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私塾学了两年《三字经》、《论语》、《春秋》、《左传》、《古文观之》等书，并进行了较好的书法训练，随后读小学5年，初中三年接受新学教育，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日本语学院日语系学习日语四五年。在中医家庭的熏陶下，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
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
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每篇都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成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方和谦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
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国外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
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
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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