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藏用
扶阳派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但郑钦安绝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历代前贤中擅用附子者不在少数。正是这些医家应用附子的长期经验积累,才影响和启发了扶阳派的诞生。医圣张仲景可谓善用附子第一人。
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 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 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 姜?严日: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 (《浙江通志》)。
明代吴球:16世纪上半叶人,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今存抄本,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名医续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 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日: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名医类案卷一》)。
另有菅姓妇患目眶红肿溃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目亦近盲。御医吴球诊后日:“吾得之矣。为投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失,目亦复明。问之,曰:此女人 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名医续案》)。按:“十问歌,云:“再兼服药参机变”,提示诊病需要参考先前用药,以供辨证。此病 “红肿溃烂”,前医势必多用凉药。然其“百计治之不能疗”,知是寒证,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此等眼界,颇见吴球功力。
以上石藏用是蜀人,而严观和吴球均是浙江人,并非四川人。单凭这点,可见地域因素并非催生医学流派的必然条件,更不可能阻碍其向外传播。其他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由于上述医家未能留下医著,无法窥其学术思想,但其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和传播,无疑会对扶阳派的诞生起到催化作用,这是可以摁见的。
即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
金元四大家或称金元四家,是指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奠定了产生金元四大家的社会基础。
由于实践的丰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刘主寒凉,张主攻下(汗、吐、下三法),李主补土(补脾),朱主养阴,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
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扩展资料:
1.刘完素(公元1110-1200)金时河北省河间县人,人称刘河间。刘氏提出“降火益水说”。主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皆从火化。认为病因以火热为多,提倡火热学说。提出的治疗原则是:降心火,益肾水。用药多属寒凉,故人称他为“寒凉派”。他的代表著作有《素部玄机原病式》。
2.张子和(公元1156-1228)金时河南人,提出“邪去正安说”。他认为病邪来自外,或从内生,均须祛邪为主,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张氏在治疗上善于运用汗、吐、下三法,尤其注重下法,故人称之为“攻下派”著有《儒门事亲》。
3.李东垣,又名李杲(公元1180-1251)元时河北定县人,提出“胃气为本说”。主张脾胃健全、则不易生病,既是生了病也易于治好,发明了“补中益气”即补脾益胃的治疗方法。因此后人称李氏为“补脾派”。李氏的代表著作有《脾胃论》等。
4.朱丹溪、名震享(公元1281-1358)元时浙江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因而在治疗上注意滋阴,后人称之为“滋阴派”著有《局方发挥》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金元四大家
1、刘完素被称为寒凉派,治病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
2、张从正被称为攻下派,最拿手的是使用汗下吐治病;
3、李杲被称作脾土派,喜用补中升气之方治病,创外伤内感之辨惑法;
4、朱震亨被叫作滋阴派,认为人的气“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方常以凉润滋阴。
扩展资料
张从正学术思想:
张从正将疾病产生的病因总归于外界不同邪气的侵袭。他强调邪气致病,并非忽略人体之虚,或者忽略在疾病过程中有正虚的—面。
他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是邪气的作用,若先补其正气则真气未旺,反而助长邪气的作用,更损伤正气,反而使人体正气得不到恢复。就象鲧治理洪水以筑堤之法,由于不疏通河道,反使洪水得不到控制。
祛邪之法有似于治洪水疏通河道,反而使邪气得以祛除,正气得以康复。所以张子和提出了攻邪即是扶正的辨证关系,认为“不补之中,真补存焉”。其祛邪理论强调了人体应以气血通达为常。
他认为,“《内经》一书,唯以血气流通为贵。”因此,张子和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的观点,认为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达气血,“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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