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四大体系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四大体系相辅相成，配套建设，协调发展。

（四）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完善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确定公共卫生服务范围。明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逐步增加服务内容。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央规定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增加公共卫生服务内容。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明确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职能、目标和任务，优化人员和设备配置，探索整合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形式。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强对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职业病和出生缺陷等疾病的监测与预防控制。加强城乡急救体系建设。

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等要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健康、医药卫生知识的传播，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公众合理营养，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将农村环境卫生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推动卫生城市和文明村镇建设，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卫生环境。

加强卫生监督服务。大力促进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职业卫生、学校卫生，以及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卫生工作。

（五）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建设结构合理、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县级医院作为县域内的医疗卫生中心，主要负责基本医疗服务及危重急症病人的抢救，并承担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业务技术指导和卫生人员的进修培训；乡镇卫生院负责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等综合服务，并承担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村卫生室承担行政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及一般疾病的诊治等工作。有条件的农村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政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使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村卫生室，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服务质量。

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完善服务功能，以维护社区居民健康为中心，提供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一般常见病及多发病的初级诊疗服务、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服务。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坚持主动服务、上门服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健全各类医院的功能和职责。优化布局和结构，充分发挥城市医院在危重急症和疑难病症的诊疗、医学教育和科研、指导和培训基层卫生人员等方面的骨干作用。有条件的大医院按照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可以通过托管、重组等方式促进医疗资源合理流动。

建立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城市医院通过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方式，带动社区卫生服务持续发展。同时，采取增强服务能力、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整合城市卫生资源，充分利用城市现有一、二级医院及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医疗机构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等资源，发展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服务中的作用。加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中医院建设，组织开展中医药防治疑难疾病的联合攻关。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大力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采取扶持中医药发展政策，促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

建立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制度。发达地区要加强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城市大医院要与县级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和合作制度，采取临床服务、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设备支援等方式，帮助其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六）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从重点保障大病起步，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国家、单位、家庭和个人责任明确、分担合理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实现社会互助共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缩小保障水平差距，最终实现制度框架的基本统一。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覆盖就业人口，重点解决国有关闭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等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2009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重视解决老人、残疾人和儿童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政府补助水平，适当增加农民缴费，提高保障能力；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对困难人群参保及其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提供补助，筑牢医疗保障底线。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

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互助活动。鼓励和引导各类组织和个人发展社会慈善医疗救助。

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以城乡流动的农民工为重点积极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以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为重点改进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妥善解决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签订劳动合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要按照国家规定明确用人单位缴费责任，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他农民工根据实际情况，参加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务工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简化理赔手续，方便群众，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需求。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七）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加快建立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安全用药。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按照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的原则，结合我国用药特点，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品种和数量。建立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体系，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基本药物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减少中间环节，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国家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在指导价格内，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招标情况确定本地区的统一采购价格。规范基本药物使用，制定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基本药物处方集。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物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规范药品生产流通。完善医药产业发展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严格市场准入和药品注册审批，大力规范和整顿生产流通秩序，推动医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医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药品现代物流和连锁经营，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整合。建立便民惠农的农村药品供应网。完善药品储备制度。支持用量小的特殊用药、急救用药生产。规范药品采购，坚决治理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建立药品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生活在其他城市的人们可能会对999救护车略感陌生。放眼全国，北京是唯一一个拥有两套急救系统的城市——北京市卫生局直属的北京急救中心（120）以及北京市红十字会直属的北京红十字急救中心（999）。

如今，999急救中心的呼叫量已经占到北京总量的三四成。北京两套急救系统并行的体制是如何形成的？999急救中心和120急救中心相比，又有什么区别？

直到本世纪初，北京还是120一家独大

北京两套急救系统建立起来都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只有一个急救站。

1982年，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在洽谈一笔贷款项目中，中方提出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的设想。经过与意方多轮协商，意方决定将原本180万美元的赠款提高到800万美元，意大利政府还捐赠了42辆救护车。

1988年3月25日，北京急救中心正式落成，同时开通120呼叫电话。1996年，中国卫生部、中国邮电部就规定中国急救特服电话号码为120。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世纪90年代那时市急救中心只有百十号急救人员、七八十辆救护车，不到现在的1/5，而且当时还没有999。不过那时北京没现在这么大，人没这么多，路也没这么堵，“那时主城区也就到三环，从和平门出发跑一趟通州、门头沟都很快。夜里有两辆车在外头转悠，全北京都够了”。

急救市场缺口极大，999应运而生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对急救车的需求量已经逐年攀升。据《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的统计数据，1992年北京急救中心的急诊人次为16308，其中通过救护车进行院前救治的有3537人次；到1999年，急诊人次已经攀升至29603，而院前救治更是达到9110人次。

999急救中心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2001年5月18日，经原国家邮电部电信总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批准，999急救热线正式开通。据公开资料显示，999急救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红十字会，是经北京市编办批准的事业单位，用于北京市市民的医疗救护、应急救援、 社会 救助等服务。

竞争带来改变，救护车的硬件和服务水平都有提升

999的出现，最初确实给相对封闭的急救市场带来一些改变。

硬件方面， 999投资4000万元，采用西门子技术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紧急救援系统，由于每辆急救车上都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系统，999在救援速度方面占尽优势。随后，120也购进了GPS系统。2004年，北京市财政拨专款为120购置了Drager呼吸机，999随后也引进手提式呼吸机。

提升的还有服务水平。在120一家独大时期，经常出现急救担架没人抬的情况。后来，因为市民不满，120专门聘用了一批收费担架员，抬到一楼收费60元，每往上一层，加收5元。不过999从一开始都是义务搬抬病人，2003年，120也悄然取消了这项收费。 但是最近几年，抬担架重新成为一个问题，无论是999还是120，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担架应该由家属抬。

当时的北京市民曾经对这两家急救中心评价说：“999的优势在出现场的速度，而120的医生有经验，重视现场救治。”

两套系统独立运行，至今也未实现完全整合

很快，两套独立运行的急救系统出现了新的问题。有患者家属在紧急呼叫时，往往会同时拨打两个急救号，谁快坐谁的。在999开通初期，仅一周内就接连发生“撞车”16次，致使一方救护车空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由于没有统一规划，目前北京急救网点呈现无序重复建设，120和999有些分站相距不足3公里，有的甚至就设在隔壁。

于是，从999出现之初，两个急救系统整合的呼声从未间断。

2004年曾有一个契机。那年5月，卫生部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院前急救网络建设及“120”特服号码管理的通知》，严禁为医疗机构设置除“120”以外的其他院前急救特殊服务电话号码。

“999”也一度传出要被取消的消息。不过，2004年6月2日，负责起草“清理院前急救电话”通知的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服务处接受采访称，清理工作主要指向是那些擅自在电信部门申请的“很乱的号码资源”，但“北京是一个特例”。

两套系统就这样一直独立运行。2008年奥运会期间，双方曾建立联系机制协同作战，效果相当不错。当时有医生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平时就做不了？这就是部门利益的问题。”

直到2011年7月15日，北京“120”、“999”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在北京市急救中心正式启动，该平台可以共享双方每日值班信息和基本数据，还可以显示双方急救站的位置，救护车辆状态等信息。

虽然在车辆调度信息上能够实现共享，但是还是两块牌子各自运营，行政隶属关系不一样，不好统一，除非在有重大灾害时由北京市政府统一指挥可能做到120、999统一调配。

120和999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两套急救系统已经独立运营了十几年，他们之间除了行政隶属关系的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呢？

在收费方面，999急救中心和120急救中心的收费制度都是按往返里程计费，每公里5元，急救人员出诊费40元，输液、吸氧等医疗服务费用单收。

两者略有不同的是，999急救中心的里程计费，涵盖从救护车接受任务点到患者所在地，再送至医院以及从医院返回接受任务点的全程费用；120急救中心收取的返程费用，则以回到就近急救站点而非接受任务点为准。

两者更大的区别在于，999可以开展院内医疗业务，而120急救系统早在2005年就撤销了这一业务。

2005年前，120急救中心的院内救治拥有三级甲等资质。由于急救车系统是赔钱的，来自政府的补贴只有支出的10%，剩下的90%都要开院内治疗来“创收”。在当时就出现过救护车舍近求远，把患者拉倒自己医院内。

2005年4月，针对以上弊端，院内医疗部分被剥离，急救中心成为完全意义的院前急救。而120的主要工作，大部分是相对简单的转运工作。有急救医生甚至说：“学这么多年医，整天就干一搬运工的活儿。”

而999却一直保有院内治疗，位于海淀清河的999急救中心只有二级丙等资质。而在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均有“999”没有根据“就近、就急”原则运送病人的投诉。

不只是北京有999和120两套急救体系，其它地方也同样存在。

999和120是两个独立的急救糸统，虽然隶属关系不同，但在患者的急救中发挥了公共卫生资源的优势。

在医疗资源竞争激烈的今天，抢病号成了家常便饭，急需救助的病人，手忙脚乱，一般两个急救电话各打几遍，谁先到算谁。

据报道一个事故来了三辆救护车，还有两辆在路上奔驰。这样即浪费公共资源，同时也增加了医院的成本。

一些地方把999和120公共资源进行了变通改进、细化再分配，把全科医院的急诊室扩建，并配置先进设备，优秀人才，具备承接急救各种疾病的能力。

比如我这个地区把120给了中心医院，把999给了人民医院，这样两家医院各自占有一定市场份额，需要救治的患者可自由选择，信任中心医院打120，信任人民医院打999，同时也避免了资源浪费。

不知道，也许因为北京人太多吧。但是今生，只要我还能做决定，绝对不用999。

999是被个人承包了，反正我不建议打999 记得06年我亲戚车祸头部受伤，999和120都打了999先来的直接拉到清河急救中心了，没有征求家属意见去那个医院，做过紧急救治以后，人清醒了，家属要求转院到好点的医院，急救中心以各种理由拒绝转院，最后10天后病人病情加重撒手人寰了，我相信如果当时转院病人应该不会有事的。家人也因此后悔不已。

为什么北京有两套急救系统，120和999？

在这篇通稿中，999称“患者不配合治疗”，而999的检查恰当、符合规范。并表示，患者若有异议应通过法律途径，“不应误导舆论，影响稳定”。

生活在其他城市的人们可能会对999救护车略感陌生。放眼全国，北京是唯一一个拥有两套急救系统的城市——北京市卫生局直属的北京急救中心（120）以及北京市红十字会直属的北京红十字急救中心（999）。

如今，999急救中心的呼叫量已经占到北京总量的三四成。北京两套急救系统并行的体制是如何形成的？999急救中心和120急救中心相比，又有什么区别？

直到本世纪初，北京还是120一家独大

北京两套急救系统建立起来都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只有一个急救站。

1982年，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在洽谈一笔贷款项目中，中方提出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的设想。经过与意方多轮协商，意方决定将原本180万美元的赠款提高到800万美元，意大利政府还捐赠了42辆救护车。

1988年3月25日，北京急救中心正式落成，同时开通120呼叫电话。1996年，中国卫生部、中国邮电部就规定中国急救特服电话号码为120。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世纪90年代进入北京急救中心的医生谭帅回忆，那时市急救中心只有百十号急救人员、七八十辆救护车，不到现在的1/5，而且当时还没有999。不过那时北京没现在这么大，人没这么多，路也没这么堵，“那时主城区也就到三环，从和平门出发跑一趟通州、门头沟都很快。夜里有两辆车在外头转悠，全北京都够了”。

急救市场缺口极大，999应运而生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对急救车的需求量已经逐年攀升。据《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的统计数据，1992年北京急救中心的急诊人次为16308，其中通过救护车进行院前救治的有3537人次；到1999年，急诊人次已经攀升至29603，而院前救治更是达到9110人次。

999急救中心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2001年5月18日，经原国家邮电部电信总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批准，999急救热线正式开通。据公开资料显示，999急救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红十字会，是经北京市编办批准的事业单位，用于北京市市民的医疗救护、应急救援、 社会 救助等服务。

竞争带来改变，救护车的硬件和服务水平都有提升

999的出现，最初确实给相对封闭的急救市场带来一些改变。

硬件方面， 999投资4000万元，采用西门子技术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紧急救援系统，由于每辆急救车上都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系统，999在救援速度方面占尽优势。随后，120也购进了GPS系统。2004年，北京市财政拨专款为120购置了Drager呼吸机，999随后也引进手提式呼吸机。

提升的还有服务水平。在120一家独大时期，经常出现急救担架没人抬的情况。后来，因为市民不满，120专门聘用了一批收费担架员，抬到一楼收费60元，每往上一层，加收5元。不过999从一开始都是义务搬抬病人，2003年，120也悄然取消了这项收费。

但是最近几年，抬担架重新成为一个问题，无论是999还是120，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担架应该由家属抬。

当时的北京市民曾经对这两家急救中心评价说：“999的优势在出现场的速度，而120的医生有经验，重视现场救治。”

两套系统独立运行，至今也未实现完全整合

很快，两套独立运行的急救系统出现了新的问题。有患者家属在紧急呼叫时，往往会同时拨打两个急救号，谁快坐谁的。在999开通初期，仅一周内就接连发生“撞车”16次，致使一方救护车空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由于没有统一规划，目前北京急救网点呈现无序重复建设，120和999有些分站相距不足3公里，有的甚至就设在隔壁。

于是，从999出现之初，两个急救系统整合的呼声从未间断。

2004年曾有一个契机。那年5月，卫生部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院前急救网络建设及“120”特服号码管理的通知》，严禁为医疗机构设置除“120”以外的其他院前急救特殊服务电话号码。

“999”也一度传出要被取消的消息。不过，2004年6月2日，负责起草“清理院前急救电话”通知的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服务处接受采访称，清理工作主要指向是那些擅自在电信部门申请的“很乱的号码资源”，但“北京是一个特例”。

两套系统就这样一直独立运行。2008年奥运会期间，双方曾建立联系机制协同作战，效果相当不错。当时有医生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平时就做不了？这就是部门利益的问题。”

直到2011年7月15日，北京“120”、“999”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在北京市急救中心正式启动，该平台可以共享双方每日值班信息和基本数据，还可以显示双方急救站的位置，救护车辆状态等信息。

虽然在车辆调度信息上能够实现共享，但是还是两块牌子各自运营，行政隶属关系不一样，不好统一，除非在有重大灾害时由北京市政府统一指挥可能做到120、999统一调配。

120和999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两套急救系统已经独立运营了十几年，他们之间除了行政隶属关系的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呢？

在收费方面，999急救中心和120急救中心的收费制度都是按往返里程计费，每公里5元，急救人员出诊费40元，输液、吸氧等医疗服务费用单收。

两者略有不同的是，999急救中心的里程计费，涵盖从救护车接受任务点到患者所在地，再送至医院以及从医院返回接受任务点的全程费用；120急救中心收取的返程费用，则以回到就近急救站点而非接受任务点为准。

两者更大的区别在于，999可以开展院内医疗业务，而120急救系统早在2005年就撤销了这一业务。

2005年前，120急救中心的院内救治拥有三级甲等资质。由于急救车系统是赔钱的，来自政府的补贴只有支出的10%，剩下的90%都要开院内治疗来“创收”。在当时就出现过救护车舍近求远，把患者拉倒自己医院内。

2005年4月，针对以上弊端，院内医疗部分被剥离，急救中心成为完全意义的院前急救。而120的主要工作，大部分是相对简单的转运工作。有急救医生甚至说：“学这么多年医，整天就干一搬运工的活儿。”

而999却一直保有院内治疗，位于海淀清河的999急救中心只有二级丙等资质。而在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均有“999”没有根据“就近、就急”原则运送病人的投诉。

在这些投诉中，出现最多的是，999救护车以“挂不上号”为由舍近求远，将病人送至999急救中心。微博上有急诊科医生质疑说：“公立医院急诊科，必须接受需要抢救的病人，而且是‘先抢救，后办手续’，怎么会‘挂不上号’。”

根据2014年2月1日起实施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应当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将患者转运至医疗机构救治”。可是，怎样才算是“就近、救急、满足专业需要”，却没有进一步的细则指导。

急救权威专家李宗浩曾直言不讳：“虽然有GPS进行指挥和监控，但没有权威部门的监督，在经济杠杆原理面前，‘就近’这个急救第一原则将很难得到保证和执行。”

因为120如果打不通，可以打999，总之有一个备用电话，方便患者

确切的说，999是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的，120是本地急救中心的。

1.性质不同

999急救是专业紧急救援队伍，属于民间组织；

120急救是国家组织，有政府统管。

2.所属机构不同

999急救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不归政府管；

120急救是政府卫计委直属的医疗救援机构。

先回答问题：因为90年代北京发展迅速，城市规模和人口集聚增长，原有的120急救中心负担日渐沉重，不能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

目前，有三种转院方案可供选择！

北京为什么有两个急救系统？

相信很多人一听到“999”都会联想起周华健代言的某感冒药吧！其实“999”是英国的国家统一急救号码。那为什么英国的急救号码会出现在北京呢？这就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了。

1988年3月25日，北京急救中心正式落成，同事开通120呼叫电话。1996年，中国卫生部、中国邮电部正式规定，中国急救特服电话为120，当时的北京的主城区才到三环，人口数量不大，急救中心原有的100多名急救员和70多辆救护车完全可以满足市民的需要。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首当其冲，城市范围和人口密度与日俱增，北京市民对急救车的需求量也年年攀升，120急救中心的压力与日俱增，999急救中心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

2001年5月18日，经院国家邮电部电信总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批准，999急救热线正式开通，999急救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红十字会，用于北京市市民的医疗急救、应急救援、 社会 救助等服务。竞争带来改变，救护车的硬件和服务水平都有了提升，999的出现，打破了当时急救市场的封闭。

同样是急救中心，120和999有什么区别呢？

目前国际通行的两大急救体系是美日模式和法国模式，美日模式更强调第一时间将伤员运往医院，以急救员为主，入院前不做急救处理；法国模式更注重院前急救，在急救车上设立医生，现场抢救稳定患者病情，为下一步入院抢救赢得时间。

目前北京的两家院前医疗急救机构120和999各自采取的是不同体系。120急救中心的每辆急救车上都配有执业医生， 强调院前抢救 。而999急救中心则以美国 “简单现场处置，快速后方转运” 的急救模式为基础建立的。 用北京市民的话来说就是：“120的医生很有经验，重视现场救治，而999的优势在于出现场的速度。”

一个城市，两套急救系统有哪些隐患？

1、重复拨打、浪费资源

两套独立运行的急救系统，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有患者家属在拨打急救电话时，往往会同时拨打两个急救号码，谁来得快就坐谁的。在999开通初期，仅一周内就接连发生“救护车撞车”16次，致使一方救护车空驶，造成了很大的急救资源浪费，使得其他继续急救转运的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统一规划，急救网点呈现无序重复建设，120和999有些分站相距不足3公里，有些甚至就设在隔壁。

2、收费标准不一

有竞争才有改变，999急救中心的成立改变了急救市场一枝独秀的局面，双方都投入大量资金购进医疗器材和GPS系统，提高了服务质量，但在收费标准上却达不到统一。999急救中心的里程收费，涵盖从救护车接受任务的站点到患者所在地，再送至医院以及从医院返回接受任务的站点的全程费用，也就是从救护车 从接受任务站点出发到回到出发站点 这中间行驶的路程全都是要收费的。而120急救中心的往返费用，则以回到 就近急救站点而非接受任务站点 为准。

3、利益优先、不顾原则

两个系统最大的区别在于： 999可以开展院内医疗业务而120是完全意义的院前急救 ，大部分工作是相对简单的额转运工作。有急救医生甚至说：“学了这么多年医，整天就干搬运工的活”。120会优先把患者拉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救治，也会尊重患者的意愿，开到患者指定的医院去。

而999一直被患者诟病的一点，就是患者有明确的想去的医院，但是999救护车还是会把患者拉到999急救中心，在媒体上一直都有关于999救护车不遵守《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中“就近、就急”的原则运送病人的投诉，999救护车舍近求远将患者拉到999急救中心的报道屡见不鲜。

急救权威专家李宗浩曾直言不讳:“虽然有GPS进行指挥和监控,但没有权威部们的监督,在经济杠杆原理面前“就近”这个急救第一原则将很难得到保证和执行”。

资源整合、统一管理

从999成立之初，两个平台整合的呼声就从未间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质进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双方曾 建立联系机制协同作战， 效果相当不错。

2020年7月28日，北京急救中心宣布：到2021年底，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将统一为“120”，“999”号码将回归红十字会“救灾、救助、救护”职能，提供非急救转运和航空医疗服务。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999系统可根据工作需要协助120系统开展紧急医疗救援工作。

在全国其他城市，120是唯一的急救号码。然而，120急救中心只负责院前急救，患者入院后如果需要转移至上级医院接受治疗或者想出院回家，120救护车都是不负责运送。这时候，患者该怎么办呢？

有哪些转院方案？

第一种方案。

请主治医生帮忙推荐你转运救护车的联系方式，或者医院的某些角落里也会有转运机构的小名片，你留意一下总可以找到几家转运机构。

找到联系方式后，你便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帮你和上级医院确定床位。一般情况下，救护车转运机构因为长期从下级医院帮忙转病人至上级医院，他们和上级医院的关系维护也更稳固。

但是这种做法也有风险，通过小名片或者黑中介联系到的这些转运机构，有可能是“黑车”。主治医生推荐的转运机构，一般是正规的机构，但也不排除中间可能因为有某些利益关联，推荐给你的不是最合适的，而是最贵的。所以在这里还需要你多留个心眼，要做好甄别。

第二种方案。

在一些互联网诊疗APP中，挂线上问诊的号，直接找到上级医院的专家，把病患的情况告知上级专家，请他直接做转院评估。

不过这种情况也有不足之处，就是线上问诊这种方式因为没有面对面的诊断条件，转院评估的环节可能因为信息收集不全面，而做不了“是否能转院”的可行性评估。

我个人建议有“视频问诊”的号尽量挂视频问诊，其次最好和下级医院的主治医生预好时间，做好上级医院专家有可能向本地医生了解病情的情况预备。

第三种方案。

直接在微信的“城市服务”中，找到“急救服务”的入口，在微信平台提交你的转运需求。

当你提交转运需求后，平台客服会致电你，进一步了解病人情况，最后会给出一个最优的转运方案。

这种方案的优势在于腾讯的大品牌和大平台做背书，患者家属不需要把精力花费在寻找和对比转运机构，以及确定上级医院的床位资源上，大大提高了医疗转运的效率。

利益冲突，所以我只能两个并存

国民健康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兴旺的重要保障，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维护全体公民的健康，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一、健康的必要条件 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对“健康”的概念,在其组织法中指出，“健康是整个身体、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体弱”，“政府对人民健康负责任，只有通过适当的卫生保健和社会措施才能履行其责任。”这些在1948年听起来似乎是空想，然而当我们将迈向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觉得它更具有针对性。健康的先决条件是和平、住房、教育、社会安全、社会关系、实物、收入、妇女的权利、稳定生态体系、持续的资源利用、社会公正、尊重人权和平等，上述所有方面，都构成对健康的最大威胁。 人类在复杂的环境下生活，环境对人类健康具有长期的和潜在影响力。个人、家庭、社区和民族的参与对健康的决定作用日益增强，这是社会的发展结果，健康的决定因素在本世纪成为我们面临的新挑战。现代化建设提高了生产和生活的自动化水平，增强了普遍的营养水平，但同时，社会竞争的压力加大，心理负担增加，体力支出下降，营养过剩等健康的负效应问题开始表现出来。 传统的旧传染病如结核病等；被新的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取代，如艾滋病或高血压、恶性肿瘤等。面对新型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医生们发现，用生物医学模式已经无法对其发病机理和防治方式进行解释；因为单靠药物对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均无明显作用。由此发起了第二次卫生革命。二、三次卫生革命的形式与内容 历史上第一次卫生革命是以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为主要防治对象，社会卫生策略主要是通过制定国家卫生措施和环境卫生工程措施，研究有效疫苗和生物制品制备，推行广泛的免疫接种计划，推行消毒、杀虫及灭鼠计划，通过综合性的卫生措施使得急、慢性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平均期望寿命显著提高。 第二次卫生革命是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攻目标，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意外伤害、糖尿病和精神病等。通过综合卫生措施，发展早期诊断技术，提高治疗效果，加强疾病监测特别是控制与疾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改善生态和生活环境，提倡建立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吸烟、酗酒、吸毒，提倡合理营养和体育锻炼，通过各种健康促进及健康教育措施，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第三次卫生革命以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全人类健康长寿和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目标。总结第一、二次卫生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发展社会医学，使卫生事业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必须转变健康旧观念，树立健康新观念，树立大卫生观，加强社会卫生措施，大力防治“文明病”、“社会病”，推行自我保健，家庭保健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才有可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最初是一个数理逻辑概念，以后成为总结各种学科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是在医学实践中产生的，是人类在与疾病抗争和认识自身生命过程的无数实践中得出的对医学的总体认识，是指导医学实践的基本观点。 医学模式的核心是医学观，我们用它来指导我们研究医学的属性、职能、结构和发展规律。1973年,美国的Lafrsmboise的健康层次理论(Health Field Concept)应运而生。他认为影响健康的因素包括生物因素、环境、生活方式及卫生服务系统。贯彻预防工作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同时，也对健康概念的内涵作了全新的诠释，成为指导现代医学实践的理论基础。 (1)生物因素:影响个体健康的生物因素包括自然成熟和老化、遗传因素,及身体器官内部复杂的运动结果,站在预防医学的立场来看,生物因素是最难以人为的方式加以控制或改变的部分,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体质。人们可以作的只能是加强身体锻炼,注意身体状况的变化,接受周期性的健康检查,以及早期诊断和治疗疾病。 (2)环境因素是指以人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A.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环境污染必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其危害的机制比较复杂，一般具有浓度低、效应慢、周期长、范围大、后果严重，恢复困难的特点。如与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卫生情况相关的设施,各种各样的污染、噪音与安全等。这些环境因素对健康都有不同层次的影响。目前最受重视的是工业污染、食品安全，儿童安全和劳动卫生等。 B.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家庭的功能、人际关系、工作的压力、社交的情况等。疾病的发生和转归直接或间接的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C.心理环境：是指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每天面临着不同的情景对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人格气质的考验；心理是否健全,能否承受压力，有无心理疾患等。事实上,大家熟悉的身心疾病(Psychoso matic disorder)就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健康障碍,这类疾病在当代人中间有显著的增加。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的抑郁症患病率为3%～5%。约13%～20%的人一生中有过抑郁体验。其中2/3的人正处于工作年龄，会因此影响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抑郁是可危及生命的疾病，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中15%的人用自杀结束生命。 (3)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称为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s)是指由于人们自身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健康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它对人的机体具有广泛影响性、累计性和恒常性,对健康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如不合理饮食、吸烟、酗酒、久坐而不锻炼、性乱、吸毒等。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发现改变这些有害健康的偏离行为,就可有效地减少罹患疾病的机会,从而大大延长预期寿命。美国经过30年努力，使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50%，其中2/3是通过改善行为和生活方式而取得的。1992年国际心脏保健会议提出的维多利亚保健宣言指出：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全部是针对行为和生活方式需要自我保健的建议。 (4)卫生服务系统:包括预防、治疗和康复三个系统，卫生服务的功能和布局对地区居民的健康构成直接影响，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也对居民的健康构成影响。通常经济发达的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系统较完善，而欠发达地区三级医疗保健网功能不全，居民的健康水平和期望寿命也较低。 这四类十二项因素模式,是当今社会医学较为推崇的健康模式,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时制定的健康观作了正确的理论注释,它启示社会和医务界要特别关注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对健康的重要影响,成为世界范围内进行第二次卫生革命的有利武器。1991年（WHO）全球1岁以上人口主要死因归类调查主要归因 归因比例(%) 生物因素 15 环境因素 17 卫生服务因素 8 行为生活方式因素 60 合计 100 四、健康观和疾病观 健康观和疾病观是建立在一定医学模式基础上，随着医学模式的更新而改变的，研究健康与疾病的联系，是对健康和疾病的本质性认识。 过去人们患了传染病，便失去了健康，而当传染病治愈，人们又重新获得了健康。这种以传染病的发生、变化和转归为依据的疾病观是单因单果的表现形式。“没有病就是健康”被称为消极的健康观，即生物医学模式的健康观。慢性病、非传染性疾病以及某些退行性疾病发病原因非常复杂。往往这些疾病形式被称作多因单果或多因多果。要减少这类疾病，获得健康不能单纯依赖治疗，而要更多地依靠社会预防，降低和排除健康危险因素，以达到个体的身心平衡，并与环境协调一致，才能获得健康。所以，健康只能是“身体、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体弱”。 健康与疾病相对的概念：所有生物体都会有病，都要经历生长、老化、死亡的过程。因此，可以把健康与疾病看做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的分度尺。良好的健康在一端，死亡在另一端，每个人都在疾病-健康连续统一体的两端之间的某一地方占有一个位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化着。不同地区的调查均反映，在人群中自己认为健康的人不超过人口的19%。而大多数人却是在亚健康或亚临床状态内生活。他们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也是健康教育和临床预防工作的重点人群。 亚健康状态：指人的机体虽然无明显的疾病，但呈现出活力降低，适应力呈不同程度减退的一种生理状态，是由机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和代谢过程低下所导致，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生理功能降低的状态，亦称“第三状态”或“灰色状态”。 亚临床疾病：又称“无症状疾病”。认为疾病是改变了条件的生命现象过程。疾病过程中不仅有机体受损害，发生紊乱的病理表现，而且还有防御、适应、代偿生理性反应，这类病理性反应和生理性反应在疾病过程中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是很难人为进行分割的进程和结局。 对于“疾病”恩格尔医生认为：“疾病可看做是整个生物体或其他系统在生长、发育、功能及调整中的失败或失调。”而医学是科学，必须承认许多疾病还处于研究过程中，存在不治之症；同时承认医学不能超越肉体，而只能是尽可能地帮助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过健康的生活。1999年11月在美国亚特兰大第72届美国心脏学会年会强调：病人得病后再找医生，医生能给病人的帮助已经很有限了。即使病治好了，病人也不能恢复到和病前一样了。因此，好的医生是让人不得病的医生。提出了“超越二级预防”的概念，不是坐等病人发病后进行治疗和二级预防，而是主动找出具有危险因素的高危病人，进行认真的一级预防，比如及早筛查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糖尿病，预防心脑肾并发症或更早的预防上述危险因素，使预防的观念更积极、更有力，成为真正的“上医治末病”，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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