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
(一)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津门名医李日伦、顾小痴、丁蔚然等老中医的培养教育。尤其在20余年跟随继承哈荔田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等方面,尽得其真传,哈氏医学第四代传人。在与他们共诊中对哈老治疗妇女病应重视调理脾胃、气分药的应用及治疗妇科疾病的整体观等学术思想。又如顾老的治方严谨,用药精辟;李老以经方治疗疑难病症;丁老调经从肝论治等经验。通过广学博求、学识渐增,在理论及学术上有较大提高,不仅学习了老前辈医术,更重要的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崇高的医德。哈老常教诲:“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张氏一生中以此为宗旨,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二)采百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1、注重妇科病的整体观:整体观念是中医的基本观念,中医学认为,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体内各脏器之间及体内脏器与体表各组织器官之间,即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通过经络联系使人体在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上,保持着内外相关的整体性。体现在妇科方面,首先要以相互联系的观点,全面地、整体地认识妇女的生理特点和病理变化,其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与诸脏腑功能盛衰、气血的盈亏密切相关。因此,妇女的经、孕、乳、产等各方面疾病都不只是胞宫局部器官的病变,而是肌体在致痛动因作用下的整体反应,因此,对于妇科疾病的探讨必须从整体出发。
2、补肾八法在妇科上的应用: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其功能涉及到人体的生长、发育及抗病能力,涉及各脏腑的功能盛衰。妇女从生到老的整个发育过程,特别是妇女月经的产生与调节以及胎产都与肾的功能息息相关。所以肾气盛衰实为妇科经、带、胎、产等疾病重要环节,应用补肾法来治疗妇科疾病,正是体现了中医“治病求其本“的精神。临床常用补肾调经法、补肾摄血法、补肾通经法、补肾调肝法、补肾扶脾发、补肾助孕法、补肾安胎法、补肾软坚法等。在治疗月经不调、闭经、宫血、经前紧张症、更年期综合症、不孕症、先兆流产等疾病均取得显著疗效。
3、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法在妇科上的应用:气血流畅、冲任充盛,是经、带、胎、产等生理功能正常的重要保证,瘀留冲任则导致妇科疾病,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囊腺(瘤)型增生等其发病机理,均为瘀血积于胞宫,日久成徵,因此分别采用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法,清热利湿、软坚散结法;益肾软坚法,拟定了“消徵丸”、“散结丹”、“二甲丸”等中成药进行多年临床观察与机理实验研究,疗效颇佳。
4、内外并治:临床上内服药物作用,主要在调整脏腑气血,以提高肌体抗病能力,从根本上消除病灶。而外治法的应用,多在于针对病灶局部,缓解病状,以减轻病人痛苦,此属治标之法,能更好地发挥内服药物的治疗作用,二者相得益彰。对于妇科疾病的治疗,根据病情或用内服药,或予外治法,或在服用内服药同时,辅以恰当的外治法,以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常用外治法有:熏洗法、宫颈上药法、直肠灌药离子导入等。
5、提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张氏精通中西医妇科理论,认为中医与西医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二者又同时以认识人类自身为己任,以防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为目标。因此,在对疾病的诊疗中,二者存在着众多的结合点,临床中主张二者有机的结合。认为西医的辨病是对局部病变的认识,定位、定性明确、细致,而中医的辨证则是对病因、病机、病位及性质等诸多因素综合分析后做出的证候诊断,具有整体观念。采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有利于诊断的准确性和疗效的可靠性,对妇产疾病尤其有重要意义。如治疗崩漏证,认为崩漏辨证不外虚、实两端,虚者为肝肾阴虚和脾胃阳虚,实者为血热和血瘀。其辨病则相当与西医的无排卵型功血病、生殖器炎症和某些生殖器肿瘤引起的不规则阴道出血。至于治疗,按出血期和非出血期分阶段治疗。出血期,按中医常规辨证分型进行治疗。非出血期,则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如青春期崩漏患者多伴子宫内膜萎缩,辨证多属肝肾不足,治以调养肝肾,恢复周期为主,用定经汤或左归丸加减;更年期或育龄期伴子宫内膜腺囊(病)型增生者,辨证为肾虚挟瘀,治于益肾软坚法,方用“二甲丸”(同上);子宫肌瘤引起崩漏者,以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为主,方用“消徵丸” (张氏经验方)。主要药物:夏枯草、穿山甲、牡蛎、三棱等;盆腔炎等引起者治以清热利湿、软坚散结,方用“散结丹”(张氏经验方)主要药物:半边莲、红藤、天葵子等。上述三个经验方,经多年临床观察与机理实验研究,疗效颇佳。
(三)中西结合,取长补短
张氏先学西医,后学中医,掌握中、西医理论与诊疗技术,中医与西医在疾病的诊疗中存在着众多结合点,在临床实践中,取长补短,形成合理的结合,发挥其相得益彰的效果。在临床上取得疗效之后,方能进行临床研究,理论探讨及剂型改革。如临床中对月经不调、闭经、宫血、不孕症等,利用现代医学手段进行诊断,对病程久、病程重的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比单一治疗更有效。另外,在科研上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先后进行“消徵丸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疗效观察”等课题研究,不仅肯定疗效,而且进行了实验与机理研究。
(四)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张氏从医40余年中,始终兼教,承担授课与临床带教,教学认真负责,不仅教术而且教德,要求每个学生要有敬业精神,让学生认识到“医术乃救人之道,医德系立人之本”。先后承担中医学院历届本科生、国际留学生、研究生及全国各地进修生数千名的临床带教,历届妇科研究生毕业论文与答辩的评审,可谓桃李满天下。
张氏从事中西医结合妇科医疗、教学、科研40余年,精通中西医理论,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以补肾调经法调节机体内分泌的理论,再临床实践中治疗月经不调、功能性子宫出血、不孕症、妇科各种炎症均获满意疗效。尤其擅长研究妇科疑难杂症、奇症、急症均有治验。张氏研制出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盆腔炎、宫颈炎等中成药,广泛应用于临床,疗效颇佳,其经验多次在全国会议进行交流,每年经治患者万人以上。撰写论文40余篇,主攻“中药计划生育的研究”。“中医药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研究”荣获天津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康宫丸预防剖腹产术后无乳症临床观察”、“消徵丸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研究”参加国际会议交流;“中医药治疗子宫内膜腺囊(瘤)型增生研究”在全国疑难症会议交流;现正在主持研究的“二甲丸治疗子宫内膜腺囊型增生疗效机理研究”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标课题。主要著作有《中医妇科验方选>《哈荔田妇科医案医话选》、《现代中医妇产科学》等。在医学教育工作中,一直从事课堂教学和临床教学,多年来培养了大量研究生、全国各地进修生、外国留学生及历届本科生,传帮带本科青年医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座右铭:医术乃救人之道,医德乃立人之本。
影响我中医之路的五大因素一、家乡的一批名老中医
我很庆幸,我生活家乡江阴,这里是一个中医之乡。江阴过去有写《风痨臌膈四大证治》的姜礼,近代有温病学家柳宝诒,写过《温热逢源》,其编的《柳选四家医案》也风靡海内;近代经方家曹颖甫更是江阴中医杰出的代表。等我学习中医时,江阴有一批省级名老中医,当时号称有中医四大金刚。
我的启蒙老师叶秉仁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叶先生是四十年代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精通中西两法,临床的经验相当丰富,教给我很多东西,是一位非常重视西医技术的老中医,他的治学格言是“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
第二位要提到的是夏奕钧先生,他是苏南伤寒派朱莘农先生的弟子,性格开朗、禀性聪慧,看病时全神贯注。临床擅用黄连治伤寒等发热性疾病,外号夏川连,常用泻心汤、桂甘龙牡汤等,当时我在卫生局编写组时,夏老是主编,在他手下工作,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朱家伤寒派的诊疗风格。
第三位是邢鹂江先生,与夏老是同学。邢老的毛笔字工整端庄,文采非常好,医案遣词用句非常美。他一生清贫,但对中医一往情深。他说,人生只要一桌一椅一床,足矣!70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但我有时晚上去他的单人宿舍,邢老就特别开心,他会给我泡上一杯牛奶(当时奶粉是奢侈品),然后为我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他当年治疗重证大病的经过,也有中医界的趣闻轶事。
第四位是陈嘉栋先生,擅长使用张锡纯的药方,并喜欢收集民间验方,临床经常有一些奇方奇法,毛笔字写得很飘逸。
除上面以外,江阴还有名医夏武英先生,他擅用攻下法治内伤杂病。郁祖祺先生,组方独特,多属其经验方药。周慕丹先生,治疗妇科疾病善用清利湿热的药物,如碧玉散、黄芩、地骨皮等;还有镇江医学院的曹永康教授,擅用桂枝汤加味,对业师朱莘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经验有较大发挥。江阴的老中医们,都是临床家,他们不谈空玄的理论,而重视实际疗效,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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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秦汉时期,出现过一大批优秀的医学家,如扁鹊、华佗、淳于意等。虽然没有妇产专科著作流传下来,却有许多有关妇产科的医案见诸史籍。最令人叹服的是华佗运用望、问、闻、切四诊合诊,正确判断“死胎”并调服中药打下死胎的有关记载,这是我国妇产科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有三篇文字专论妇人病,比较详尽地论述了女子妊娠、产后及一些杂病的脉证和疗法,是妇产科学的经典之作,为以后妇产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88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关于妇科病的记载有哪些?
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医药学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许多著名医家及医著中,都有关于妇人的专篇论述。如王叔和的《脉经》第九卷,就专为妇人病而设。他是首次论述妇科“崩”症的医生,并提出了“居经”、“避年”是一种异常的生理性月经的观点。南齐的《诸氏遗产》倡导晚婚晚育及节欲的风气。北齐徐之才则论述了女子围产期的卫生及婴孩逐月发展的生理变化。隋朝《诸病源候论》中有关妇科病的记载达8卷之多。孙思邈则更重视妇科。在他的《千金方》中将妇人方3卷立于卷首,并竭力主张设立妇产专科。在这基础上,至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诞生了第一部妇产科专著,即咎殷撰写的《经效产宝》。全书共3卷加论,对妊娠、难产、产后等的常见病的诊治均作了详尽的论述,共载方3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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