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西医之争，中医被怎样打压的？_备孕

西医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几乎就是文明和进步的代名词。

民国时期，进步人士们为了推广西医可谓不遗余力。很多当时的新派人物公开抵制中医。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郭沫若、汪精卫、傅斯年等等。

最倒霉的梁启超

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

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启超出院后，尿血依旧。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充分表达了对西医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割了一个本没有任何病症的好肾。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甚至爆发了一场关于中西医的论战。

梁启超也只好昧着良心说瞎话。在《展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

事实上，梁启超一直在追问手术的问题，但是协和医院对此却遮遮掩掩。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巳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人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丁文江，赵丰田《粱启超年谱长编》）

梁启超在北戴河期间病情加重。只好请中医唐天如看。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9年，梁启超病逝。

最尴尬的胡适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提倡新文化，认为中医不科学，是上世纪初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

胡适博士最初发现有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尿中含有蛋白，腿脚肿痛，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蔡元培曾建议胡适休假半年，而胡适的病情也确实持续了半年多。

1920年11月18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被协和医院宣判“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

后来，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复介绍，胡适才延医于陆。经过一番诊治，竟霍然而愈。

胡适在“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上题了五百余字，叙述了治病经过。

为了反中医胡适一样昧着良心撒谎。到了晚年，胡适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却失口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

胡适的弟子罗尔纲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

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

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最无奈的孙中山

孙中山“宁死不看中医”。曾经成了孙中山信仰坚定的证明。时人言之凿凿。

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事实上，孙中山到北京病重期间，一直要求保守治疗。当时协和医院认为孙先生所患的恐怕是“最烈肝病”，必须手术。

打开腹腔之后，发现无法手术，整个肝脏表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而且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随即缝合。

手术后不久，便进行了放疗，两天不见效果，病情急剧恶化。

2月17日，刘瑞恒给孔祥熙写信，请他转告孙中山的家属和国民党内诸人士，明确表示孙中山患的是不治之症，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

2月18日，孙中山因病情加重而搬出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陆仲安等曾共同诊视一周并开出方剂，孙在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数日后，孙又停止服用中药而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延至3月12日凌晨，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9时30分，孙中山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

孙中山不是不看中医，而是一大堆人不让他看中医。

最可笑的康有为

台湾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在他的《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写了一则有趣的事，说康有为老年时期曾偶然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说一位叫沃罗诺夫的医生研制出了一种返老还童的医术，不过……需要把年轻猴子的睾丸移植过来，可以延缓衰老，而且能改善性功能。

后来，康有为经过好友江逢治的引见，认识了一位德国医生，然后做了睾丸移植手术，把年轻猴子的睾丸换在自己身上。之后一段时间，康有为都感觉神清气爽，记忆力和性欲都大大增强。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时代限制，很多医学理论都不成熟，后来猴子的睾丸在老康体内发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康有为最终暴毙而死。

最初看到以为是一个闹剧，但是后来发现可能是真的。

康有为确实是暴毙。据说是七窍流血而死。康家人说是食物中毒。

第一，移植猴子睾丸的事是真的。

20世纪初，奥地利生理学家斯泰纳赫以及欧美多位医生进行过睾丸移植手术。从此，其它一些国家的医学者开始频繁研究睾丸移植手术。

第二，报纸上说的“沃罗诺夫”医生也确有其人。沃罗诺夫是法兰西学院医学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他报告了人体接受羊、牛等睾丸移植的成功案例。

1927年，白俄报纸《俄国时代》刊登一则消息，说伊万诺夫教授试图在苏联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进行人猿杂交实验。这则新闻曾轰动一时。

“康圣人”有六位妻妾，需求迫切也是可以理解的。

百度知道

医院每天都要面对生死，学医的人会相信鬼怪吗

471医生给人的感觉胆子都很大，尤其是那些外科医生，他们每天会面临着许多人的生生死死，而对于一般人来讲，对于人死了这件事，他们是比较恐怖的，因为受到一些影视作品或者书籍的影响，他们会认为人死了之后会变成鬼魂。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医生是不会相信鬼怪的，因为学医的人，他们懂得很多人体上的构造以及科学知识，所以对他们来讲，很少会有医生会相信这些封建迷信的说法。并且学医的人都经过了高等教育，一般医生的价值观都是唯物主义的，所以我觉得学医的人并不会害怕鬼怪。

学医的人更明白一个人由生到死的过程，有的生命是他们亲手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也有的生命，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在他们看来，一个生命由生到死，只是物质变化过程，并不存在什么鬼怪的参与。所以即使他们在一天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许多生生死死的事情，但是他们依然不会害怕。也可能是由于时间长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死离别。而对于医生来讲，他们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文化意识都较高，所以医生是不会受到这些封建迷信的传说蛊惑的。

恐惧源于无知，正是由于很多人不知道人死了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他们才会觉得人死了之后会变成鬼神，但是医生对于生死这件事的全过程，他们是十分了解的，所以他们就不会相信有鬼怪的存在。

中医，是老祖宗历经数千年不断探索和临床验证后，给国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在西医还没进入中国之前，一直独力承担着整个民族救死扶伤的重任。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进，西医也渐渐得以进入中国。中医、西医同为治病救人，本应并行不悖殊途同归，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中医、西医争论由来已久，禁止中医始于道光，而盛于民国。

公元1822年，即位仅一年的清道光皇帝突然下了道圣旨，“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究竟为什么要禁止？至今仍是清朝的一大悬疑。

北洋政府为西洋医学大开绿灯，炮制出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 “ 致难兼采 ”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要求整个医学教育系统里，只剩西医一棵独苗，中医被排除在外。北洋政府教育部，最初的定调只是半遮掩式地以 “漏列” 进行搪塞。

一年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强硬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废除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二是学制均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即已推行废除中医。

新式诊断方法的应用，某种程度上，无疑令“望、闻、问、切”处在不利的位置。然而，中医辩证追求的，是标本兼治，与西医快餐式的治标不治本截然不同，可谓高下立判。排除中医中药，对中医行业打击最大，其次是令众多的患者在治疗方案上缺少选择，形成了西医一家独大。

为了自救，各地中医团体和医药总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刚要有所行动，教育部接着又插一刀。公布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排除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

最终，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国务院，均以中医“ 非最新学说 ”、“ 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 ”等作出批示。最苦的，是刚念完中医的莘莘学子，到手的一纸文凭如同废纸。

中医虽在“中西医擂台赛”上大获全胜，仍阻止不了国民政府的猛烈打压

打压中医力度最大的，非国民政府不可。据《丁甘仁传》记载，早在北洋政府期间，中西医就曾在上海举行过一场擂台赛。西医广慈医院的洋医生问名医丁甘仁是否有胆量以中医挑战西医？丁甘仁医生当仁不让，二人最后约定就在广慈医院设擂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