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阵线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7〕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而“斗争”！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枪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革命的时期，援助俄国革命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俄国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国，他们援助革命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革命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革命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俄国，长期无私援助俄国革命，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劳改营长期服苦役。而当地劳改营死亡率极高，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政治犯）不会找上他。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劳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劳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人才！”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劳改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劳改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处长。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似乎获得了。他先任劳改营工地主任，后任劳改营工程处长，其身份多么“荣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劳改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学海无涯勤为舟”，劳改营将他迷住了。他在各个劳改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领袖震怒了。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吗？”领袖问。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权！”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局长；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劳改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领袖同意了。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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