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先麟齿科医疗团队为每一位客人提供全面的技术服务，显微根管技术，激光，无痛注射技术，CBCT成像，隐形矫正技术，智能化的患者管理软件，舒适的牙科综合治疗台等等，通过最新的国际口腔医疗技术，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佘先麟及龚淼夫妇不仅在口腔专业中拥有较高的职业素养，滚烫的血液里也同样流淌着几代人牙科知识的传承。
佘先麟的母亲和外公已经是扬名在外的牙科医生，从小就受到牙科熏陶的他，对牙科有着更深厚的知识基础。懂事后立志当一名牙科医生的他，在专业领域孜孜不倦地学习，造就了他如今高超的医术和一颗真诚为他人服务的心。
而龚淼的父母同样是驰骋在口腔医院一线的专业牙科医生，拥有着丰富的口腔治疗经验，为龚淼今后的牙科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为受到父母的职业精神感染，龚淼从小便培养了良好的价值观念和帮助他人解除口腔病痛的热情。
佘先麟医生及龚淼医生所创办的“佘先麟齿科”，始终坚持医生“回到椅旁”，秉承简单、专注、真诚的价值理念，信守专业理想和职业精神，在从业过程中始终怀有对病人的敬意，真诚和对事业的挚爱而获得病人的认可和尊重。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人，中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二年开始写小说，自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余华已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6部长篇小说，《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战栗》《我胆小如鼠》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以及《我能否相信自己》《高潮》《内心之死》《灵魂饭》《说话》《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间奏：余华的音乐笔记》《文学或者音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等13本随笔集。
1998年，凭借小说《活着》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3年，《许三观卖血记》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8年10月，凭借小说《兄弟》获得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余华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当时余华的母亲在浙江医院，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余华一岁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流行一种血吸虫病，余华的父亲加入防疫大队到了厦门，之后又到了海盐，当时海盐县正在筹备成立一个医院，余华的父亲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梦想，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决定留在海盐。余华的父亲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有多么好，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余华的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他和他哥哥来到了海盐，余华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1967年余华开始上小学，这一年，WG也已经拉开序幕。WG开始后，医院的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草棚里进行。余华和哥哥在草棚旁玩消防队救火的游戏，哥哥划一根火柴点燃草棚的稻草，余华立刻用尿将火冲灭。可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尿无法和消防队的水龙头相比，它可以源源不断，而他们的尿却无法接二连三。当哥哥第二次将草棚点燃，吼叫着让余华快撒尿时，余华也只能对他苦笑了。当火势熊熊而起时，哥哥拔腿就跑，余华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余华看着医院里的人纷纷跑了出来，父亲提着一桶水冲在最前面，他立刻跑过去对我父亲说：这火是我哥哥放的。余华想表达的意思是想说这火不是他放的，他的声音十分响亮，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当时父亲只是“嗯”了一声，随后就从他身旁跑了过去。后来余华才明白当初的那句话对父亲意味着什么，那时候父亲正在被批斗，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救火当英雄的机会，结果一个浑小子迎上去拦住他，说了这么一句足可以使他萌生死意的话。
余华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工作比较忙，他们一家干脆搬到了医院里。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太平间是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面有一张水泥床。差不多隔几个晚上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余华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听了不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使得他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几次因为好奇他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余华说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小时候的余华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因为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余华的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当时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余华发抖，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一看到它就害怕。
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余华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形，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他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余华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感受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余华来说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余华读到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余华和他的朋友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当时他们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对自己有多少知识也是一无所知，高兴的毫无道理的。余华他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WG”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WG”结束的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基本没有认真学习过。
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余华考了两年没考上，干脆不考了，进入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他的同学都进了工厂，他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余华也一辈子从医。
余华是在“WG”中长大的，一九六七年上的小学，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这段时间刚好是“WG”十年。那是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WG”之前出版的文学作品被禁止销毁了，只留下一个鲁迅。一九七三年的夏天，那时已是“WG”后期，“WG”中关门的县图书馆重新开张，余华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个暑假，父亲给他和哥哥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图书馆很小，里面只有两个宽不超过一米、高只有两米的书架，里面的文学作品不超过三十本，全是一些现在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小说。余华很快就把书看完了，由于父母都是医生，家里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籍，另外还有很多《毛泽东选集》。
余华对于医学方面的书和《毛泽东选集》都不感兴趣，他只好去别的同学家里找书，结果同学家里的书也都是《毛泽东选集》。余华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在医学书籍和《毛泽东选集》之间选择，他选择了《毛泽东选集》。那时候每天广播里都在播放毛泽东说的话，余华已经熟悉套路了，可有一天他发现了新大陆，《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注解很好看，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余华就非常认真地读起了《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等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读完了，又没有东西读了，怎么办？余华就去看大字报。那个时候的大字报还是很好看的，“WG”进入了后期，大字报除了大篇幅的革命式句子外，开始有一些色情内容的描写，比如说谁和谁通奸，余华就在一排排大字报里面找“通奸”这个词，然后去看这些内容，当然内容很少，也没有性描写，但是有通奸故事。
“WG”后期，市面上流通的文学书籍很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没有结尾。余华看过很多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他很痛苦，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余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其实当余华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无意的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
余华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余华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余华，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劝余华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余华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1980年，余华二十岁。
1982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余华读到了川端康成的作品《伊豆的舞女》。这次偶然的阅读，导致余华一年之后正式开始写作，一直到1985年，余华的作品中都有很深的川端康成的影子。川端康成的作品笼罩了他最初的写作。那段时间余华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只接受普鲁斯特和曼斯菲尔德等少数几个多愁善感的作家。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卡夫卡。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读到了《乡村医生》。那部短篇使余华大吃一惊，小说竟然能这么写。在余华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他。在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余华。
1978年3月余华被分配到海盐的一个小卫生院做牙医，儿时由于家庭因素，余华的第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他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余华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
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表的打铁的卖肉的理发的卖爆米花的一字儿排开，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什么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齿在柜子上摆开，以此招徕顾客。余华当牙医的时候算是有点医生的味道了，大医院里叫口腔科，卫生院小，所以还是叫牙科。顾客主要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都不叫他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工作还是实行师徒制，余华到了卫生院后的师父姓沈，余华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卫生院的院长带余华过去的，告诉沈师傅余华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点点头，然后就让余华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上颚或者下颚，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他就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
沈师傅给余华示范了两次拔牙，之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说下面的病人让余华去处理。当时余华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就匆忙上阵了，他心里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余华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在等待麻醉的时候，他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候沈师傅递给他一支烟。抽完了烟，麻醉的药效也就开始了。余华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余华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拔掉了那颗该死的牙齿。
这份工作，从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三岁结束。没有病人的时候，余华经常看着窗外心里想“难道我的人生就是每天都面对着人类的嘴巴么？”。窗外是街道，余华看见文化馆的人从早到晚在外面逛街，他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上班，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啊。余华心里想这工作适合我啊，之后余华为了进入文化馆工作而开始尝试写作。
一九八二年开始余华身为一个这个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余华第一篇小说写的乌七八糟，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自我感觉里面有几句话写得特别好，他心想“我竟然能写出这么牛的句子来”，很得意，对自己有信心了，虽然这篇小说没有发表。然后写第二篇，里面好像有故事了。再写第三篇，不仅有故事，还有人物了，很幸运这第三篇发表了。八十年代初对于刚开始写作的无名之辈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后来的人再也不可能遇上。
中国从“WG”的浩劫里走出来还没几年，那是文学杂志的黄金时代，“WG”时停刊的文学杂志都复刊了，还有很多新的文学杂志创刊出来。当时的中国，只要是杂志几乎都是文学杂志。“WG”后开始写作的一批中国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写短篇小说，熟练了再写中篇小说，又熟练了开始写长篇小说。目标就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那时候出版成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
“WG”之后老一代作家复出后写出的作品，还有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这几年开始出名的作家，或者是出点小名的作家，他们写下的全部作品加起来都无法填满中国那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所以当时的编辑们都会认真读自由来稿，发现一篇好小说，发现一个有希望的作者，编辑会兴奋很长时间。余华就是这样向一个又一个文学杂志投稿。
投稿寄给《人民文学》就由《人民文学》付钱，寄给《收获》就由《收获》付钱，很友好。余华那时胃口很大，首先是寄《人民文学》和《收获》，退回来以后把他们的信封翻一个面，用胶水粘一下，剪掉一个角，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又退回来后，就寄到省一级的文学杂志，再退回来，再寄到地区级文学杂志。余华说，当时我的手稿走过的城市比我后来去过的城市还要多。
当时余华家里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他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他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
这样的遭遇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一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发表后，引起其他文学杂志编辑的关注，他们开始给余华写约稿信。余华就这样从胡乱投稿变成应约写稿，他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父亲展示，父亲问什么意思？他说，我出名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浙江海盐河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写完初稿的，然后余华拿着这篇小说去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北京文学》想发现新声音的作家，他们就向全国征集小说稿，结果小说稿像雪片一样飞进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们个个看花了眼，也没有发现几个他们期望中的新声音，他们后来只能从之前投稿过的作者里面找几个年轻的作者，余华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是李陀，李陀在中国文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下。李陀看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很兴奋，对《十八岁出门远行》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而且是头条。由于李陀的大力宣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李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但是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是《收获》，他对余华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收获》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余华能有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他，这一个人就是李陀。
余华在《收获》发表了那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这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作的时候他自觉得前面一半写得不错，后面一半就不自信了，当时他的责任编辑是李小林。李小林不接受，她对余华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余华二话没说，拿回去改，很快就改好了，拿到《收获》去之后，余华很兴奋的告诉李小林“我改好啦，这次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都要好”，李小林听了，看都不看，把书拿给旁边的人说，这个长篇，下一期发头条头版。
讲讲《活着》。一九九二年初的时候，余华在北京十平方米左右的家里睡午觉醒来，脑子里出现了“活着”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部他一直想写的小说的题目。他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他想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活着》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很多人把《活着》视为余华写作风格转变的作品，在前一年发表的《在细雨中呼喊》基本上延续了先锋文学时期的叙述风格，《活着》在叙述上确实转变了，这个转变不是说想转变就能转变的。有时候写作和人生一样，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994年，《活着》被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导演，葛优、巩俐主演。但此片由于提到了WG等敏感话题，当时在中国大陆并未公映。但是在国外大荧幕上上映后，《活着》立刻成为了各大奖项提名的常客。94年，该电影在法国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戛纳国际电影节人道精神奖，在英国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之后，《活着》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国外发行，立即引起了轰动。1998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直到现在《活着》依旧在每年各大畅销图书榜单名列前茅，目前累计销量已经达到2000万册，是纯文学小说的一个奇迹。余华常说“我靠《活着》活着”。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余华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余华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觉得是余华的成长的经历，决定了他在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余华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高中毕业。他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他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父母都是医生，他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他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消毒水的气味，习惯了号叫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而余华后期写作流露出的温暖和人文关怀则是余华逐渐走向成熟，和过去的岁月和解后的结果。
2005年，距离上一本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七年后，余华出版了自己寄予厚望的长篇小说《兄弟》。余华当时想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像《百年孤独》那样，余华想把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底层人民在社会变迁的大势下的生活用一本书写出来。《兄弟》上部出版之后，获得了还算不错的评价，但是下部出版之后，学界和读者对下部的荒诞和赤裸的描写都不是很能接受，余华当时到处去辩解，和他人去争执。余华很爱《兄弟》，他曾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他最爱的书是《兄弟》。2008年《兄弟》获得了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13年，余华出版了自己的第五本长篇小说《第七天》，该书以超现实的手法，以一个鬼魂的角度，描绘了当代社会的种种。我个人非常喜欢，其写作手法和莫言的《生死疲劳》类似。但是《第七天》在当时却受到了比《兄弟》还要猛烈的批评，但是这次余华没有去和别人争论过什么。2021年，余华出版了自己的第六本长篇小说《文城》，《文城》出版之后，各界好评如潮，获得各种奖项提名，是2021年销量最好的纯文学小说。余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版《文城》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挨骂了，但是这次却没人骂了，看来骂我的人都累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圈子的一些知名作家，大家平时关系都不错，因为臭味相投所以也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经常说一些趣事，这里分享两个。
1983年，余华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他和莫言分到了一个宿舍，同宿舍的莫言对余华有着如此印象：“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余华和莫言在鲁迅文学院的生活就是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他们写作时，写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歇一歇，但是一侧头就能看到对方，之后便灵感全无。当时每个房间只有一个柜子，有一天他们发现走廊上还有一个柜子闲在那里，他们两个就赶紧把柜子搬来，两个柜子被并排放在房间中央，这样房间就隔成两个区域了。莫言写《酒国》的时候，余华正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有时候写累了，他们俩往椅背上一靠，扭头的时候还是会从两个柜子中间的缝里看到对方，经常会互相看一眼，还是感觉很别扭。莫言那时候在总参文化部工作，在那里有一个宿舍，但是他不在那里住，一直住在鲁迅文学院。莫言有时候会去单位拿点什么，余华盼望他去了就住在总参的宿舍别回来，可他每次去单位都会回来。有一次莫言拿了一本旧日历回来，估计是在废品报刊里捡回来的，他把旧日历挂在两个柜子中间，挡住了那条缝，以后他们两个再也看不到对方了，然后顺利地把各自的小说写完。
马原当时是一个积极分子，很喜欢组织一些活动。当时他很热心地给辽宁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余华、莫言、史铁生、刘震云请了过去。这是余华认识史铁生以后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当时余华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刘震云身体比他和莫言强壮，负责背着铁生上火车，余华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史铁生走了，他比刘震云更强壮。他们在辽宁文学院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他们是北京队，他们让史铁生当守门员，史铁生坐在轮椅里，他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不过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史铁生踢坏了。余华告诉那些学生们，你们要是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所以学生们不敢往他们的球门踢，只能防守，不能进攻，整场比赛就是余华他们围着学生们的球门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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