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过去比起来,现如今的我们对胎儿的性别可能了解得更多,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好几个月的等待才会知道确切结果。虽然,在5个月之前,也就是胎儿孕育之时,我孩子的性别就已经注定了。因为胎儿是男是女是由和卵子相结合的精子带的是X染色体还是Y染色体来决定的。而后有关胎儿性别的一切似乎都是一种内部工作:只在内部环境进行,与外部干扰完全隔离。但是我们同时必须要考虑到现实:只有20%~40%的受精卵能成功创造生命;而在妇女意识到自己怀孕前,其他的受精卵都已经失败了。这也为其他能影响胎儿存活和性别的因素提供了条件。而事实上,已经逐步建立了一种对性别比例的变化和导致变化的原因的研究体系。约翰??阿巴斯诺特所提倡的出生男女间的“绝对平衡”早就变得面目全非,而且早已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举个例子:1952年12月5日,一场“致命之雾”降临伦敦。这场雾实际上是浓重的煤烟在异常的天气条件下无法消散,在城市的上空蓄积而产生的大气污染。这场烟雾是如此的浓密,以致伦敦人在室外甚至无法看见自己的脚,更不用说1英尺范围外的任何事物了。这场“大雾”席卷学校、歌剧院及大英博物馆各处。更加夸张的是,烟雾还可以渗入人们的衣服,就连贴身衣裤都能毫无例外地被染黑。这场浩劫持续了4天,因此而丧命的人至少有4000个。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这场“大雾”发生之后的几个月,男孩的出生数量比预计少了很多。拿在1953年10月的第3周内在伦敦16所大医院出生的孩子来说,男孩有109名,而女孩的人数高达144名。
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但研究人员通过对诸如经济衰退、政治剧变和社会剧变等同类事件的记录数据发现,在这类压力巨大的事件发生之时,性别比例(即男女婴儿的出生比率)通常都会下降。而通常情况下,男女婴儿出生数量在一定范围(105名男孩儿,100名女孩儿)内徘徊。这种现象同样也发生在1991年东德经济瓦解之后2:在贫穷不堪的东德,男孩儿的出生数量下降;而在经济稳定增长的西德,出生胎儿的性别比例与以往持平。同类现象在1995年日本神户经历了毁灭性的地震之后也发生了3:大概是地震后的9个月后,兵库县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下降。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击世贸大楼后,也发生了同类现象:在袭击后的几个月,纽约市出生的男孩儿数量较以往下降。
由于压力造成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下降并非异常。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健康学教授拉尔夫??卡塔拉诺认为,这恰恰是一种使得物种得以延续的生物机制。卡塔拉诺告诉我:“从物种进化的角度上说,孕妇在饱受压力的时候更容易怀上女孩儿。而女孩儿更容易生养自己的儿女。”他解释说,在艰难的日子里,虚弱的男性胎儿更不容易出生并存活,然而女性胎儿存活的机会较高,更容易延续家族的血脉。从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怀有比较虚弱的男性胎儿的妇女最好终止这次怀孕,而后重新怀个女孩或是比较强壮的男性胎儿。
然而,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也许孕妇在承受巨大压力之时,体内的荷尔蒙变化可以导致健康状况不好的胎儿自然流产;男性胎儿流产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些胎儿在孕育初始之时就不够强壮。针对瑞典在1751—1912年这个特定时间内出生的男性的寿命长短进行研究之后,2卡塔拉诺发现了能够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在这段时间中,当性别比例较低时出生的男性寿命较长,而性别比例比较高时出生的男性寿命较短。卡塔拉诺最终把这一理论发表于2006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杂志上。事实证明,体弱的男性胎儿会因流产而被“剔除”,只有少数身体健壮的男性胎儿能够出生。
一切就如同卡塔拉诺想象的那样,母亲的子宫并不是温软的摇篮,而是适者生存的竞技场,在这一点上毫无情面可讲。卡塔拉诺进行如下的阐述:“在这个发展着的社会中,所有的孩子能够长大成年,绝大部分取决于当年还是胎儿时在母亲子宫内的生存状况。在子宫内,男性胎儿早就处于劣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像是生物堡垒。毫无疑问,男性从在母亲子宫之时就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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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比生活在萨尼亚的居民更了解男性的脆弱。萨尼亚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座小城市,在那里居住着名为Aamjiwnaang的美洲土著民。几年前,部落成员注意到出生的男性婴儿越来越少。在准妈妈群体当中,有人注意到她们中大部分人生的都是女孩儿,这种情况使得当地的棒球队教练无法找到足够的男孩来组建一支棒球队。康斯坦兹??麦肯齐是渥太华大学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她带头作的一项研究证实了Aamjiwnaang族中男性出生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加快。大约到了2000年,在萨尼亚的女性所生的婴儿中,女孩是男孩的2倍。
目前关于自然现象如何影响公众健康的一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但是像这种在萨尼亚发生的男孩出生率降低的现象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在工业国家中,出生胎儿的性别比例明显下降。举个例子,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1946年在美国出生的男女婴儿性别比例是1059∶1000。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降至1046∶1000,达到了60年来的最低比例。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日本、芬兰、挪威、丹麦以及荷兰。这种性别比例的变化代表了“捍卫健康指标”——一种给人口健康发出警讯的非寻常的模式,就像当我们处于黑暗的煤矿中时,有人提醒我们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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