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为什么要禁止中医呢？

中医，是老祖宗历经数千年不断探索和临床验证后，给国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在西医还没进入中国之前，一直独力承担着整个民族救死扶伤的重任。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进，西医也渐渐得以进入中国。中医、西医同为治病救人，本应并行不悖殊途同归，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中医、西医争论由来已久，禁止中医始于道光，而盛于民国。

公元1822年，即位仅一年的清道光皇帝突然下了道圣旨，“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究竟为什么要禁止？至今仍是清朝的一大悬疑。

北洋政府为西洋医学大开绿灯，炮制出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 “ 致难兼采 ”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要求整个医学教育系统里，只剩西医一棵独苗，中医被排除在外。北洋政府教育部，最初的定调只是半遮掩式地以 “漏列” 进行搪塞。

一年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强硬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废除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二是学制均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即已推行废除中医。

新式诊断方法的应用，某种程度上，无疑令“望、闻、问、切”处在不利的位置。然而，中医辩证追求的，是标本兼治，与西医快餐式的治标不治本截然不同，可谓高下立判。排除中医中药，对中医行业打击最大，其次是令众多的患者在治疗方案上缺少选择，形成了西医一家独大。

为了自救，各地中医团体和医药总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刚要有所行动，教育部接着又插一刀。公布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排除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

最终，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国务院，均以中医“ 非最新学说 ”、“ 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 ”等作出批示。最苦的，是刚念完中医的莘莘学子，到手的一纸文凭如同废纸。

中医虽在“中西医擂台赛”上大获全胜，仍阻止不了国民政府的猛烈打压

打压中医力度最大的，非国民政府不可。据《丁甘仁传》记载，早在北洋政府期间，中西医就曾在上海举行过一场擂台赛。西医广慈医院的洋医生问名医丁甘仁是否有胆量以中医挑战西医？丁甘仁医生当仁不让，二人最后约定就在广慈医院设擂治病。

各自在广慈医院住院部抽取一名伤寒病人进行治疗，治疗时间以二十天为限。丁甘仁医生抽到的是一名35岁的法国人，在服食五帖中药后，病人基本康复。结果，二十天后广慈医院的洋人院长面对众多记者宣布中医获胜。

即便如此，1929年国民政府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就迫不急待通过了“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 ”，同时规定六项废止中医的具体措施。即“废止中医案”。其中的第四、五项等同于宣告中医并不科学。(四、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五、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此时的中医中药被描绘成巫术，而最为积极并极力要求废止中医的，是曾留学日本的西医余云岫，认为中医是“ 杀人的祸首 ”，要求五十年内消灭中医。

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从过去的一味自傲，变成了一味的自卑。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好，老祖宗传的东西都是落后的愚昧的，于是就开始一味崇洋媚外，取缔一切旧东西：

服饰上以全盘西化为时尚，

生活上以抛妻弃旧婚姻的妻子为先进。。。

更有甚者，还有些全盘西化人士，提出取消汉字，取消中医等过激观点。其中取消中医一条，就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动荡。

这事儿的开始，就是南京中央卫生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出席的医生代表都是西医，会议开幕时，蒋介石派员出席读一篇训词，希望国府成立之后，改善卫生行政，由全国专家提出建议。

那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人，其实是新军阀互相平衡的结果，他也不懂医学，所以只是跟着老蒋附和，泛泛而谈。

可是这时候出来一个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演词就不同了，他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订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

他的态度，其实幕后有西方大药厂的影子，全盘取消中医以后，西医西药自然有巨大的利益，所以幕后积极推动（这个褚民谊笑话很多，是个大汉奸，以后有空我可以写写他的故事）。

言归正传，当时国人往往有一种积习，认为勾结上一两个要人之后，便气焰大盛，不可一世。如今卫生会议既有一百二十位专家主张，中间加上了一个“中央委员”褚民谊在内，那更是如虎添翼，认为废止中医案一经通过，只要交政府执行，便可以安然达到目的，所以在开会的情绪看来，认为中医废止，已在命运中注定了。

但是他们万万料不到，这一个提案通过发表之后，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成为全国的一个轩然大波。举国上下群起反对，然后舆论大哗，各地中医代表齐集上海反对。

在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代表举行了抗争大会。在这之后，全国十七省市代表在总商会大厅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二天会议，把各方面送来的提案，搜集起来，逐件讨论，由丁仲英老师任主席。推选了代表五人，去南京抗议。据当时的回忆：

山西代表时逸人振臂大呼说：“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然后又推选了五名代表，专门到南京抗议。

代表们到南京抗议后，冯玉祥专门打电话给卫生部部长薛笃弼，责怪他无故生事。阎锡山也有电报给三中全会，对中卫会废止中医的提案，表示极端反对。于是中央大员都请薛部长从速把这件违反民意的提案打消，以免引起民间对政府的反感。此外，褚民谊也受到好多位中央委员的指责，默然不再出声了。因此这场闹剧就此作罢。

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后来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年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这就是民国取消中医事件的始末。

【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 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经大会议决的重要提案包括： （1） 请愿问题，议决由执委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阵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2） 建设问题，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并设立各省中医药学校。 （3） 确定3月17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经念日——国医节。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