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讲，一个民族的划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思想意识。
秦国以前，无论夏，商，周的分封制度。整整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的，也就都城方圆而已。对于许多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却是统治统治，统而不治，或许说是藩属国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战国之乱，乱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分裂因素。举几个例子，记得有个典故，是说一个楚国官员觉得齐国话很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留学，学门外语。结果儿子回来以后，齐国话倒是说得好了，楚国话却不会说了。一个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差异之大，国与国的交流多在上层和商贾之间进行。还有个典故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俗差异之大。不同的思维载体，必将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仅仅是民俗和语言还好解决，毕竟时间可以消磨这些。但是消磨的前提是在有共通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时战国七雄中，与民间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度量衡，均有5种之多。不同的记载导致不同的流传，差异通过时间的无限传播只会使沟壑无限扩大。只有做到用同一种载体记录，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才能弥补。
始皇帝首先一点，在统一，文字，度量衡上的功劳，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上的第一次统一。作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没有在这些政策，只怕现在还没有汉族，取而代之的是秦，晋，燕，齐，楚五族。
至于过嘛，传统一点的人一说起始皇帝，总会想起几点，一是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二是劳民。
先说一好了，焚书。先要从李斯说起，这个政策是李斯提出的。一个写《谏逐客书》的人，一个如此理性的人，一个法家的经典会不经大脑地提出一个摧残文化的议案吗？焚书，焚的都是些个什么书。主要是巫医、占卜、偏颇之论和六国史书。前三者实是害民之说，至于后者，在统一思维的大前提下，该烧！烧得好！何况本来六国史书之间就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扁鹊见那个什么桓公的故事就是个例子（别跟我说初中课本上写的是蔡，我就看过有写是齐桓公的）。再则，当时写史书的人有个通病——是其在我。笔在我手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当然，捏造虽然不至于，但是倾向的一些评价就难免了。能不烧么？何况焚书还有一条，就是官方藏书除外。造成的后果远远少于后来的文字渲染。清开国后不也在数十年间弄了好几次文字狱。新中国不也有#￥%大革命。坑儒，为什么要坑儒？那是因为当时（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天下以儒家和法家门生最众。秦以法兴，法家尊崇，法家自然不会有怨言。倒是儒家，一来不为时政所好，二来又因仁政之说与秦政相悖，三来因为焚书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生怨恨。儒家不是人多嘛，掌天下喉舌，有了怨恨他怎么办——口诛笔伐，煽动阻政！该杀，万幸的是，始皇帝并非如常人所言嗜杀。仅仅在咸阳附近找了400多个儒生，还劳神费力地弄个西瓜的借口来杀，杀鸡警猴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杀了400多个人，就换得天下异心之人闭嘴。从历史上的开国君主的行政来看，始皇帝杀的人算是最少的了。何况始皇帝还并不是仅仅是开国，而是开族！至于为什么后世对焚书坑儒如此唾骂？那是后来儒家渐成正统的缘故。哪朝开国不杀人，朱棣还远谈不上开国，不也把方孝儒的十族都灭了嘛（除了九族，还加了他学生）。这两点为后世诟病千年，谁让始皇帝敢第一个吃螃蟹呢。这两点，在当时，其实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二说劳民。秦亡，很多人都归结于滥用民力所致，荒谬！中国的百姓或许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善于忍耐的百姓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哪怕是半饱，他也绝对不会起来造反。不错，秦初的时候，天下初定，始皇帝为显天子之功，并没有与民休息，这也的确积压的很多矛盾。秦初时的天下就好比一个装满炸药的炸药桶。不过若是没有火，那么这个桶是绝对不会爆的。火从何来？始皇帝在时，劳天下的工程不外两项，一是巡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巡幸已经大致完成，长城业已完工，何劳天下。其他什么阿房宫（别以为杜牧写的那是真的，据考证，阿房宫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所几十百来间房的豪宅而已，连沈阳故宫都赶不上），郦山陵，就这些要劳动天下，似乎差的不是一点点。有人说博浪沙一锥，就是天下难堪暴秦的证明，荒谬！那一锥的始作俑者张良在当时不过是不愿六国混图的遗老遗少而已（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义，事实上张良早期的目标就是帮助韩王复国，后来韩王被项王杀了，才追随的刘邦）。那么那把火是从哪里来——陈涉，一个胸无大志的亡命之徒（我实在觉得他那个胜字叫起来很不爽。这种评价对他是很低，不过我觉得他就这个价了。有异议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我也可以说说为什么给他这么低的评价，不过这里不变赘述）。那陈涉为什么要起兵呢？不是因为腹中碌碌食不裹腹，更不是因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而是“我等失期，失期当斩”。主要是自己错过了时间，误军当斩。要是不杀他，他还是愿意继续过他那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的半温饱幸福生活（无论哪朝哪代，当兵的都不可能是半温饱的俸禄。
而秦法极其严苛，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贪污军饷。纯粹是写来加强气氛）。 劳民虽然重，但并非大过。
秦亡，亡于酷法暴政？荒谬！秦法历时久矣，也并没因为统一缘故而变本加厉。原秦国子民也未见有三日一闹五日一反之举，未闻求活艰难之说。法虽酷，在于威慑使之不犯而已。要说有严酷之处，我看便在连坐一说上。不过连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非秦所独有。暴政一说更不成立，焚书坑儒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再说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策，只怕就只有用兵一项了。始皇帝一统六国混为一图之后，大规模的派兵行动有两次，一次是五十万秦军南下开疆辟土，设桂林象郡，对南越用兵。不过也没打起来，南越诸国，是问谁敢与大秦相争。我圈个地，筑个城，囤数十万军，说这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也是。二就是蒙恬领雄兵三十万北击匈奴700余里。不过在后面看来，这两点都不是陈涉点火的原因，也对国内形势影响不大（这里的国内形势指国民，而非秦政。对秦国的影响大了去了）。既然不是酷法暴政，那是什么让陈涉甘冒诛九族之险造反呢？用他的话说“失期当斩”，是“失期”。“失期”者，误军也。无论在哪个年代，军法不管几斩，都有一斩是误军。偏巧陈涉又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所以嘛，横竖是个死，要死要要闹大点，多点人陪葬。
秦亡，在我看来主要是亡于诸多偶然因素。不过偶然的多了，也就成必然了。
首先，六国遗老没有诛尽，也不可能诛尽。主要是分裂时间太长（其实在我看来，始皇帝以前根本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人太多了，要是把这个因素消除，那始皇帝就真的成嗜杀了。而始皇帝在和那票遗老比寿命的长跑里面又先到了终点。是问以始皇帝扫六国之威，除了张良敢在博浪沙一锥意思了一下，天下间有几个敢说个反字。
其次，军队外调。前面说过了，秦国削平天下的主力80万雄兵，一南一北分开了，以至周文打到咸阳的时候竟然无兵可用，从郦山调了30万民夫充作军人。
第三就是权利高度集中之时，终端的突然消失引起的混乱。这一点最重要，始皇帝在巡幸途中的突然殡天，权利一下出现了真空。赵高李斯胡亥矫诏篡位的一系列政策，多了不说，光说杀蒙恬一项，就失了军心。始皇帝在时，尚且顾念秦军在统一过程中的功劳，不但没杀一个功臣，没削兵卒，还找了一南一北两边给他们发泄，蒙恬这一死，这80万秦军，最后一次有消息就是在周文进关的时候，军报说正在火速赶往咸阳勤王（其实速度比蜗牛还慢），然后默契一般地消失了，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记录。
最后就是一连串的如果。如果陈涉这个亡命徒没有服役；如果那只军队没有调去戍边；如果没有经过大泽乡；如果那几天没有下雨；如果下雨了还是赶得急；如果陈涉不在那支军队；如果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有所察觉；如果事先杀了陈涉；如果章邯破项梁之后挥兵南下；如果项王在巨鹿没有那么剽悍；如果……
中国历史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巧合多了也就成了必然。不管那个朝代，在第二第三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次大风暴。过了，这个朝代才能延续数百年。汉初有匈奴进烦和七王之乱；西晋初年有五胡乱华；隋初简直乱得不可开交（我甚至觉得隋初和隋末是一回事）；唐初有武媚篡政和安史之乱；宋初是契丹进犯（其实是收回幽云十六州进攻契丹，不过既然是收回嘛，那就算他进犯好了。反正输了一串）；元代比隋犹有过之，抵抗从来没停过；明初先有朱棣之乱，再有瓦剌土木堡之战；清初则有杀敖拜、削藩、收台湾和葛尔丹。遗憾的是秦初（或许始皇帝死后就该叫秦末了）没有挺过这一关。
唐宗宋祖，李世民行仁政，虽然有贞观之治，也给唐朝死于安乐埋下了种子。宋祖……根本不陪拿来比较，至少是在这里面。千古一帝康熙，《尼布楚条约》为了不打仗连领土都可以让，简直本末倒置。不拿士兵来保卫国土，反倒用国土的牺牲来保全士卒。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居然是在大胜的情况下签定（看来近代清政府的糊涂外交是遗传）。所谓的千古一帝连冒顿单于都不如！汉武奋四世之余烈，平百越，破匈奴，扬国威，振荣辱。如果说始皇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武帝大一统则是他政策的成型和发扬。中国君王，堪与始皇帝比肩者，惟汉武。
扫八荒，并六合，功盖环宇，三皇五帝犹不及也。始皇帝，真乃我中华第一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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