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源头，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22岁时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时刻，都会有当下具体的目标，但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个目标的意义，就需要一个更大的目标来回答。那么不断地追问，最终就会遇到终极关怀的问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终极关怀追寻的是所有问题背后的根本答案，而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人生信仰”或“人生理想”。
也许有人会说，干嘛要去不断追问目标的意义呢？我不需要理会什么终极关怀的问题，我不需要依靠信仰去生活，我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就像很多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正常的饮食起居、照常生活工作，好像避开了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摆脱了信仰问题的麻烦。
但是，在许多哲学家看来，这只是暂时回避了这个问题，在某个时刻，信仰问题就像幽灵一样与你不期而遇。因为在精神层面上，每个人都会面对两个根本问题：死亡与贪欲。
对于死亡，存在很坦然的说法，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只要你还能思考死亡的问题，就说明你还活着，那你就不必为死亡而担心。而一旦你死去了，也就不会感到死亡是一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是说，无论如何，死亡不会是人的现实经验。但这并没有消解死亡，人依然有关于死亡的意识，我们知道死亡的可能性，也知道它是终结其他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 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死亡都是非常重视的。佛教当中的轮回就是对生死的一种思考方式，也意味着人们寄希望于死并不是一种结束，人们期望死亡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从此处也能看出人对于死亡，对于终结的恐惧了。西方基督教徒的祷告与忏悔，也是在求一个死亡之后的归宿。 ）
而贪欲，准确的说，是人作为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具有的类似于动物的欲望，但同时人由于精神上的道德感和良知，对于自己的欲望产生羞愧感，感受到自己的卑微。
对于这两大难题，最典型的是依靠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信仰上帝，得到救赎，灵魂得以永生。（ 佛教当中，因果轮回，善恶有报，为后世积福行善 ）信仰的意义在于实现生命的超越，让你超越死亡达到永生，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让你超越卑微达到崇高，从而战胜欲望的羞耻。
除此之外，建立人生理想，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中去，人生就获得了一个永恒的高度，获得了崇高。
问题在于，在传统社会，宗教信仰是一个在观念上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主流，而在现代，理性化对宗教的拷问与冲击，使得人们往往要确认信仰的真实性，给自己的信仰来寻求理由，人生信仰的意义越重大，那么对于其真实性的论证就越重要。但信仰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不具有可以依据科学理性的证据和逻辑。克尔凯郭尔纠结一生后发现，你是完全无法依靠逻辑和理性来论证信仰的真实和可靠的，你不得不勇敢的“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信仰与真实之间的鸿沟，而这完全是一种冒险。
（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为解决所谓的终极命题而选择的信仰从目的角度而言一开始就是不纯粹的，是一种利用，甚至是一种对于死亡和贪欲的另类逃避。一方面，主观选择的信仰之路，由于主观的不稳定性，可能并不会坚定的走下去；另一方面，这种信仰本身可能也是一种习惯而已。那么，为了追寻一个答案或者是为了逃避某种无法避免的困境，选择另一样东西去信奉，不也是一种荒诞吗？ ）
四大考验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的四大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是胡锦涛同志继2011年“七一”讲话之后再次向全党发出的警示，并且首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生于忧患。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经验，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自觉意识。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振聋发聩，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值得全党同志警醒——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正视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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