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北京同仁堂是浙江商人在北京发起的。
在南京用同仁堂做店名有几家呢？
如水西门大街上，五台山网球对面等等
余天成堂创始人余游园，是浙江宁波庄桥半路庵人，其祖辈均以务农为主。游园公是种田好手，又有经济头脑，除了种粮食外，还自己种植和收购雪里蕻菜，然后精心腌制成咸菜，装船运到松江去卖，每年如此。他的船停泊在松江西门外河边，咸菜摊就摆在长桥头的一家中药店门前。由于他腌的咸菜质优价廉，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他为人和气，所以生意很好。他年复一年到松江卖咸菜，得来的银两就存放在这家药店里。当他50多岁时，感到自己已经年老，况且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已成了家，打算以后不再这么辛苦远途到松江府卖咸菜，于是请这家药店老板结清存款。而这家药店老板已无法还清这笔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况且药店老板也想叶落归根回宁波老家去安度晚年，便将药店资财作抵账，盘给了游园公。游园公“无心插柳柳成荫”，喜不自胜，认为是天公作成，当即返乡，邀集亲朋好友，并委派族内懂得药材生意的人前来管理。为了使药店开得成功，他以余氏为“姓”，以“天禄同寿， 成德长生”为意，定店名为余天成。自 从“余天成”招牌挂起来后，药店的生意日益兴隆。按老一辈人的说法，是他“命好”，而实际上这是同他多年来一直在松江规规矩矩卖咸菜得来的声誉与店里严格的管理分不开的。此后余氏子孙中从事中药业的人多了起来，半路庵余家也发达起来，那时在庄桥一带流传这样的话：“童姚马泾张,银子好打墙；半路庵余家，人参炒咸菜。”
从小学徒到“阿大先生”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余天成堂的第三代传人，游园公四子全吉的长子——余修初。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余修初曾是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首任阿大先生。松江余天成堂的掌门人何以被“红顶商人”相中，转战杭州，入主胡庆余堂？这还得从他在余天成堂的经历说起。
余修初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但他无意功名，对家传治病救人的药业倒是颇感兴趣。13岁那年，他就进了余天成堂当学徒。店里的老师傅一见老东家的长孙来学生意，都对他毕恭毕敬，杂活累活哪里敢使唤他来做。余修初发愁了，他找到老师傅恳求他们千万别把自己当少爷“供”着，让他从最低层的活干起，一有过错闪失就当面指正。就这样，余修初虚心求教，眼观心记，店里各种药材的性能功效、加工技术、炮制方法全了然于胸，从工场到店堂的各项事务也都熟练掌握。
当初“学生意”的小学徒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了“站柜台”的正式店员，最后挑起药店大梁，升任“阿大先生”，经年积累，他对经营药店之道也有了成熟的见解：开药店绝不能昧心赚钱，治病给药容不得半点马虎，必须货真价实，老少无欺。余天成堂设有名医坐堂，如遇贫病，施诊给药，分文不取，门前备有茶水，供病家和行人饮用。祖父游园公的办店宗旨言犹在耳，而祖父当年卖咸菜，坚持“自产、自做、自销”的经验也让余修初很受启发，在经营药店中，产供销每个环节他都严加管理，把好每一道关。
在余修初的努力下，余天成堂名声日隆，达至鼎盛，四方病家寻医问药，余天成堂必是不二之选。当时药店附近就是松江岳庙，庙里香火旺盛。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邻县、邻省便有大批香客上岳庙进香，在回乡时常到余天成堂购买该店知名的中成药，带回去自用或分赠亲友。尤其在农历七月半和十月初一，香客摩肩接踵，药店门庭若市，“余天成堂”的名声也因此远播苏杭。
胡雪岩面试相中余修初
余天成堂始发迹，胡庆余堂终扬名。这胡庆余堂就是由红顶巨商胡雪岩在清同治13年于杭州创办的中药店，时有“江南药王”之誉。胡庆余堂的发展过程中，首任“阿大”余修初作为胡雪岩的得力助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徽商胡雪岩搏杀商场，曾经营过钱庄、典当、丝行、茶叶、地产等等行业，创业中期，他涉足药业，自知对这一领域尚不熟悉，于是在《申报》等报章上刊登广告，重金招聘阿大先生。一天，药店筹建处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求见胡雪岩。见到胡雪岩后，他就掏出一把算盘打了一通，声称自己精于算计，对药店的规模和经营利润早已摸清，如果让他来当经理，两年内赚取10万两白银不在话下。胡雪岩一笑谢绝了。几天后，又来了一位应聘的小店老板。他的经营策略是以稳求胜，先赚小钱，再赚大钱。胡雪岩又笑了：“可惜我不是小本经营。”又有一天，有人向胡雪岩提起，松江余天成堂的经理兼股东余修初很有魄力，治店有方，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胡雪岩立即起身，亲去松江登门察访。
余修初凭借自己丰富的经营经验侃侃而谈：办药业者，须以“仁术”为先，不应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如此，上天才会给以回报。否则，不如去多开几家当铺、钱庄更易赚钱。并且要想成大气候，办大药业，就必须不顾血本，以大资金投入创办药厂、药号、药行和门市一条龙。胡雪岩一听大喜，对余修初的经营之道相当赞许，当即以重金聘其为胡庆余堂第一任经理。
“是乃仁术”和“金铲银锅”
胡庆余堂在创办过程中提出了 “戒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宗旨，这与余修初经营余天成堂的理念可谓一脉相承。
据说，俞修初还曾建议胡雪岩，如想把胡庆余堂办成国内首屈一指的大药房，就要敢于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信誉高了再大干一场不迟。这个想法堪称大胆，但胡雪岩深以为意。药店开张不久，一批湖州的香客到杭州烧香，哀叹家乡瘟疫四起，百姓深受其苦。胡雪岩得知后，不假思索，送给他们每人一瓶辟瘟丹和大包痧药，还派伙计到水陆码头等交通要道向百姓免费赠送辟瘟痧药3年。店内伙计对胡老板如此大方甚为不解，唯独余修初心领神会，笑道：“是乃仁术也！”从此，“是乃仁术”四个大字便刻上了胡庆余堂高大的青砖门楼。
在俞修初的打理下，胡庆余堂在“真”和“精”字上狠下功夫。传统中药行业中，炼制药品用的锅铲多为铁制或铜制的，唯独胡庆余堂采用的是独一无二的“金铲银锅”，这套工具的发现，俞修初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古方记载，“局方紫金丹”是一味镇惊通窍的急救药，十分名贵。附近药店有这味药出售，但效果并不理想。胡庆余堂也试制过这种药，同样没有达到预想的疗效。在俞修初建议下，胡庆余堂邀请诸多名医、药师共商改进意见。但是众人面面相觑，无一良策。正在这时，一位职位不高的老药工走过门口，欲言又止。在场的都是国手名医，也实在轮不到他说话。这一幕被细心的余修初看在眼里，他自小便跟着老师傅学生意，知道他们的经验往往深不可测，可谓高手出自民间。于是，会后他便去向那个老药工虚心求教。这位老药工见俞修初如此诚恳，这才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干这一行已有60余年。他家几代做药工，祖父曾告诉他，制作“局方紫金丹”要用金铲银锅方能保持药效。俞修初向胡雪岩报告此事，胡氏当即拍板：“为了药效，不惜血本！”让俞修初请来杭州城最有名的金银匠，经核算，一只金铲需黄金4两多（133克），一只银锅需白银近4斤（1835克），绝对价格不菲。其实“金铲银锅”绝非为了追求表面奢华，其功能不难理解，局方紫金丹中的一味：朱砂药性较活，易与铜或铁起化学反应而降低药效，用金银器就能有效避免这一问题。“金铲银锅”打造好后，“紫金丹”的功效明显提高了。
百年老店的世代传承
余修初之所以能安心离开松江赴杭州去大展宏图，主要是因为余天成堂店基已稳，后继有人，其子余五卿已能顺利接班。余五卿是其六个弟兄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他办事有魄力，又是本店出身的内行， 家住与余天成堂药店近在咫尺的高家弄内。每天一早到店，一直到打烊后才离去。在他管理下，店堂与工场，前前后后，井井有条，生意仍然兴旺。当时 余天成堂除了出售一般的中药以外，还搜集民间药方，以独特秘方精制了独特的丸散膏丹，并以“鹿鹤”浮图为标记。如全鹿丸、人参再造丸、行军散、脑砂膏、首乌延寿丹、辟瘟丹等。其中全鹿丸和人参再造丸治疗脱力效果特别好，深受老人和农家喜爱。另外店里特制的脑砂膏治疗冻疮也有特效，销量尤其高。
1912年，余五卿病重返乡，把余天成堂药店交与他的独子余鲁珍打理。余鲁珍是个纨绔子弟，一向住在上海“租界”里，“遥控指挥”店务。他挥霍成性，嗜赌若命，早已债台高筑。余五卿病逝后，余鲁珍又被债主紧紧逼债，他走投无路，便自恃大股东又是“阿大先生”，不顾其他股东的反对，便把余天成堂药店盘给了宁波邵氏人家。余邵两家原是姻亲，对方考虑到日后的生意，要求保留“余天成堂”这块招牌，但这与余氏没有关系了。
从游园公创建余天成堂到余鲁珍把其盘掉，余氏共经营了五代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松江老店被毁，余天成堂曾一度迁至上海市区“大世界”斜对面营业。目前，余天成堂药店仍在松江区内原址营业。老屋翻修一新，规模也扩大了许多。同仁们在保持严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开拓，业务蓬蓬勃勃，被授予了“中华老字号”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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