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中国古代的普通话是以河南话为标准音的，而今天的北京话其实是四百年前的东北话……这些说法你相信吗？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郑张尚芳（以下简称郑张）先生从事语言研究已经有五十来年，尤其在上古音和方言领域成就斐然。近日记者就普通话的源流问题对郑张先生进行了专访。 </p><p>记者：我国最古的词书叫《尔雅》，意思是解释雅言以逼近正音。《现代汉语词典》上说，“雅，合乎规范的。”“雅言，古代指通行的标准语。”所以“雅言”就是合乎规范的古代标准语。我们知道，在孔子时代雅言就是共同语，我想知道，雅言有没有更古老的来源呢？ </p><p>郑张：雅言来自夏言。“雅”、“夏”古代互通的例证很多：《左传》“公子雅”，《韩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尤其《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个与楚越相对的“雅”或“夏”明显指中原。 </p><p>先秦古籍中所记夏代歌谣可能是口头相传的记录：《尚书·汤誓》记夏民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孟子》所记《夏谚》、《逸周书》所记《夏箴》，这些谣谚都押韵，押韵系统也类似周代古音。所以我们可推断夏商周的语言差不多。 </p><p>记者：如果夏商周三代的雅言真的一脉相承，我国古代的“普通话”就有四千来年悠久历史了。 </p><p>郑张：是啊。古华夏人是汉族的核心，说的夏言有巨大凝聚力，众多古代历史民族后来不再出现，实际都通过使用汉字改说汉语融入汉族大家庭，北魏鲜卑拓跋王朝改元氏就是史证。 </p><p>记者：那么雅言或者说夏言，是以什么地方为标准音点呢？ </p><p>郑张：<font color="#0000ff">是
洛阳。东周“雅言”应以王都洛邑语音为准，往上承自周人学习殷商文字，商则继承夏文化。夏起于晋南豫西，长期建都于伊洛地区，洛阳边上的偃师二里头古都遗址，考古界认为属夏文化。甲骨文虽发现于安阳，但周灭商后即于洛阳建造成周来集中殷商贵族，并在那里向他们学汉字。学汉字必须出于师授，字得一个一个学，在士族中有极其古老的代代相传的传习传统。故历代都以洛阳太学教书音为标准音，作为读书音相传授。</font><br/></p><p>通过上古音研究，雅言的音我们已经重新构拟出来了，现在已经能够把《诗经》、《论语》用孔子时代的上古音来读。 </p><p>记者：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有疑问，古代没有录音机，怎能知道古人是这么念的呢？ </p><p>郑张：语言是有规则的发展，可以用一些材料，根据音韵学规律来复原古音系统，把古代音重建出来。 </p><p>周边语言在长期交流中也保留了很多汉语古代音，有的还有拼音文字记录，比如佛经用“南无”来译梵文namas，“浮屠”来译buddha，这就记下这些字的古音，现在和尚念“南无”的音还近于古印度原话，他们怕佛听不懂就世代传下来了。佛经东汉开始翻译，所以至少可知道东汉读音，孔夫子比东汉早五百年，但上古音变化慢，音韵体系相差还不太大。 </p><p>记者：古音在变化中是否也会有所保留呢？ </p><p>郑张：语言总包括变与不变两部分，像现今普通话也含有古音。它有两点是南方话比不了的，一是鼻尾韵前的元音多念古音，如“干康工根恩因温”等基本未变。因为元音后面带尾受阻就变得慢，不受阻的自由元音才变得快。二是“假甲交江监”、“夏瞎孝巷咸”这类音韵上称“牙音二等”的字读j、x，是声母后带i介音造成的，由古代带r音的复声母变来，南方话则不带i跟g、h没有区别。这两点都比南方方言老，所以普通话也有一半的上古音遗留。 </p><p>记者：周代以后的标准音有没有什么变化，各代是不是一样？ </p><p>郑张：周以后历代也都以中原为标准，教育与办公都要求学标准音。首先是师教，汉代王充是会稽郡上虞人，他在《论衡》中自记八岁上学馆，学童有百余人，许多人字写不好被老师打手板。那么偏远的县都如此重视从小教育。中国从古实行由小学开蒙学至太学的制度。上学第一步就是认字，不能教土话，要教标准音，标准音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p><p>有人说杨雄的《方言》表明汉代以秦晋话为通语，实际全书看来秦晋是当时一支最大方言而非通语。中古著名的《切韵》则代表南北朝至隋这一段的标准音，当时颜之推等人长安论韵，就是审定洛下和金陵所传读书音的音韵纲领，并不用都城长安音。<font color="#ff0000"><font color="#ff0033">唐后期李涪曾根据已变化的唐音，批评《切韵》是“吴音”，但他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说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仍推崇洛阳为正音。</font><br/> </font></p><p>宋代建都汴梁，朝官寇准和丁谓也曾讨论标准音问题。《谈选》记他们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说“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洛阳在开封西，故叫西洛，说明当时的正音既非都城开封音，也不是洛阳口语音，而是其读书音。<font color="#ff0033">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也强调“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font><br/></p><p><font color="#ff0033">元代进北京前，就请国师西藏喇嘛八思巴创造新字拼汉语和蒙古语，所编我国第一本拼音韵书《蒙古韵略》，就是照着《平水新刊韵略》编的，这原是宋《礼部韵略》并韵改编本，所以同样以宋、金的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font></p><p>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在起例说：“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但《中原音韵》实际收了更多元代口语音。明初编《洪武正韵》，同样标榜“一以中原雅音为定”。 </p><p> <font color="#0000ff"><strong> 唐宋元明编韵书的，一致声称依中原伊洛话正音定音。这从上古、中古一直沿袭至近代
官话，但各代的伊洛音在演变，肯定有变化。 </strong></font></p><p>记者：洛阳的标准音地位延续了几千年。但雅音也随时变化，商周和秦汉已不一样。秦汉唐都在长安定都，这些河南中州话传到西安以后，音变没变？ </p><p>郑张：自然会有变动，唐代也有人用长安音编韵书，但是不能流传，因为它不标准。隋初制定切韵的八个学者都是从邺下到长安作官的，但论韵时标准点只提洛下、金陵，因金陵书音本传自洛下移民，他们不提长安，还批评关中音“去声为入”，像“四”读“悉”、“泪”读“律”、“狯”读“刮”等读不标准。 </p><p><font color="#0000ff">某代的京都如非洛阳，如唐长安、宋汴梁、临安、明南京，其语音对标准音会发生某些影响，但由于这些地方的读书音也源于洛阳，最多只是出现某些官话支派，南方官话有的存古成分多些，包括南京官话、临安官话，音系核心基础却原是一个。 </font></p><p>记者：官话和口语是工作语和生活语的区别吗？ </p><p>郑张：“官话”就是官场的办公用语，是教学读书唱诵用语。先秦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话，英语说Mandarin，有人误以为来自“满大人”，其实来自明代葡萄牙人所说指挥，那时还没有满大人呢。 </p><p>官话以中州音为准，指的是以历史上洛阳读书音为办公用语，并非洛阳口语，更非现在的洛阳口音。各代都有官方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区别，各地也都有书面语和口语区别，标准点也一样。书音和口语音同时存在，就如京剧舞台上，上等角色说韵白，下等角色说京白。韵白里有不少“上口字”：分尖团，“日”读i韵，“住、处、书、如”读yu韵，“歌、各”读o韵，“内、类”读uei韵等，都是更早阶段的旧音传承。昆曲还要咬更老的收–m尾的“闭口韵”。北方艺人说十三辙，“猪”读舌尖圆唇元音归“衣齐（一七）”辙，同样是传统旧音。后代人看上口字，有点像人为的味道，但老辈人就是这么念说的，老师口里那是不能含糊的雅音正宗。所以明代时朝鲜的汉语教本《老乞大、朴通事谚解》都正俗音并列。同样学官话，正音有入声，俗音没有。有人以为有入声的可能依据南京音，其实洛阳几十年前也还有入声（见洛阳县志）。南京因有秉承金陵旧音的传统，其音常合于旧书音规范而已。像“饺子”实际是古代“角子”的口语音。朝鲜译官崔世珍《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说当时汉字“角”字有4个音：“gio、giao去、giao上、ge”，但正文《朴通事》和他的《四声通解》并未记全4个音，俗音“giao上声”倒是记了。口语力量大，往后常能吃掉读书音，所以前代的俗音后一时代也可上升为正音。 </p><p>记者：明代朱棣进了北京，那时北京大多说河南话吗？ </p><p>郑张：朱元璋灭元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其他居民全遣送开封，然后由山西、山东、河北、云南、江南大批移民到北京。四方移民杂处，北京话已不是元代大都话，应是带河北味的中原官话。官场办公的官话应是河南式的，但明代大官多来自江淮官话区，可能还有南京话的影响。朱棣移都北京也会提高北京官话的地位，但官话标准真向北京转移，还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当官的逐渐向清朝皇帝的话看齐了。 </p><p>记者：今天北京话从哪来的，怎么形成的？是清朝皇帝说的官话先发生变化，跟北京当地话还有他的家乡话，包括官话结合成一种北京话了。清中期以后全国才学北京话么？ </p><p>郑张：我说过北京话不是元大都话的后裔，底子应是中原和河北的官话。满清进京又赶原住民于外城，旗人住内城，今天北京话是东北旗人话和北京老话合起来的，东北味很重，听东北话声调就比天津话还更近北京些。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京师“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北京的这三种话本有区别，官话原不同于北京土话、旗人话，后来这三种话以官话为中心结合起来，成为普通话语音的基础。北京话也有文读白读，文读就来自旧标准音。清代初期读书人还坚持读书旧音，后来坚持不住，要学当朝皇帝的话了。 </p><p>对全国官话标准来说，北京话的地位是到清中后期才这样提高的。民国时教育界已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当时的教育部未批准，到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才确定下来。</p>
浚县是河南唯一一座县级历史文化名城。
浚县历史沿革
夏代，浚地处冀、兖、豫三州之交。商代称黎，迁都殷后为畿内地。周武王克殷，分其畿内为邶、鄘、卫，浚地属邶、卫，后康叔封卫，领浚地。�
春秋时，浚地有牵城、雍榆、顿丘，分属晋、卫。战国时，属魏国。秦置郡县，分属东郡、河内郡和邯郸郡。�
西汉高祖年间(前206——前195年)，始置黎阳县、顿丘县。黎阳县治在今大伾山东北，属冀州魏郡；顿丘县治在今屯子乡蒋村附近，属兖州东郡。王莽时(9——20年)，改黎阳曰黎蒸，改顿丘曰顺丘。东汉复原，隶属依旧。�
三国时，浚地属魏国，黎阳县属冀州魏郡，顿丘县属兖州东郡。�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黎阳县改属司州魏郡。置顿丘郡，辖顿丘、卫国、临黄、阴安四县。东晋时，浚地先后属晋、后赵、冉魏、前燕、前秦、翟魏、后燕。永和七年(351年)，置黎阳郡，辖黎阳县，属司州。太元十一年(386年)，丁零族翟辽袭据黎阳，太元十三年(388年)在此称王，号大魏天王，辖七郡。后迁滑台。太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389——396年)间，废黎阳郡，黎阳县属汲郡。�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废顿丘郡，顿丘县属汲郡(郡治在朝歌城)。孝昌年间(525——528年)，分汲郡置黎阳郡，辖黎阳、顿丘二县，属司州。永安元年(528年)，分黎阳县置东黎县，县治在今善堂乡临河村南，属黎阳郡。�
东魏天平元年至武定八年(534——550年)间，置黎州，辖黎阳郡。移朝歌县治于今卫贤集，置汲郡，辖朝歌、获嘉、汲县、北修武、南修武、山阴六县。后郡治移至枋头城(今新镇乡前枋城)。天平(534——537年)年间罢顿丘县。
北齐天保元年至承光元年(550——577年)间，废黎州，黎阳郡属司州，废东黎县。�
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复置黎州，辖黎阳郡。改汲郡为卫州，仍治枋头城。�
隋开皇三年(583年)，黎州、黎阳郡俱罢，黎阳县属卫州。开皇六年(586年)，于原东黎县置临河县。十六年(596年)，置黎州，辖黎阳县、临河县。于枋头城置清淇县，属卫州。大业二年(606年)，废清淇县。改朝歌县为卫县。改卫州为汲郡，移治卫县。废黎州，黎阳县、临河县属汲郡。�
唐武德二年(619年)，置黎州总管府，治所在今大伾山北麓，辖殷、卫、澶、洹四州，领黎阳、临河、内黄、汤阴、顿丘、观城、繁阳、澶水八县。武德四年，又置清淇县，属卫州。六年，罢黎州总管府，黎州属相州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设道，黎州属河北道，辖黎阳、临河、澶水、内黄四县。卫州治由卫县迁至汲县，卫县仍属卫州。十七年(643年)废黎州，黎阳县属卫州，澶水县并入临河县，临河、内黄二县属相州。清淇县并入卫县，属卫州。长安三年(703年)复置清淇县，县治在枋头城，神龙元年(705年)废，入卫县。�
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7年)，黎阳县改属滑州。九年(944年)，临河县改属澶州。�
北宋雍熙四年(987年)，黎阳县改属河北道澶州。端拱元年(988年)，于黎阳置通利军，治所在今县城东大伾与居山之间，辖黎阳县，县治仍旧。至道三年(997年)，改道为路，通利军属河北路。天圣元年(1023年)，改通利军为安利军，军治迁至浮丘山西。四年，卫县属安利军。天圣七年(1029年)，地震，军城陷为湖，移治浮丘山颠。熙宁三年(1070年)，废军，黎阳、卫县属河北路卫州。熙宁六年，废卫县为镇，入黎阳县，改属河北西路卫州。元年(1086年)，复置通利军，分黎阳县复置卫县，属卫州。政和五年(1115年)，军升为浚州，号浚川军节度，旋又改平川军节度，州治在浮丘山颠，辖黎阳县、卫县。崇宁四年(1105年)，临河县镇宁军，隶河北东路。宣和二年(1120年)，汤阴县属浚州，旋复属相州。�
金天会七年(1129年)，河北路分为东西两路，浚州属河北西路。皇统八年(1148年)，嫌与宗峻音同，改浚州为通州。天德三年(1151年)复名浚州。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临河县治没于黄河水患，县废。�
元初，设省辖路，浚州属中书省(腹里)真定路，省黎阳县、卫县入州。至元二年(1265年)，改属中书省大名路。
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路为府，浚州属中书省大名府。是年十月，改属河南行中书省(简称河南行省)大名府。二年三月，改属直隶(京师)大名府。四月，州降为县，始称浚县，县治徙浮丘山东北平坡。永乐元年(1403年)，改属北直隶(简称北直)大名府。�
清顺治元年(1644年)，浚县属直隶省大名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属河南省卫辉府。�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废府设道，浚县属河南省河北道。十六年(1927年)废道设行署(行政公署)，浚县属河南省第三行署(驻安阳)。�
抗日战争时期，浚境三权鼎立。1938年7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重划政区，浚县属第十三行署(驻辉县平罗镇)。1939年2月，浚县日伪政府建立，属日伪河南省豫北道(道尹公署驻新乡)。1940年秋，中共浚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属冀鲁豫边区行署。1941年6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撤销第十三行署，国民党浚县政府改属第三行署(驻安阳)。1945年8月，日伪浚县政府投降告终。�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浚县民主政府隶属仍旧。1947年7月，国民党浚县政府改属第四行署，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浚县处于“拉锯”战争局面，两个政府驻地及辖区变动频繁。1949年5月，浚县全境解放，国民党浚县政府不复存在。�
1949年10月中旬，浚县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隶属平原省安阳行署。1952年10月撤销平原省，浚县改属河南省安阳行署。1957年11月，安阳行署并入新乡行署，浚县随之改属。1962年12月，复置安阳行署，浚县复属安阳行署。1983年10月，撤销安阳行署，浚县改属安阳市至1986年1月8日，后划归鹤壁至今。
浚县历史
商代称“黎”。西周属邶、卫。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分属河内郡。西汉高祖年间始置黎阳县，东汉、魏、晋沿袭。东晋永和七年置黎阳郡，墨守成规黎阳县。东魏置黎州，延至隋。唐初置黎州总管府，辖4州8县。宋代置通利军，后改安胜军、平川军、浚川军，政和五年升浚州。洪武二年 (1369年) 降州为县，称谓浚 县至今。
保存至今的黎阳古城，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初时城垣只有东、南、北三面，西以卫河作阻。弘治十年（1497年），在原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整修。后又屡经修缮，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已形成今黎阳古城之规模。
黎阳古城的布局有其独特的风格，她既继承了中国早期筑城的传统，却又不是在有完整规划和设计下，按规则布局营造起来的，而是从防御、防洪的角度出发，因地制宜，这些都对黎阳城的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古人云：“浚城如舟在水中，则所谓舟居非水矣，虽然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宁惟此城哉。”
黎阳古城的布局是以中心阁为中心，县署设在距中心阁二百余米处的西北位置。设东西与南北两条中轴线，以两条中轴线为东、西、南、北主要街道，并分别连接四城门。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设有许多规则的直角相交的大街、小巷，住宅区均分布在巷道内，采用临街设店的规则结构。为了古城经济的繁荣，在水路交通的城西门外建立码头，大小船只来往于南北，货物装卸不停，客商川流不息。有金石记
曰：“浚城西有卫河环带，河与城相距咫尺，河向东北而逝于天津，直至燕都，商人借此以通贸易，得息不啻三倍此利也。”许多商店、茶楼、酒馆、旅店等布满大街两旁，手工业作坊到处可见。由于南北经济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内及城周先后增修和重修了许多亭、台、楼、阁及各种庙宇，既点缀了市容，又迎合了市民心理。
黎阳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十分重要。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以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城采取了完善的军事防御措施，她西以卫河为池，南抱浮丘于半。从西门向南沿山崖而筑，背山面水，地势险要，内稍平而外陡峭，易守难攻。
黎阳古城的建置规划和管理制度，沿袭了传统的封建“礼法”。她是古代政权的象征，军事防御的要塞，又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时也体现了古代黎阳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艺术水平。
黎阳有古庙会，据传始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前后，当时主要以浮丘山为中心，朝拜的是东岳大帝黄飞虎之女碧霞元君。随着时间的推移，庙会发展越来越大，逐渐扩展到南关、大伾山。两山香火日盛，到清代便形成了浩大的庙会。
每到农历正月初九、十六两日，当旭日初生之际，县城、两山已笼罩在一片淡紫色的烟雾里。一对对花船、高跷、狮子、秧歌、背阁，扭着跳着争向观众献艺。粗捍彻底鼓手，挺胸曲背，手落处“咚咚咚”一阵暴风雨般的鼓点掠过人们的心头。布棚小摊、泥玩书画、刀枪剑戟、南北佳肴、风味小吃等，将两山间的道路遮了个风雨不透。“山水簇仙居，仰碧榭丹台，一阙清音半天绕；香火酬众愿，看酒旗歌扇，千秋盛会里中传”。这幅清代楹联生动地描绘了黎阳庙会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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