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的肾病大家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及各类疑难重症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7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全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全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内外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全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全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不是。林秀彬看肾病不是骗子，林秀彬医生是治疗肾病的专家，是正规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肾衰竭、尿毒症、肾病综合征、肾小球肾炎、紫癜性肾炎、痛风肾病、lgA肾病、糖尿病肾病、泌尿系感染、腰痛、水肿、尿血尿频等各种肾脏疾病。

黄星垣又名茂和，字亚申。家境清贫，早年丧父，赖母为生，其母积劳成疾，苦无医治，故在幼年即怀习医济世之愿。1943年考入全公费的军医学校大学部，使习医之志，如愿以偿。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内迁贵州安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迁上海江湾复课，更名为国防医学院。入学之后，连续以学习成绩优异而名列前茅。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0月随第二野战军卫生部进军西南，此后一直在重庆从事临床医疗保健工作。1958年经选送离职学习中医两年半，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获中央卫生部颁发的一等奖。

学习中医之初，他对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库尚无深入了解，只抱着多学点本领，对解除患者疾苦总是有好处的想法，坚持了学习和研究中医药。30年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医药学不仅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医学，而且也是一门融医理、哲理、心理为一体，具有高深科学内容的人体生命科学。尽管在学习和工作上历尽困难和曲折，但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开辟的这条航道，是条正道，从而较为珍惜所学的内容，热爱自己的岗位。同时还体会到，西医学习中医的关键是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而且这种学和用，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

所谓“古为今用”，就是将古代医学的学术理论和医疗经验，用于今天防治疾病和保障人民的健康；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运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挖掘和阐发中医的特色，充分展示其专长；所谓“推陈出新”，就是把西医和中医知识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为总结探索出新的学术理论和临床规律，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些年来，他的这种探索，主要是围绕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研究整理中医理论资料和更新中医急症治疗思路方法等3个方面进行。

1961年10月，正值农村因工作失误，出现“肿病”的困难时期。当时他脱产学习中医正进入结业阶段，被重庆市选派担任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病低血糖昏迷研究组副组长，通过调研和尸检发现，这类病人的内脏器官及全身肌肉，都极为衰竭和萎缩，代谢功能低下，无法对抢救治疗注入的大量葡萄糖液利用转化和贮存；从中医辨证分析，其病情属阴阳两竭的脱证，采用大剂量葡萄糖液冲击注射疗法，疗效极差，病死率高达80%以上。经过分析比较研究，改进为如下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即：①加强保暖以散寒固脱；②改大剂量葡萄糖液冲击注射为小剂量分次注射，以维持有效的血糖量；③加用自制的人参注射液、附片注射液注射，以助糖液在体内利用转化和贮存；④增加摄入食物热量，少食多餐；⑤加用益气健脾的中药丸剂，以助食物的消化吸收；⑥加强夹杂感染的防治。经过这样的治疗改进，临床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病死率由85%下降到5%，重庆市及时召开了经验交流会议，从而将这一重危急症的病死率，很快在全市范围内控制了下来，这是他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首传捷报。

1963年5月，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审订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百余名代表，全系中医界知名专家，他和另外3名西医学习中医代表，受邀参加会议，并分派到相应的教材组编写和修订。总评时8门审订教材中的《内科》和《金匮要略》未达标，全部重写。由于会期已近尾声，会议决定留下20多名代表，延期3周，突击完成重写任务。他接受的任务是重新撰写内科总论，在黄文东、曹鸣皋两名老中医的协助下，由他执笔突击加班，昼夜奋战，最后提前两天完成6万字的内科总论。此稿以《脏腑、气血、痰湿病证概述》为题，对其辨证论治要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由于文稿能反映中医内科理论的特色，切合实用，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一致好评。会后卫生部领导又决定由金寿山、曹鸣皋两名老中医、西学中的张大钊和黄星垣4人组成统稿组，并指派黄星垣为小组负责人，在沪历时两个半月，完成了统稿任务。同年11月，又受邀去合肥参加第二批教材的审订。这次被分配到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组，在任应秋老师的指导下，执笔完成中医各家学说总论，首次较深入地论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历代各家学说的学术发展和成就。此稿由于撰写内容和体例新颖，系统性和逻辑性强，也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的较高评价。

1963年9月，重庆市开始筹建中医研究基地，抽调一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家，充实到重庆市第一中医院，黄星垣被抽调到内科担任主任，并负责肾盂肾炎的中医治疗研究。当时此病的临床治愈率一般为40%～60%，远期疗效巩固率只有20%～40%，他们专用中药治疗观察141例的研究结果，把临床治愈率提高到79.7%，远期治愈巩固率为75.8%，经逐级评议，最后于1965年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鉴定，评为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他本人还被国家科委正式聘为中医中药组成员。1965年7月，经过会诊和批准，专用中药三黄五味消毒饮治疗2例肾盂肾炎并发大肠杆菌败血症成功，收到体温在2天内开始下降，4天内降至正常，相继血培养转阴的优良效果，此后运用此方治疗各型败血症18例，除2例因胆石梗阻改用手术治疗外，其余16例均获痊愈，这为他在以后研究中医治疗急症，开拓了思路。

1979年11月，受卫生部中医司的委托，由他主持在重庆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草拟编撰《实用中医内科学》的编写大纲，商定由他担任常务主编，经过6年的协作努力，这本包括120个常见中医内科病证，共11章，近200万字的中医内科专著，终于在1985年出版问世。这部专著由于广征博采，芟除芜杂，体例新颖，论述精要，内容丰富，受到好评和赞誉，1989年获全国优秀科学技术出版图书一等奖。

1980年以来，由他负责的中医治疗内科急症研究，由于把继承传统经验和更新中医的急救手段结合起来，把临床治疗验证、改进剂型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且重点抓了①深入开题调查；②提出合理设计；③组织技术协作；④进行药物剂改；⑤开展治疗验证；⑥采用中医综合急救；⑦制订中医急救常规；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⑨培训技术队伍；⑩邀请专家评议等10项改革措施，因而工作进展较快，为深化中医内科急症治疗研究，提供了经验。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以重庆市中医研究所为现场，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交流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同年在重庆建立了全国中医急症培训中心，由他担任主任，先后开办培训班15期，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中医急症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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