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是继明治维新后进行的又一次全面、彻底的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科技人员,以及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为日本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我们不可不知：
《财经时报》推出的《二战期间日本掠夺亚洲国家黄金揭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这一报道来源于《黄金武士》一书。
这本由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夫妇用18年时间收集资料，追踪案件，写就而成的《黄金武士》一书中披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掠夺价值上万亿美元黄金等财宝的骇人内幕，震惊世界。
书中讲述的“山下黄金”的故事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当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菲律宾的一些岛屿上，一群劳工还在地下没日没夜挖着不知何用的隧道。几天之后，成吨的黄金和财宝被运往那里掩埋，永远地掩埋。当那些工人刚要爬上地面的瞬间，一声巨响，然后便是一片死寂。一切成为永久的秘密，只留下一个叫做“金百合”的传说。
“传说”与史实之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和官方的澄清，但按书中披露，中国无疑是那场战争中受伤害最大的国家，日本所掠黄金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中国抢去的，而东北地区是在那场侵略战争中被日军占领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地区，那么，那笔惊世骇俗的“山下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从东北掠走的？日本究竟掠走东北多少黄金？
连续几日，本报记者寻访国内及东北有关专家、学者，并从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和当时最著名的民间银行――边业银行入手，试图揭开日本掠夺东北黄金之谜。但所有被采访者一致表示，由于当年日本刻意掩盖这些事实，其所掠走的黄金等财宝要远远大于目前公布出来的数字。
一场疯狂的掠夺
沈阳地方志专家伯金地：东三省官银号内66万斤黄金被日军掠走
现在的工商银行沈阳分行沈河支行所用的建筑，就是百年前的东三省官银号的老宅，这幢屹立在沈阳城朝阳街长安寺巷上的老建筑前，石狮下一块石碑记载着东三省官银号的身世。
东三省官银号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成立，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分号99处，是当时东三省最大的地方银行，由东三省巡使张作霖操控，奉军六次入关都是以东三省官银号为经济后盾。张学良将军在东北主政期间，正是依靠东三省官银号整顿了东北金融秩序，稳定东北币制。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关东军每到一处首先抢占的就是交通运输线和金融机关。
当时东北地区主要的金融机构有：东三省官银号，东北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资本2000万元；边业银行，奉系军阀势力设立的，资本525万元；吉林永衡官银行，省政府的金库，资本1000万元；黑龙江省官银行，资本200万元。四银行还在沈阳设立了“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该四银号是东北金融界的决定力量。
“九·一八”事变次日，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日本人如获至宝，在门口贴上“擅入者枪毙”的字样。当日晚间，日军用载重汽车将官银号内的现大洋运走。
据后来沈河支行的资料记载，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库内存有的66万斤黄金和200万元银元被日军劫走。由于数字巨大，就连当时负责编写沈河支行门前石碑说明的赵建宏都对记者说，“我当时也有点儿怀疑，毕竟这个数目太大了。”此后，赵建宏也到省市档案馆查阅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说法。见过当年东三省官银号金库的赵建宏说，地上和地下的金库共5个，每个达300到400平方米，“那是相当大的金库，也说明当时的财力相当雄厚。”赵建宏提供，66万斤黄斤这一数字，来源于从事沈阳地方志工作的伯金地的《东三省官银号始末》，而伯金地也是货币研究专家，当时赵建宏对此数字表示怀疑时，伯金地曾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错的。
与赵建宏的初始怀疑相一致的是，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写的《沈阳历史大事本末》一书对当年日本人从东三省官银号掠走的黄金记载为16万两，而有关媒体还有16万斤的说法，可以说相差很大。
但是直到现在，曾在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过的伯金地仍坚持“66万斤黄金”这一数字，“当年也是经过多方面考证的，而且数字来源主要是《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一书”，该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对当时的记载非常详细。”“日本占领东三省官银号时，张学良没来得及运走那么多钱币，根据奉系当时的财力，这个数字也是可能的”，伯金地说，“从史料看，当时日本人把一部分黄金运回本国，另外很大一部分则转移到长春，为伪满洲国筹备资金。”
百岁原边业银行老员工孙竞寰：7000两黄金不翼而飞
今年100岁的孙竞寰老人从1927年就在沈阳从事银行工作，他先后在张作霖的边业银行、日本人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国民党开办的“中央银行大南门支行”工作过。“其实，这几家银行都是一家银行，就在现在的大南门”。
孙竞寰记忆力很好，“边业银行是张作霖开办的，它与官方的东三省官银号都是东北最大的银行”。
“边业银行也对外”，孙竞寰说，1927年边业银行成立他就在这里工作，是负责存放款的组长，那时他才20出头。
孙竞寰说，“九·一八”事变之前，银行每天热热闹闹，生意很好。为了巩固纸币的作用，银行从上海购买了7000两黄金，作为储蓄金。
“黄金装在7个大木箱里运来，每个箱里装1000两。”
孙竞寰说，这些黄金在日军进来前一直放在银行里，也没有被兑换。当时的纸币是银本位的，100元可以换100块现大洋，但是不能与黄金兑换。
“九·一八”事变后，这家银行被日本人控制，改名为“满洲中央银行”。孙竞寰也被调往牡丹江分行工作，直到1935年回来。
回来后他发现这笔镇店之宝7000两黄金已经不翼而飞了。作为亲历日本统治下的银行工作者孙竞寰还目睹了日本在东北建立殖民地金融体系，统一币制，使东北的金融机关和伪币成为日本金融机关和日元的附庸，以便使日本垄断集团对东北输出资本，进行掠夺服务。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战争，伪满洲中央银行还大量积聚资本，集中投放给重要的产业部门，扩充军事工业，掠夺物资资源。
吉林学者李重：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用于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首先夺取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即东北三省的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分行等金融机构。除黄金外，关东军还抢走了张学良存在边业银行中私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古玩字画等。有日本侵略者供认，从“四行号”中掠取的资金达1.4亿元。这些银号的附属事业投资额高达3800余万元，亦全为日军掠夺。
民间的财富也未能幸免。张氏帅府被占领。后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从帅府洗劫的张学良家产装了两火车，运到北平试图交还给张学良，张学良怒不可遏地说：“这样待我，等于羞辱我，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车站烧了，羞辱你。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三省，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四岛还大呢！”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间，在疯狂侵略中国的同时，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世界侵略史上极为罕见的掠夺与破坏。
日本为吞并东北四银号，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积极筹划设立伪满银行。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支行共128个单位正式开业，“满铁”的社员被充斥到银行进行监管，从此原有四银号被撤消。
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是地地道道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是完全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伪中央银行受关东军的全面控制，它为关东军提供军费和筹集军需物资。日本银行在伪行内设有参事室，监督该行的活动，实际上伪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的特殊分支机构。
日伪统治者利用伪满中央银行，实行残酷的货币、信用受理。它参与制定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垄断货币的制造和发行，垄断东北的金融市场。
著有《伪满洲国货币研究》一文的长春学者李重说，侵华期间，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及其他金属货币，一手收买东北所产之黄金、白银及现大洋等，再运往英美日各国，换取外汇购入战争之必需物资，资助日作战。
一项仍是空白的研究
专家称日寇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卞修月，长期从事抗日战争人员及财产损失研究。他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是空白。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相关人员也表示，专门研究日本经济侵略造成东北财产损失的相关资料已很难查找。
二战期间日本到底从东北掠夺多少黄金？记者找到大量资料和有关专家都无从考证。
省委党校刘贵田教授说，现在已知的一个数字是，1941年日本侵略者运回国内的黄金数量为2300余万克黄金。
1937年至1940年是日本侵略者对伪满经济实行全面统制掠夺时期。日伪统治者从1937年起实施产业开发5年计划，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变东北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在这个5年计划中，1937年计划开采黄金4230公斤，最终生产了3709公斤；1938年也是生产了3000多公斤。
为什么没有日本侵略者掠夺黄金的准确数字呢？“九·一八”研究会会长王建学教授认为，是日本侵略者有意销毁证据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查到的日本侵略者掠夺沈阳煤炭、钢锭、钢材、铝、液体燃料等物资的数字，也是不完整的，至于像黄金珠宝一样贵重的东西，属于绝密，只有当时的日本高层了解。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1931年前，日本掠夺的物资张作霖都能掌握。因为物资只能从大连出口，通过满铁运输。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发出经丹东走朝鲜釜山回国的通道，且日本已经控制东北，运输物资的数量以及运送什么则全由他们说了算。
王教授还表示，日本战败后还销毁了大量的文件记录，被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估计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亿
日本以技术立国，技术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标。GDP可能被地震一瞬间摧垮，如果技术力还在，则经济的根本还在。如果技术力被摧毁，多大的GDP也会随风而逝。至于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来表示。日本学者做学问时比较喜欢比较技术力，他们认为这才是经济的根、真正的经济。
日本和经济密切相关的有两个组织：政府有个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还有个民间组织——产经联（经团联）。产经联是由日本的大企业互相持股组成，实质上是日本政府的“政府”（关于产经联和日本政府的关系，我将在有关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章节中专门讲述）。产经联里的大企业是日本的基干企业，是日本技术的精华，是日本经济的基础和骨骼。
产经联有个铁律：如果基干工业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谁敢破坏基干工业，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基干工业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
产经联在1945年是如何使日本奋飞的呢？粮食不足，在产经联的操纵下，政府得给学校派免费午餐，保障教育。大量工人失业，不能使他们荒废，产经联就通过政府组织他们上山下乡去种树，还要组织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技术人员把技术储备转化为民用技术。当基干产业还不完善，即“骨骼”没有发育好的时候，技术遭遇瓶颈，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产经联则坚决压制需求，坚持把资源投入重工业。一面要组织人员攻关，同时向国外敲诈：“你如果不卖，以后就没得卖了。”产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坚决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就这么“挺”着，让基干产业的“骨骼”逐步完善，产能逐步增长。在此之前人民的消费需求只能耐心等待。就这么艰难前行，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骨骼”逐渐强壮，一飞冲天，完成由蛹化蝶。
产经联不面对普通消费者，只对整个民族，规划整个民族经济的大厦和发展方向，给其他企业提供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是它决定了这个民族是一流工业国家还是刷盘子的角色。
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倾全力发展基干工业，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抓紧后备人才培育。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
中国当时已经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消费品，但有技术瓶颈，产能受限制。应该逐步攻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让消费带着工业“骨骼”逐步完善，艰难并痛苦地由蛹化蝶。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则与这种方向背道而驰。
1991年，俄罗斯民族也开始了再出发的行程，但是抱着金山压断了脊梁，无数顶尖人才流落异国他乡。
清贫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
关于无过错输血造成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形血液是重要的医疗用品，无法人工生产，只能从人体身上采集。虽然，在采血之前要对献血员进行体检，但是目前仍然存在难以解决的窗口期问题，即有5%左右的献血员在感染丙型肝炎、艾滋病等血源性疾病的早期，虽然实施了目前的检查方法却无法检测出病毒指标，这种血液被当做正常的血液输给了患者，造成了患者感染血源性疾病。在这种情况下，血液提供机构(主要是血站)以及医疗机构是否要承担责任。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侵权责任法》第59条的制定过程中就表现出来了。
首先是关于血站在采供血过程中无过错的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血站依法是否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有不同意见。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血站对民事损害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依照《产品质量法》第四41条的规定，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因此，对血站责任问题的不同意见就主要反映在对于血液是否属于“产品”的争议上，大体有三种意见：
1、认为血液不是产品，输血是医疗抢救和治疗病人的重要手段，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买卖，对血液不应当作为“产品”适用《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将从供血者身体抽取的血液，进行分装、贮存、保管、运输以及加入抗凝剂等，这些工序尚不构成加工和制作。血液的本质特征不是生产劳动的成果，血站也不能生产、制造血液。“制造”血液是人类的一种身体机能，血液是从献血者身上采集而来。输血不同于普通的商品销售，而类似于人体组织的移植，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患者治疗的需要。献血法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血站是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血站、医疗机构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公民临床用血时只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根据这些规定，结合《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规定，应当认为输血用的血液不属于“产品”，血站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
2、认为血液是产品，无过错输血感染疾病案件应适用《产品质量法》, 由血液提供者向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输血用血液( 包括全血与成分血) 与人体内的血液不同, 它经过了加工、制作，尽管过程相对要简单一些，但如果不经过器械采血、分离、加入抗凝剂等工艺流程, 人体内流出的血液不能自动成为输血用血液。而且，输血用血液是血站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销售给医院, 患者又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向医院支付相关费用后才使用的。
3、认为应当将血液视为“产品”，使血液提供者承担与血液制品生产者相同的责任。相对于输血用血液,普遍认为血液经过提取分离而形成的血液制品，如冻干血浆、白蛋白、丙种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属于产品。血液与血液制品的来源相同, 都是献血者体内自然流动的血液( 或血浆) , 只是输血用血液由血液提供者以较为简单的工艺流程加工而成, 而血液制品由企业以较为复杂的工艺流程加工制作。如果对“窗口期”等原因造成的输血感染事件按照不同的规则处理，对血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对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不符合法律公平公正的理念。因此在无过错输血感染疾病案件中，对于血液是否为产品不宜机械考虑，即使血液不是产品，亦应将其视为产品，适用产品质量法由血液提供机构承担无过错责任。
其次是在无过错输血患者感染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性疾病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如何承担责任的争议。与血站的情形相似，也有上述三种意见。主张医疗机构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医疗机构只是血站提供血液的使用者。在输血过程中，医疗机构仅负责检测患者的血型，以及将血站取得的血液与患者的血样进行交叉配血检测。对于从血站取来的血液，医疗机构没有义务进行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等病毒检测。医疗机构对血液本身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在输血过程中，医疗机构向患者收取三项费用，包括血站供应价格、储血费和配血费。其中血站供应价格是由医疗机构代为收取的，要全款支付给血站，属于患者支付给血站的费用。患者支付给医疗机构的费用只有储血费和配血费两项，分别是血液储存费用和为患者输血进行血型试验和交叉配血试验的检验项目费用。主张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医疗机构与其他销售者相比，更具专业性，对于血液和血液制品，医疗机构都应负有最终的把关责任，这种责任关系着患者的生死存亡，作为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医院和医生有能力和责任对血液和血液制品进行鉴别，而患者比一般消费者而言，在专业性方面更处于劣势。因此，医疗机构的责任不应当比一般销售者的责任更低。8
我们认为，输血感染案件中的受害人与血液提供机构及医疗机构相比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弱者。对于无过错输血感染这一不可预料的风险,血液提供者和医疗机构更有控制风险、承担风险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合理保护受害患者的利益，有利于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有利于减少医患纠纷。因此，在“无过错输血造成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理解和适用上，不应该将这种情形归入“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由于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需要将来的司法解释对此进行细化。在相关规定出台之前，以下两种做法值得参考：
1、适用《侵权责任法》59条的规定。依据《侵权责任法》59条，血液提供机构和医疗机构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前提是输入不合格的血液，而在“无过错输血造成感染造成不良后果”情形下，如前所述的处于“窗口期”的血液，虽然实施了目前的检查方法却无法检测出病毒指标，这种血液是被当做正常的血液输给了患者。因此，应该对“不合格的血液”作宽泛的理解，即包括处于“窗口期”的血液。正是从这个角度分析，有学者认为，对输血感染，《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向患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即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侵权责任法》显然改变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调整方法，无过错输血感染的不属于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
2、适用公平分担损失原则。《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一般认为该条规定不是该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一个独立归责原则，而只是对损害结果的分担原则。对于无过错输血感染疾病的纠纷，如果医疗机构及血液中心均无过错，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又对受害人明显不公平时，可以适用公平分担损失的原则，由各方当事人分担损害结果，即由医疗机构和血站给予患者一定的补偿，以适当保护患者的利益，或者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1、产前检查支付标准自确定妊娠至终止妊娠，发生的产前检查费用按限额标准支付3000元。
低于限额标准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高于限额标准的，按限额标准支付。
2、住院分娩定额支付标准
（1）自然分娩的医疗费：三级医院5000元、二级医院4800元、一级医院4750元（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且采取椎管内分娩镇痛，定额支付标准在各级医院“自然分娩”定额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增加1000元）。
（2）人工干预分娩的医疗费：三级医院5200元、二级医院5000元、一级医院4950元。
（3）剖宫产手术的医疗费：三级医院5800元、二级医院5600元、一级医院5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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