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全书共有多少卷？

张仲景的《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除重复外，共397法，113方。在传染病的辨证与治疗上，张仲景首倡以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辨证为纲，对伤寒各病的辨脉审证大法和立方用药规律作了全面论述。

有人把汉代比作中医史上的罗马时期，主要由于产生了两个“医圣”、三大医典。北方青、徐（今山东、江苏）一带的神医华佗，以外科术著称。在南方荆襄（今湖北）一带活动，能与之颉颃的人物就是张仲景，其所著《伤寒杂病论》是内科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三大医典之一（另两部是《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宋代名医许叔微曾说：“不读仲景书，犹如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医学之有张仲景，犹如儒学之有孔仲尼，所以人称“医圣”。遗憾的是，他虽有著作传世，也像大多数古代科技人物一样，史书中并没有为他立传，因而他的事迹大都泯灭无闻。仅就所能见到的零星史料及流传下来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作一概介。

张仲景张仲景（147或150—219），名机，以字行世。东汉时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人。他家庭富裕，从小勤奋好学。当他从史书中看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时，对扁鹊望气色便知疾病的技能，很是感动，因而对医学发生了兴趣，认为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业，决心研习医术。还是童年时，他就拜家乡名医张伯祖为师。张伯祖见他对医学专心致志，就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全部传授给他。在学习过程中张仲景已显示出在医道方面的卓越才能。《太平御览》引《何颐别传》说，何颐善识人才，以此天下闻名。何颐一见少年张仲景，便断言他“用思精密”，将来必为良医。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言和《太平广记》都曾记述他神话般的高超医术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十七岁见到张仲景，张仲景就说王粲有病，应服“玉石汤”，不然。病势浸成。三十岁眉毛就会脱落（今称麻疯病，此病潜伏期很长）。张仲景能识之于初，说明他对地方病很有研究。只是王粲少年成名，正是才气横溢，精力旺盛，不以张仲景的话为然。谁知三十岁时，眉毛果然脱落，有人不信此记载，因为《魏书》只说他四十一岁因病（未言何病）死于征吴道上。这种壮年而死，正是由于长期患慢性病，加上征途劳累，病情急剧恶化所致。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政治极其腐败，军阀割据，战乱连绵，加以瘟疫流行，灾难深重，人民幸免于兵祸的，又被瘟疫夺去生命。曹植对瘟疫流行的惨状有诗描写“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而瘟疫中的主要一种就是伤寒病。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自建安以来十年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人民疾苦与自身遭遇，促使他决意研究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奔波于患者之间，以行医为终生事业。有的文献说他曾举过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但从《后汉书》和《三国志》等正史查考，建安以来在长沙为太守者，并无张机其人。

张仲景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风高尚，他把“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作为行医目标，痛恨那些玩忽职守，视人命如儿戏的庸医。东汉末，寸关尺诊脉法已经流行。为了慎重，他主张不单诊寸、关、尺脉。西汉以前，有《素问》的三部九候诊脉法：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古代风景画鉴赏部”：每部取天、地、人三个部位，共九个部位，名为“九候”；“九候”又分左右，合为十八诊，必诊遍这些部位才得确诊。比起寸关尺法麻烦许多，却易把握病情。自东汉产生寸、关、尺法后，三部九候诊断渐已不行，张仲景认为那种“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伤寒论》自序），就胡乱开方是难以治好病症的。故他独能不殚其烦，主张参行三部九候法。

张仲景在一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是这种研究和实践的产物。他看到《内经·素问》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他根据自己实践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但发病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名称。冬天因受寒而发病的叫伤寒；春天受寒发病的叫温病；夏古代扇画天受寒发病的叫暑病。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以至用药，都有细致的论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中医学著作。其中在理论上叙述的有二十二篇，治疗原则三百九十七法，记治传染病三十种，共列出一百三十三个药方。按明朝徐镕的说法，晋太医王叔和始加阐明、扩充，并编次成两书：一名《伤寒论》，一名《金匮玉函要略经》。前者是专论述外感疾病的专书，后者论述内科、杂病，兼及外科、妇科的病症。今传《伤寒论》是宋朝林亿、孙奇等人校定本，分十卷，二十二篇，除去重复计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匮玉函要略经》亦简称《金匮要略》曾一度失传，宋人王洙从馆阁蠹筒中发现了残本，抄行于世。书分三卷：前论伤寒，中论杂，病，末载医方，兼论妇科病。宋神宗熙宁间，必秘阁校理林亿等奉敕校定医书，因上卷过于简略，但取杂病以下，又将末卷医方散附各病名下，以便拣用，共得二百六十二方，合二十五篇。内容有研究病因、病机、疾病分类和诊断等部分；治疗所用剂型有汤、丸、散、酒、洗、熏、坐。张仲景的医学成就从以上二部著作中考察，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医疗方法（即诊断），二是关于中药处方（即治疗）。上古医病主要用针灸法，从战国时起，药物疗法的经验逐渐积累下来，后来出现了《山海经》和《神农本草》等中药学书籍。但它们对医疗方法没有涉及。张仲景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出要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方法。《伤寒论》从疾病所在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辨证八纲”。根据“八纲”诊断病症，他又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的温、清、补、和、汗、吐、下、消的治疗方法，后世称之为中医“八法”。张仲景认为，这些治疗方法，都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运用，要使用得当，才能奏效。他还认为，有的病症可以“寒用热治”，“热用寒治”，既可以“先表后里”，也可以“先里后表”。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常例和变例，必须靠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去认真掌握和灵活运用。

其次，张仲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成方，如以发汗排毒的麻黄汤、桂枝汤；治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细菌性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等等，至今中医里有许多方剂，都是从张仲景的方剂变化而来的。不仅丰富了中药方剂这个医学宝库，并且在中药的炮制和方剂的配伍等方面也都有所总结和创造。

在方剂的配伍方面，张仲景是有所发明的。中药方从单方逐渐发展为复方，由于复方是由多味药组成，配制时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即一方之中，必以某药为主（君），某药为辅（臣或佐使）。《神农本草》单纯按照药物的性质分类；《素问》规定一方之中，君臣剂量，各有固定比例。《伤寒论》则是完全按照病势，酌情增减。比起《本草》和《素问》的配制方法更为科学。后世中医有“因病立方”，而不“立方待病”的原则，就是在《伤寒论》的影响下确立的。

张仲景既重视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提出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古代山水画鉴赏的保健方法，还提倡练气功、按摩等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病人治病时，不仅注意用医方治病，还注重针灸等理疗。他常给人用灌肠法导便和用人工呼吸法去抢救昏厥的病人。

张仲景的著作很多，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要方》一卷，《疗妇人方）一卷，《五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等，可惜都没保存下来。

张仲景生活的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毕竟还不高，这使他的医学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在病理方面，还不能彻底肃清五行说的影响。他的医学理论，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实际。他的医学著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所以，后代的中医评论他的《伤寒杂病论》说：有治大人病的方剂，没有治小孩病的；有治北方病的，没有治南方病的。

但张仲景一生的研究与实践，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难经》等并奉为医学经典著作，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张仲景的著作影响及于海外，至今日本不少医生专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采用原法原方治病，而且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经过科学研究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见，这位”医圣”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

《伤寒论》，大致是阐述大圣人的思想，各家都无法比拟。从前晋朝的皇甫谧写的《甲乙针经》说：伊尹以大圣人的才能，根据《神农本草》，记载了汤液配方。汉朝的张仲景又增加了汤液药方，写成几十卷，大多都很灵验。近代的太医令王叔和，又阐述张仲景的论述非常精辟，也是可以采用的。张仲景传承伊尹的方法，伊尹传承神农的方法，这不就是说《伤寒论》是阐述大圣人的思想吗？

张仲景在《汉书》中没有传记记载。在《名医录》中有：张仲景，南阳人，叫张机，仲景是他的字。被举荐为孝廉，作官做到长沙太守。那时才开始向同郡的张伯祖学习医术。当时的人说，张仲景的见解精妙比他的老师还高。他的论著，语言精炼而且深奥；方法简单但很详细，不是浅陋的人所能比的。从张仲景到现在八百多年，只有王叔和能学习到他的医术。这之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等人，并不是没有才能，但各成一家，不能深入研究张仲景的理论。开宝（宋太祖年号）年间，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张仲景的著作献给皇上。但是文字道理有许多谬误，没有经过考正。历代虽然收藏在书库里，也欠缺校正，致使治病的医生们，满天下都没有懂得此书的。国家下令读书人来校正医书，我也被选中。我认为各种急病，最厉害的就是伤寒。

现在先校定张仲景的《伤寒论》十卷，总共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种方法，删除重复的，共有一百一十二个药方，请朝廷颁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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