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荣：14岁开始吸毒阿荣今年15岁，外表似乎和同龄人没有多大差别：未经梳理的短发，害羞的表情，在陌生人面前有意压低的嗓音——如果呆在学校的话，他应该才读初二。
阿荣不爱读书，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同龄人大多还呆在学校里，所以他平时都是和比自己大的玩。玩得最要好的几个二十五六岁的朋友，大都是吸毒者。那些人在一起打麻将时，经常会轮流注射毒ping。阿荣回忆，去年五六月的时候，一个叫阿飞的朋友邀请他也“搞一针”，刚开始他没有同意。连续几天去找朋友玩，阿飞都向他发出邀请。后来，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他决定试一次。朋友们很热情地张罗起来，用绳子帮阿荣扎好左手腕，让手背的青筋凸出来，然后用注射器把稀释好的海洛因吸进针筒，交给阿荣。 大约10分钟后，毒品发作了，阿荣只感到昏昏沉沉，便到房间里的床铺上躺下睡觉。两三个钟头之后，他才醒了过来。
此后，阿飞经常打电话问他：“还要吗？”为了和这些比自己大的朋友打成一片，他没有拒绝。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这样，阿荣迅速成了一个“瘾君子”。当他主动开口讨要毒品时，朋友们开始向他收钱了，一般50元一次。 “原来他们只是想赚我的钱而已。
阿荣此时已陷入毒品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每天至少要注射一次。 阿荣的父亲在柳江县基隆开发区做建材生意，他帮父亲干活每个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但这些钱只能维持几天的吸毒开支，他只好向父亲要。父亲知道他拿钱去吸毒后，除了责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多是要钱的时候不给罢了。阿荣就会趁父亲不在家时，把自家门面的铝合金等建材偷卖给附近的同行，钱到手就立即跑去找朋友买毒品。去年8月的一天，阿荣到姐姐家玩，又躺在床上吸毒，民警闻讯赶来，送他去强制戒毒。本来阿荣半年前就可以离开戒毒所回家了，但家人要求他在里面呆够一年，阿荣说自己也同意。我不愿回家，我怕再见到那帮朋友。据戒毒所民警介绍，出去后复吸的起码在80％以上，因为一回到以前的环境，人很难摆脱其他吸毒者的影响。像阿荣这样的未成年人，意志更薄弱，更容易复吸。
阿兵是澄海外砂人，因年幼其母病亡，其父忙于生计无暇照管他，自7岁起，阿兵模仿大人们抽烟，并以之为荣。他说，每天放学后燃起一根香烟吞云吐雾，走在同学们中间感觉特有面子。14岁那年，勉勉强强读至初一的阿兵干脆辍学了，终日跟在乡里几位“大哥”身前身后当起了小兄弟。去年初，他结识了乡里一做餐饮生意的“大哥”，几番来往后，阿兵很得大哥喜欢。慢慢地，阿兵也发现了大哥原来是“白药仔”，但他也不以之为忤，相反还认为这是“酷”的表现。去年中，趁大哥不在家，小兵偷了一点“白粉”终于“开禁”尝了新，并从此成了一名“小道友”。吸上白药后，因无钱买药，小兵便在一“道友”“教授”下当起了“鱼虾蟹”庄家，以赌钱为营生。据称，那些“鱼虾蟹”的骰子都是用磁铁做了手脚，因此聚赌时基本都是赢钱，有时一天纯收入达三四百元。小兵称其每天下午常在陈厝合、辛厝寮一带“开局”，赚了“工资”后便买“药”过瘾。今年2月19日，小兵被警方抓获，在审讯时因药瘾发作口吐白沫，结果被送强制戒毒。39岁的周挺（化名）一头白发，他说自己进戒毒所之前就是这样了，不知满头白发是不是和自己17年的吸毒史有关。周挺的爸妈是西安一所高校的老师，从小他就生活在书卷气息颇浓的大学家属院，20岁的时候，周挺大学毕业，留在了父母所在高校，做后勤工作。
“后来想再学点儿东西，就去学驾驶，在驾校认识了一个大我六七岁的哥们儿，他经常招呼我去他家玩，有一次去他家，看见他和他女朋友在吸海洛因，于是我就特别好奇，他说来一口吧，我就这样被拉了进去。”周挺说，“就这样一直吸了17年，直到去年来到强制戒毒所。”
周挺说，因为吸毒，每月7000多元的收入，用在毒品上的却有6000多块钱，生活上大多时候只能靠父母和家人照顾。“父母知道我吸毒，他们很伤心，毕竟是做教育工作的，自己的儿子却接触毒品，他们也一直劝我，但是却没有用。”他说，“来到戒毒所后，民警经常让我们静坐反思，这个过程带给我的启示其实挺多的，心里也渐渐开始对吸毒这个行为有了抵触，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爸妈说，他们还给我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亲对象。” 周挺的父母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说，自己本来是有一个幸福家庭的，但是因为吸毒，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尤其是亲戚看他的眼神，这让他很难承受。
周挺说，除了避免接触那些吸毒者的圈子，戒掉心魔很重要，而且回归社会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包容的态度，“有了新的朋友和新的圈子，生活就会重新开始，我希望，离开这里之后，我的生活会是崭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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