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有关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曾企图以西医的科学标准、原理来代替、改造中医。1951年颁布的中医进修的《规定》和1952年颁布的《考试暂行办法》，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取缔中医合法地位之前，先通过《医师学术考试规则》强制改造汉医，使汉医人员西医化的做法完全相同，而且连规定的考试课目也几乎完全一样。可见，当时提出的所谓“中医科学化”的矛头是直指中医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借“西化”来取代中医的科学原理。这是对中医在学术上的釜底抽薪、断根绝源的扼杀。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歧视、排斥中医的倾向和一些人的宗派主义观点，取消了对中医从业人员不合理的“进修”、“考试”规定，端正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使中医受到应有的保护和支持。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工作，他始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硬搬西洋的东西，更反对“全盘西化”。
1953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中医，认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他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西医也有唯心论。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
1954年7月，毛泽东又一次指出：“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中医“行之有效，这就是真理”。“对中医举行考试，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了医院等”，都是未真正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的错误。
按照“中体西用”的思想，他当时对西医学习中医的理解是：“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西医“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全世界”。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作了一次重要的批示：“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情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1958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对上述精神画龙点睛地强调说：“我国的民族医学遗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组织西医人员认真学习，继续努力加以发掘提高。”并提出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经过40多年来的实践，这似乎不应该再成问题，但由于汉字的特点，“医”可以有多种解释，它既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医治”，还可以是“医学”。所以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生与西医生的团结合作，有人认为是合用中西两法治疗。
中西医工作人员的团结合作当然重要，它是中西医结合的先决条件，只有中医与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可能有中西医学的结合，但单纯中西医工作人员的团结合作不直接等于中西医结合。
合用中西两法治疗以求得到既高于中医治疗也高于西医治疗的效果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做法。应该承认，这种做法最容易被人认可和接受。在国内，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受到许多病人的欢迎正是由于疗效，在西方国家目前也出现类似情况。美国把西医以外的医学称为替补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主要包括草药、针灸、按摩、脊柱按摩、气功、瑜珈等。据2004年夏美国国家卫生院cam中心的报道，对美国50个州成年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2年的12个月中成年人有36.0%用过cam，其中55%的人的理由是cam与常规西医治疗合用能增进健康。不过，中西两法的简单相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但往往是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先导。
对中西医结合的正确理解显然是指“医学”而言，因为中西医结合的提出是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论断有着密切联系的，而且中西医结合的目标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西医能否结合？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在观点、方法和手段上都有很大不同，从理论到实践各成体系，于是便有人怀疑其结合的可能性。在医学发展史上，确有不同体系无法结合的事例。宗教化的盖伦医学与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近代西医学便是彼此排斥、无法结合的，前者不允许后者存在，只有淘汰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展。宗教化的盖伦医学遵循的是经院哲学，充斥着迷信和愚昧，其结果是造成烈性传染病的大流行和大批病人的死亡，而中医学则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概括和总结了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是互补的，结合在一起能促进医学的发展。
有人认为中西医学研究的对象不同，所以不能结合。因为中医研究的是“形上属性（证候）的人”，西医研究的是“形下属性（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人”，这两种研究对象是“不可通约的”。中医依赖系统方法，西医依赖还原方法，这是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的必然选择，这两种研究方法也是“不可通约的”。这个推论关系到中西医能否结合的根本问题，有必要予以探讨。首先，它混淆了对象与观点、方法、手段的概念。研究对象是指研究中观察和思考的客体，它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客观存在的。至于观点、方法和手段，则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同一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的对象，同一对象也可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医学，总归离不开研究人类生命过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医学和西医学是相通的，不存在因研究对象不同而不能结合的问题。其次是关于系统方法与还原方法“不可通约的”问题。有人一说到西医学便是细胞病理学、局部定位思想、微生物学和特异性病因观念，一说到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便是系统论，并强调在中医学中早已包含系统论的合理内核，是世界上首先把系统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医学之中。其实，现代的系统论源于西方，早已在现代医学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神经-内分泌学说、稳态学说、应激学说、受体学说以及免疫学、环境医学、身心医学、社会医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无不说明西医学已经越来越注意系统方法的应用。
系统论是20世纪中叶才形成的，用于现代医学时间不长，但却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中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论也至少有二三十年了，但迄今仍基本上停留在阐述中医学中有系统论的“原始思想”、“雏形”或“合理内核”，这除了赞叹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之外，究竟使中医学取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论
系统方法是将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对待，着重从系统的整体与组成系统的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以达到全面、精确地了解对象，并对问题做最佳处理的方法。是综合研究和处理有关对象整体联系的方法。
还原方法是从高到低、向下进行研究的，其实质就是分析。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通过实验方法，特别是分析方法的运用。其特点是从部分了解整体，从微观了解宏观，从低级运动了解高级运动，把研究对象分解为若干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认识其细节，使科学研究大为深化，走向精确和严格的道路。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还原论与系统论、分析和综合，绝非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由还原分析转向系统综合，仅仅是对还原论的辩证否定，而不是完全抛弃。还原论与系统论都重视整体与部分的内在联系，强调人体和疾病不脱离一般的物理、化学规律，因而必须进行分解和还原。但还原论认识的重点在部分，忽略整体性；系统论认识的重点在整体，强调从整体出发认识诸部分。还原论过分强调部分对整体的基础决定作用，片面强调“向下”的认识途径；系统论则强调“向下”和“向上”两种认识途径，即一方面肯定部分对整体的基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整体对部分、环境对整体的支配和控制作用。现代科学的系统方法是将还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系统综合以还原分析为基础，没有分析，对组成整体的各要素没有正确细致的认识，系统综合就无从谈起。
还原分析的方法打开了通往微观和细节的道路。正是由于还原分析的运用，才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才有近代医学的出现。从20世纪中叶引进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社会科学等方法，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通过多学科的渗透和新技术的采用，发展了现代医学。
中医学虽然具有系统论的思想，但由于没能吸收近代科学及其方法论的营养，没有发展必要的分析还原研究，没有真正打开通向微观和从微观了解宏观的道路，没有发展必要的实验研究等，其系统论思想只是系统论的“雏形”或朴素的系统论。所以中医必须克服上述历史性缺陷，才能上升到现代科学的系统论。
4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这些成果，如果用方法论来概括，就是在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中引入了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由于这些方法不同于中医学的整体论和朴素系统论的思想，有时会引起异议，认为中西医结合偏离了中医药体系，担心“中医西医化”。这种顾虑其实是不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用免疫学来阐明中医所说的“正气”，用稳态学说来解释“阴平阳秘”，却只字不提西医学，似乎免疫学、稳态学说等与西医学无关。在这类研究中，对免疫学的现代成就和细节、对稳态调控的具体机制（如信使系统、受体系统等）都尽量避开，似乎一旦深入到具体细节，便有西医化之虞。这种片面强调整体综合的做法，实际上是继续“述而不作”，通过“条辨”的形式以求自我完善。中西医结合要尽量采用现代医学的最新知识和技术，以不断获得新成果和进展。
更多的非议是来自中西医结合中还原分析方法的运用。如认为研究中药必须是复方，必须是辨证用药，如果是研究单味药，尤其是分析有效成分，便不是中药研究。但是青蒿素的发现却让这些人为难，既不愿承认它是中药现代化的成果，又无法否认它对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像这类问题，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十分容易解决。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创造新医学新药学，从中药中发现新的有效抗疟药，是中医药学对人类的新贡献。当然，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不只限于单味药的分析。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进行复方研究和辨证用药的研究也都有成果问世。
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原陆军三十二师卫生科科长吴金玉同志在昆明地区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31周年会议的专题发言
我是解放战争中期入伍的老战士，当时十四周岁，终生从事部队卫生工作，始终热爱医疗卫生工作，并为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辉煌成果而感到自豪与骄傲。在今天这个纪念毛主席逝世31周年的会议上，以“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为题，作一回顾性的发言，也作为对伟人的缅怀与追思。
一、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成果
依我看来，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这个社会某一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有三条标准：一是社会人群的发病率，特别是流行病与传染病的发病率的升降；二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生病，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三是国民的体质是增强还是减弱了，平均寿命是提高还是下降了。勿庸置疑，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进步。
1、迅速消灭或控制了严重威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
以下列七种疾病为例：一是鼠疫，仅云南省自1772-1949年的一百七十七年间，就发生流行200次，波及88个县，死亡人数达百万；解放后经过大规模的群防群治，到1964年便完全控制了鼠疫在人间流行。二是霍乱，自1921年由印度传入云南，仅1939年至1942年两次大流行（第一次流行波及26个县市乡，第二次波及64年县市乡），据不完全统计报告，两次的死亡率分别为51%和74%；此病于1957年得到了彻底控制。三是天花，解放前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传染病，染病者或死亡或留下“麻子脸”；到1960年云南省西盟县永西寨发生最后一例病人，这既是云南省最后的一个病例，也是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消灭了天花的时间和地点。四是血吸虫病，据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全国疫区多达12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受此病威胁的人口有一亿多，1200万人感染此病，其中许多人丧失了劳动力；1955年冬毛主席发出“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将原定15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改为七年，结果在流行最严重的江西省余江县，1958年6月就完全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看到《人民日报》的报导，兴奋地彻夜未眠，欣然命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送温神》七律两首。五是疟疾，是全国性的流行病，云南省是高疟区，当年我军进驻云南边疆时，许多村寨因疟疾流行，人口大批死亡或逃离，许多连队指战员疟疾发病率近乎百分之百；当时西南军区很快组成了抗疟大队，他们在当地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两、三年的奋战，这个恶性流行病便得到了控制，创造了有史以来的奇迹。六是性病，解放前卖淫嫖娼的社会恶习，导致了性病在这类人群中广泛流行，据解放初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性病患者达百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采取断然措施而查封了妓院，解放了大批妓女，为患者进行了根治，并为她们安排了正常工作。七是结核病（俗称痨病），解放前无论城乡发病率、死亡率都比较高；新中国成立后，其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了控制。
2、城乡大多数人的医疗基本有了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就业率很高，基本消灭了失业；广大农村经“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不久又走上了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中，便实行了公费医疗制，他（她）们生病不论门诊或住院，都不要个人缴费；其家属和未成年子女享受半公费医疗（也就是办个公费医疗证），生病无论门诊或住院，不再交费。60年代前期，毛主席发觉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重城市”和“轻农村”，便严厉批评国家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6.26”指示。在“6.26指示”的号召和鼓励下，军内外医务人员掀起了分批分期下农村的热潮；与此同时，农村大办合作医疗（1969年底统计，95%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世界联合国卫生组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并在全世界范围宣传推广。
3、国民身体素质增强和平均寿命提高
旧中国由于“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许多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贫病交加。有着“东亚病夫”之辱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劳动人民翻身和当家作主，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不仅少生病了，而且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再加上毛主席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大多数人的体质明显增强了，从此甩掉了“东亚病夫” 的帽子。从1950年以来，中国人们平均寿命增加20岁以上，男人平均寿命为69岁，女人平均寿命为71岁。此外，还要特别提到婴儿的死亡率，解放前婴儿死亡率很高，农村许多劳动妇女生下的婴儿死亡过半，而解放后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不少地区都降为零。
二、辉煌成果源于正确的路线和卫生工作方针
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也始终面向大多数人。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最早的卫生工作的题词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十分强调“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抗战期间，为追悼白求恩同志的题词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延安卫生展览会的题词是“为全体军民服务”。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第一条便是“面向工农兵”，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方向。由此可见，建国后我国卫生工作取得光辉成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主席为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制定了一条“为大多数人们服务”的正确路线，而我们军内外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卫生工作路线，才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从而取得了光辉的成果。方针与政策是路线的具体表现。一九五四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我们深入贯彻与落实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正确指针。
第一条方针“面向工农兵”，这是由我党的宗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告诫我们在工作中永远不要淡忘或背离这个方向。第二条“预防为主”，这是毛主席军事上“打主动仗”思想在我国卫生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由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因预防是对疾病的主动进攻，使大多数人受益。第三条“中西医结合”这是从我国同时存在着传统医学和西方传入的现代医学这两种医学并存的现实出发，因为中医与西医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长短与优劣，而将这两种医学结合起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各自的作用，更有利于人民的健康事业。第四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和运用，也是我国卫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因素，而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更是有力贯彻这一方针的生动体现。此外，毛主席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十分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挂帅”。他在一个相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在这里还特别要提到，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便为我们广大医务人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学样榜样，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他要我们广大医务人员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都以白求恩为榜样，军内外均出现了白求恩式的先进医务工作者。显而易见，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切实落实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从而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果。
三、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忧虑
近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实在令人忧虑：一是许多曾被消灭或控制的流行病与传染病死灰复燃，性病发病率急剧上升，不少地区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发病率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二是不仅“弱势群体”，而且有相当多的人群生病“无钱医”或“医不起”。人民群众将它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之一。国家卫生部将医疗推向商业化、市场化，许多医院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中“赢利”的观念浓厚了，“服务”的思想淡漠了。三是国民体质下降，青、中年及少年与儿童中“肥胖症”的比例急剧上升，随之而来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脂肪肝”日益增多；“近视率”空前增高。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二是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或被“淡忘”，或被“扭曲”，或被“背弃”；三是许多医务人员缺少“医德”，玷污了“白衣天使”的美誉。
天花，霍乱，鼠疫，疟疾
现在社会上对于中医的地位越来越看重，但是，中医的发展前途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如果可以将西医和中医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已经可以将中医的技术改善的更加完美，所以中西医结合临床技术发展前景还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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