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县，上蔡，被人叫做艾滋病村（前十来年），也是卖血卖的了，感染成病了。
时代的车轮缓缓走过，小人物的命运随着车轮而碾压，重塑。
《许三观卖血记》：
十二次卖血，贯穿了他的生命历程，他以他的血液，哺育了一家五口。
以人民公社、饥荒、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等历史纪编织了一条时间线索。而“卖血”是在这个时代下的产物。
许三观与许玉兰那三两句话、几坛好酒便能结婚的时代，两人之间直愣愣的对话可谓是“ 快刀斩乱麻”。
余华平铺直叙，不加修饰地叙述二人的婚后故事。
一乐打伤了别人，许三观迫不得已去卖血赔钱，又被别人指出一乐不是亲生儿子，这一段完美的展现了许三观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性格:不愿意吃哑巴亏，也会愤怒。
但最终他难得的善良和宽宏，并愿意为家庭、为他的大儿子去医院卖血赔钱。
在重归于好后，他们面对的是来自历史中的打压。由于人民公社的失败，再加上饥荒，几乎压垮了每一个底层人民。
为此许三观又一次去卖血，来改善他家吃了几个月粥的艰难处境。
在家中耍嘴皮子为家人“炒菜”缓解饥饿，在当时，连米都不能吃到的家庭不可估量。
而炒菜情节中的说的肉和猪肝等，都是许三观一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许三观带着几个孩子去胜利饭店吃上了一顿面条，一顿用自己的血液换来的面条。
许三观对自己的大儿子仍有隔阂，故没有带他去吃面条。
在一乐走丢之后，他背着不是亲生儿子的一乐去吃了面条，再次展现了许三观的善良宽宏，这是在旧时代中难能可贵的。
苦难给予我共鸣。
高潮部分是许一乐的病倒，不论是许二乐连夜冒着风雪送哥哥回家的兄弟深情，许三观一路卖血到上海，血气不足冷得直哆嗦，晕倒在医院里，差点把命都卖掉了的父子深情，都让人扼腕长叹。
故事的最后，许三观一家熬过了时代，年迈的许三观在酒店里吃起了那炒猪肝还有黄酒。
这是余华先生少有的圆满结局，看到这我心里很欣慰，真的很怕妻子像《平凡的世界》里那样得病而亡，也害怕像《活着》中只剩福贵一人孤老终生。
许三观其实是那个时代里一个很小的缩影,他要凭着卖血这一条有生命危险的路，去哺育他的家庭。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艾滋病村
一、艾滋病村的发展史以及救济情况
1986年至1996年之间，卖血成为了上蔡县农民们的一大收入途径，有村民发现卖血可以增加收入，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石佛村村民们都前去卖血。
有些年轻健壮的小伙子18岁就开始卖血，有些村民一个月卖了28次血，有些人甚至一天卖3次血。村民们卖完血就去喝盐水和糖水来补充水分，喝完再继续卖血。
1996年，有位村民连续多天低烧，使用抗生素或是其他药品都无效。由此，石佛村确认了首例艾滋病，从此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石佛村村民感染上艾滋病不是因为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或是共用针头，而是由单采血浆卖血，回输红血球所导致的。
所谓“单采血浆”，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艾滋病病毒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的。
人们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也不知道这种病会以怎样的方式传播，更不知道要怎样预防和治疗这种病。村内的艾滋病患者又黑又瘦，身上有许多疱疹和溃烂。因为当初没有针对性治疗，一旦发病，患者往往坚持不过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
由于对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匮乏，当时的石佛村村民们不敢接触艾滋病患者，担心肢体接触就会被传染上病毒。
艾滋病患者们从而受到了来自其他村民们的歧视，患者用过的碗和杯子都会被其他村民直接扔掉，没有人愿意与其家属和孩子接触交往。
患者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和绝望。由于失去了生存的希望，有些患者开始进行打砸抢等违法犯罪行为，但是政府对于这些违法犯罪的艾滋病患者也没有合适的处理办法，当时的社会稳定便受到了危害。
不少村民不得不想方设法逃离家乡。产于上蔡县的农产品也无人购买。
1996至2004这八年间，上蔡县几乎每天都有艾滋病患者去世，有时甚至一天会有十几个患者发病去世。
2004年，上蔡县的艾滋病疫情被公开，河南省共有38个疫情村，上蔡县占了其中22个，邵店镇有13个，包括石佛村。
2004年，河南省政府对全省的的各个艾滋病疫情村都派出了工作队，帮助当地村民防治艾滋病。从美国引进的抗病毒药物逐渐稳定了艾滋病患者的病情。不少来自德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医疗专家都前来石佛村进行调查和宣传。
专家们告诉村民们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与患者的日常接触传播，艾滋病病毒一接触到空气就会死亡。村民们看到这些专家与艾滋病患者握手，并且一起吃饭，逐渐打消了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心理。
专家们也给予了艾滋病患者们关于新药物和治疗的研发希望，并且鼓励他们与病魔斗争。
二、卖血种祸根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血站这一以救死扶伤、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公益事业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
血站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区一度曾有33个血站成立，仅上蔡县城就办了4个。
其中有公办的、私营的、卫生医疗部门办的，也有行政、企事业单位办的有技术、有条件的办，无技术、无条件的也办。
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加入了卖血者的行列。卖血被当成了一种有效的致富门路。
当时，一些上蔡县的有识之士就对此现象忧心忡忡。卖血的确为一些急等钱用的人解决了燃眉之急，但由此发生的悲剧也不少。
例如，频繁卖血使卖血者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体弱、贫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艾滋病已悄悄走进上蔡县，并卖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卖血队伍出现了所谓的"血头"，血头一般由三种人担任：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的亲友有头脑、有关系的卖血者。他们实际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转卖，以赚取利润的生意人。
为了赚钱，他们草菅人命，采血时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时共用一个针头，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张旗鼓的卖血中酿成了这场大祸。
大祸终于在90年代末爆发。
不要怪他们，不要怪上蔡人，太穷了，日子太难了。
书中的许三观不是乐于卖血的，不是被生活逼到无路可走，没有人愿意卖血的。
但生活总是会会有无路可走的一天，许三观这辈子几次无路可走都是他卖血熬过来了。
所以，代孕这些事永远无法合法化，因为底层人民日子太难了，肯定会碰到走不下去的时候，如果代孕合法了，后果将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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