食起居等等，都是浓缩的精华，都需要我们不断的传承和继承，红学的意义还可以更大更广，局限定义是最狭隘的。
《红楼梦》不完整，因为后四十回不是曹老写的，人物设定、写文风格等和曹老都差的太多，很明显是不同的人的文笔，有人接受不了这样的《红楼梦》，于是放弃了后四十回，他们认为不正统。其实，这种想法就很狭隘，为什么要把它当做一个故事来看待呢？曹先生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极大又极具体的框架，内容、人物、剧情、整个社会背景都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了。
大家看到了鲜活立体的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看到了贾府从最开始的高处起家，到后来一直的繁荣，再到最后的落没，一点一点，字里行间都给足了暗示。有些极具文学性，含沙射影的，没有一点文化功底的人看这个就跟看历史一样。因为他不懂里面更深层的意义，不懂“晴为黛影，袭为钗副”，不懂秦可卿这个人物存在的意义，甚至看不懂王熙凤的泼辣、香菱的悲乐。
红学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你说若是《红楼梦》全都是曹雪芹写的，能一五一十的全给你交代清楚吗？那样敏感的政治背景，能在一章回一句话里说明白了吗，那么多人物，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其背后所代表的势力阶层，都是需要一点一点去探究的。《红楼梦》不是白话文，是前前后后牵扯到无数细节的连贯的一整个时代，红学，始终存在，并且一直会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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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红学？
什么是红学呢?答案很简单，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人物的研究；对《红楼梦》作者生平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红楼梦》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
由于爱好者、研究者众多，红学日益成为“显学”，其“热闹”程度大有超过甲骨学、敦煌学之势。
红学一词，开始出现的时候，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据李放《八旗画录》注记载：“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
民国初年，有个叫朱昌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有人问他“治何经”，他对人家说，他所治的“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原来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个“红”字。
红学的出现几乎与《红楼梦》的出现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红楼梦》尚未完成，红学就出现了。脂砚斋所作的评语，就是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所作的。脂评牵涉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是标准的、而且十分可贵的红学资料。
红学又分为旧红学与新红学。所谓旧红学，指的是五四时期以前，有关《红楼梦》的评点、索引、题咏。新红学则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胡适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胡适虽然遭受批判，但这些观点却普遍被人接受。近几年来，随着红学的深入发展，新红学的基本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杯疑，而屡遭批判的索隐派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红学的概念本来是很清楚的。然而周汝昌先生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讲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在周先生看来，红学主要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到《红楼梦》的“本事”问题上，即《红楼梦》写的是谁家事。
周先生的意见，其实是想突出红学的“重点”。因为周先生本人，一直在曹雪芹的研究及脂评、版本、探佚上下功夫。但他把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显然是不妥当的，自然遭到了一些人士的反对。
针对这种诘难，周先生主张，红学“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无所区别，或全然一样。”因此，主张“红学”与“红楼梦(作品)研究”区别开来。
对红学概念的理解不同，实质上牵涉到红学研究中何为重点，红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应必诚、赵齐平等人，都对周汝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主张不应该人为地割裂红学。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但不应被排斥于红学之外，相反，倒应该成为红学的重点。
周先生的观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自从胡适以来，“红学”的“正宗”一直以考据为主，很多有名的红学家，都是从考证作者的家世和版本入手的，而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周先生的观点，实际上点明了红学的这种客观状况。
对于这种以“曹学”代替红学，以史学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的现象，红学界早有所不满。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指出《红楼梦》描写的是一个理想世界，而考证派则要将这个理想世界拉回到现实中来。
《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研究与《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评点的研究，都是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前者，红学就失去了目的，没有后者，红学就失去了基础。红学家们大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学力，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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