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被确诊为吸入性肺炎，当天确诊的时候WBC白细胞是正常值。可是住院治了两天白细胞却升高了？_备孕

您确定犬是吸入性肺炎吗？吸入性肺炎需要进行气管冲洗才可治疗，异物进入肺才会造成这个问题，比如呕吐物或口腔粘液。

从血常规结果看，犬存在很高的炎症，需要用药治疗。从X光上看，右肺存在很严重的渗出，可见空气肺泡症，确定是肺炎，具体是那种肺炎需要结合临床判断。白细胞高说明炎症更严重了。如果犬存在粘膜发绀等缺氧症状，是需要吸氧的。

一般肺炎是细菌或者真菌感染引起的，需要长期治疗，治疗时间在3-8周，细菌使用抗生素，真菌使用抗真菌药物。抗生素不要随意更换，使用时间必须够，否则非常容易产生抗药性。

肺炎一般不会采取输液疗法，输液会对犬的循环系统造成负担，肺炎时输液必须非常慢，否则很容易产生肺水肿造成犬的死亡。

说的通俗一点，输液主要输的是水，犬能正常饮食的时候为什么要输液呢？除了一些必须通过静脉给药的药物，否则是不需要输液的。

——天津美联众合动物医院

当SARS疫魔终于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有两位特殊的老者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诚实的人格力量和科学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感动，可以这样说，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让我们记住他们，历史会为一切作证。

蒋彦永：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李菁

“你究竟为什么这样做？”自向外界公开他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后，蒋彦永，这位72岁的老军医不止一次地被问起这个问题。

“不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说这话的时候，一位曾采访蒋彦永的记者清清楚楚地看到老人禁不住流下眼泪。“我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老百姓的利益。SARS也绝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制，受害的不只是北京、中国，也是全世界，所以我一定要说这个问题。”

蒋彦永是全中国600万与SARS顽强斗争的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员，但这位老外科医生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自己与中国的抗击SARS历程维系在一起。

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面前，个人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蒋彦永感动我们的是他作为一名医生对生命的那种崇高责任感。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在这样崇高的誓言面前，蒋彦永与许许多多甚至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白衣战士站在一起。他没有穿上隔离服，没有站在临床第一线，但在SARS开始蔓延，信息可能不通畅，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胁，国家的信誉可能遭到危机的时刻，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是一名老军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我不是什么英雄，只要说蒋彦永是个说老实话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

蒋彦永在解释他当初直面现实的勇气时说：“我之所以能直面现实，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因为国家如果能从我提供的这些情况中吸取一些教训，因此建立好公共防疫制度，从SARS的挑战与困境中站起来，获得全世界人民的信任。”

他为“瞒报”而生气

1931年出生的蒋彦永退休前是解放军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普通外科”主任。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SARS大规模产生影响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电视直播上。

其实3月初，蒋彦永就听说有一位曾来过301医院就诊的病人，几天后转到302医院，传染了一批医生、护士。消息传回301，这边的医生才知道了有人得了非典，并且这种病的传染能力特强。3月20日左右，301医院的肝胆科、脑外科、呼吸科……开始不断出现被感染病人。这个名为“SARS”的传染病开始引起蒋彦永的关注，但作为一名不可能接触到传染病一线的外科医生，他所知有限。

3月底，蒋彦永的大学同学、同在301医院工作的一位医学教授因咳血经检查患了肺癌，转到外科准备手术时，突然发高烧，肺部出现多片阴影。几位专家会诊疑为SARS，被单独隔离在301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

当时，全军SARS防治中心设在309医院，这位教授的资料被送到那里会诊。蒋彦永一直不相信同学得了非典，打电话到309询问专家何为“3＋1”诊断标准。就在当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确认和疑似，309已有40个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这组数字为60个病人，7人死亡。这时候，蒋彦永知道302医院也有了40个SARS病人。

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3例”，并数次重复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当时谈笑风生的张文康给在场的记者和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看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名外国摄影记者戴着口罩，他又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坐在电视机前的蒋彦永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讲话，“12例”这个数字与他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差距实在太大。“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们这里的病人有多少，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他，听得出他特别生气。他向我要院长家里电话，说‘你们应该向院长汇报’。我怕他惹麻烦，没敢给他，劝他先别着急。”在某军队医院工作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

第二天，蒋彦永遇到了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两位前领导，谈起前一天公布的数字，大家一致认为有问题。同一天（4月4日），301医院也宣布有46个SARS病人。得知此讯，蒋彦永请医院医务部和门诊部的有关人员去向上级反映。

“当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张文康的讲话，都觉得很不应该，这个事情并不像他讲的那样轻描淡写。当时医院具体病人数我不知道，属于保密，甚至有些在病房工作的人也不太清楚，只有在第一线的人最了解。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收了病人，而且工作人员正成批倒下。他（蒋彦永）向我了解我们那的情况，我们开始交换这方面意见。我将私下了解到一些情况告诉他，他也把他知道的告诉我。当时我们都很担忧，因为这个病在广东、香港已经大面积流行，这时候如果不控制，很可能要在北京爆发。我们觉得当时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但我们苦恼于只能在底下议论。我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与蒋彦永熟识的一位同在某军队医院工作的老医生说。

他以特殊的方式投入战斗

4月4日晚，蒋彦永坐在电脑前，写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在此之前，他再次核实了301、302以及309几个军队医院确诊与疑似的SARS病人数分别是：46、40、60。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印象颇深，对媒体接触不多的老医生挑选了CCTV－4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记下了电子信箱后，将信发了出去。

接下来的几天没有任何回应。短暂的沉寂后，4月8日，蒋彦永接到了第一位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之后，蒋彦永一下子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焦点。

蒋彦永不是传染病医生，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终关注着SARS灾难。4月10日，蒋彦永在参加燕京校友会理事会时，从儿童医院的胡亚美院士那儿得知：儿童医院已有两个患儿染上SARS，他们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并且接上面通知，以后各院对SARS病人要“就地消化”。当晚，协和医院的一位教授告诉蒋彦永，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感染SARS在中国去世后，记者招待会上曾有人问，是否对与其接触过的人采取措施。当时卫生部门的人答：“会进行严密的监测。”那位教授告诉蒋，实际上和他接触过的人“还在到处跑”，根本没人管。那位芬兰人的秘书来看特需门诊，就被诊断为SARS，因为协和也接到了“就地消化”的指示，但协和根本没有接纳隔离这类病人的条件。对这位秘书只好暂时对付着把他隔离起来。所谓“就地消化”的原因，实际是因为北京两个传染病医院（地坛、佑安）都已经收满。

4月11日，蒋彦永将这些情况向院方做了介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建议卫生部长引咎辞职；二、各医院自己“消化”非典病人不符合处理传染病的原则，“建议尽快将一些小医院改为传染病医院，配备有经验的医生护士。”最后，蒋彦永再次表示，“如果确是我所反映的数字是错的，我就可以马上向世界发表声明，我报错了，我愿意受处分。如果卫生部的数字不对，那就请卫生部加以纠正。”

4月12日，蒋彦永又向301医院政治部递交一封写给卫生部负责人的信。信里作简单自我介绍后，再次对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提出意见，“请卫生部来人和我一起核实对我所提供的资料。如果我所提出的材料是错误的，我可以立刻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我错了，可以接受任何处分。如果卫生部所提供的材料不实，那就请卫生部公布正确数字。错了要勇于承认错误。对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错误。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机会和你们一起研讨此问题，使全国人民从中得益。”

4月14日晚，WHO一位专家通过翻译打电话找到蒋彦永，向他了解了军队医院的情况。

4月16日，WHO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先后有两位记者给蒋彦永打电话，告知WHO官员确认了他此前向媒体公布的数字。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蒋彦永做的是对的。和我认识的许多人都说，蒋彦永立功了。我知道他并不追求这些，但在人民心目中，他确实是功臣。在这个关系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事件中，蒋教授尽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在当时可能信息不通畅的前提下，只有他站了出来。我是一个传染科大夫，这件事应该是我做的，而我没有做，不但过去没能做到，以后恐怕也难以做到。真的，我做不到……所以，他对我们也是精神上的刺激，我由衷地钦佩他。”说这些话时，蒋彦永的大学同学、72岁的朱纯吾老医生眼圈微微泛起了泪花。

（《三联生活周刊》供稿）

钟南山：科学需要博大胸怀

综编

马年岁末，南国广东，乍暖还寒。非典悄然肆虐广东部分地区。在广东广大医务人员中，有一个忙碌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专家、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

临危受命

今年66岁的钟南山，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刚毅。说到他，广东几乎无人不晓。出身医学世家的钟南山是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的诊治方面独树一帜。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把钟南山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线。

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接到省卫生厅的通知，前往中山市两家医院调查一种“怪病”。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窗外景色秀丽，钟南山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

就在一个月前，他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位从河源市送来的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白肺”（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然而，使用各种抗生素却毫不见效。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钟南山震惊了！广博的医学知识与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他马上指示将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同时要求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

接着，中山市也报告出现了类似“怪病”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看来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当务之急应该弄清这种病的症结所在，找到预防与治疗方法。”

在中山市的几天里，专家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调查情况印证了钟南山的预感：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临床表现与典型肺炎不同，呈非典型肺炎症候。病人主要表现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等肺炎症状，如抢救不及时，病人容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疾病的传播途径仍不十分清楚，初步考虑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密切接触。结合广医附一院接收病人的治疗情况，很快，专家小组便将一份涉及该病诊断、治疗、预防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送达广东省卫生厅。卫生厅马上部署相应工作，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羊年春节，广州一派喜庆祥和，而钟南山与他的同事们，却是倍加紧张劳累。

非典型肺炎疫情有突然加剧现象。广东的佛山、河源、中山、深圳、广州等地均出现疫情，且大部分集中在广州地区。

“鉴于广州呼吸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钟南山主动向卫生厅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除夕之夜，万家团聚，广医附一院领导们却火速赶回医院连夜布置工作。医务科、护理部、呼研所、急诊科、药品供应部、后勤服务中心、设备科等紧急部署：腾出呼一病区作隔离病区；腾出ICU（重症监护室）的单间病房，用于抢救危重非典型肺炎病人；紧急采购抢救药品与消毒药品；购置19台呼吸机及抢救设备……

钟南山领导的呼研所成了非典型肺炎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面对一些医务人员的顾虑情绪，钟南山毫不犹豫地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短短几天时间，广医附一院便接收了21位危重病人。钟南山身先士卒，顾不得与从新西兰回来的小孙子亲热，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在他的带动下，医院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勇往直前

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关键时刻，钟南山临危不乱，显示出科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与高度责任感。

抚今追昔，他忘不了一生追求医学科学的父亲的临终告诫，忘不了在广州华师附中读书时接受的人生观教育，忘不了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和伦敦大学摘取6项科研成果、为国争光的那份自豪，更忘不了他立志行医时发出的为全人类健康而奋斗的誓言。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他救死扶伤的仁厚品性，也体现在追求科学真理时的执拗不屈上。

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轮到钟南山发言了，他沉默良久，摇摇头。大量的事实表明，临床症候与治疗用药均不支持这个结论。他不同意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在他有理有据的论证下，会议最后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

会后，有朋友悄悄问他：“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院士的声誉。”钟南山平静地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广东抗击非典型肺炎能取得阶段性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南山在医疗技术方面的独到、正确的见解。他的医疗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

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一行7人在广州迎宾馆听取广东专家的情况汇报。刚从日本参加完学术会议并在香港作关于非典型肺炎治疗讲座的钟南山，代表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进行了40分钟的汇报。钟南山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这位中国院士的发言，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连连称道！他们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得到的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在广东找到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在钟南山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没有“停顿”二字。非典型肺炎疫病使这么多同胞倒下，他痛心疾首；而科学家对于未知领域的求索精神又让他激情满怀。长期养成的执拗性格促使他勇往直前，不断取得的研究成果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钟南山并不满足于临床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还要进一步探寻非典型肺炎的病因。

2月中旬，在钟南山的倡议下，广州市科技局、广州市呼吸研究所、广医附一院、广州胸科医院、广州儿童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共同协作的“广州市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联合攻关项目正式启动。4月12日，好消息传出：从广东非典型肺炎病人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2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极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因。4月16日，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

此时此刻，钟南山显得非常冷静。他指出，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的疾病，人类要完全攻克它尚需时日。下一步，除了要进一步确认全球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否全属于冠状病毒的同一亚型外，还要找到能杀灭病原体的药品，研究出预防的疫苗，探寻出其感染源等等。这就需要更多地区、更大范围的合作。科学需要博大的胸怀。他说，科学无国界，国际大协作不可缺少。他也真诚表示，由于非典型肺炎首先在广东发现，而且中国病例最多，有研究的充足资料和基础，他特别希望解决方案最后能由华人提出。

人们相信，通过国际大合作，人类一定能攻克非典型肺炎。但历史不会忘记为防治非典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医务人员，也不会忘记钟南山———这位中国医疗界的杰出代表，站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最前沿的科学家。

丁秀兰：

丁秀兰是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医务工作者。面对非典病魔，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坚定的眼神和匆忙的脚步。生前，她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头上少有耀眼的光环，甚至没有多少人留心她在一线付出的种种辛劳。她只是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忠实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职责。

可当她离去后，人们却被她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并对她寄予无尽的思念。人们发现，倒下去的是一位好同事、好医生、好党员，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发生在丁秀兰身前身后的故事说明：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她是一位挽救过无数生命的医生。面对肆虐的非典疫情，她毫不犹豫地奔向被病魔击倒的人群，勇敢地站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最前沿。

她是一位众多人执意挽留的患者。在她病重期间，家人和同事为她日夜祈祷，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10多位专家先后多次为她会诊，一位康复出院的女大学生主动为她献出血清。

然而，人们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5月13日凌晨，噩耗从北京地坛医院传来：在同非典病魔顽强抗争了近一个月后，因多脏器衰竭，她永远地离开了深爱着她的人们，离开了她深爱着的工作岗位，终年49岁。

她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丁秀兰。

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没说一句话，只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人们。

丁秀兰病逝的噩耗传来，北大人民医院的所有医务人员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院长吕厚山询问救治丁秀兰的医护人员：“丁大夫有没有留下遗言，有什么未竟的心愿？”医护人员摇头无语。听说朝思暮想的妈妈离她而去，远在国外求学的女儿申洁悲痛欲绝。她打电话问爸爸：“妈妈走时，可有什么嘱咐的话？”父亲申业桐无言以对。

丁秀兰病危时，病魔已经将她折磨得精疲力竭。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人们。

采访北大人民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王吉善时，他开口就说：“说实话，我不想提丁秀兰的名字，提起来我就掉眼泪……”

听说丁秀兰去世了，刚刚从一线撤下来的医生、护士们牺牲宝贵的轮休时间，自发聚在北大人民医院门口悼念丁秀兰。望着丁秀兰办公室的窗口，他们个个哭成泪人：“丁大姐，你太累了，在天堂好好歇歇吧……”

这些天来，从早到晚，总有人来到北大人民医院的门口。人们或无语伫立，默默哀悼，或将一束束白的菊花、红的康乃馨放在门口，有的还附上一段留言寄托哀思。一位丁秀兰救治过的患者在留言中说：“丁大夫，我的救命恩人，您一路走好。”一位曾在丁秀兰指导下在医院实习过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在留言中深情写道：“雨丝中，曾朝夕相处的您含笑走来，还是那份慈爱的目光；花丛里，又飘来您白色的身影，步履仍然是那样匆忙。不忍看您的微笑，不忍看您的身影，泪水，只能用泪水向您挥别！泪水，多想用泪水把您挽留！”

为纪念丁秀兰，由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主办，团中央信息办、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北大人民医院和中青网共同承办的网上“丁秀兰纪念馆”于5月14日开通。短短3天时间，超过5000人次登录纪念馆留言。

在众多的留言中，老作家舒芜先生的一段留言特别引人注目。舒老说：“我于3月25日晚，因老年性肺炎到人民医院看急诊，留住医院，4月11日病愈出院回家。看急诊时，曾接触过丁秀兰大夫。现在对于她的殉职，怀着特别的敬意。这里，借用老友黄苗子先生近作一首表示我的敬意。”这首题为《白衣颂》的诗中写道：

壮哉医药师，生死置度外，挺身第一线，白衣多仙子；

矢溺唾涎污，扶持近尺咫，二十四小时，无休亦无寐；

问女何所思？天地有正气，问女何所忆？病床与轮椅；

非典渐得控，医护皆勇义，事迹太感人，观之频掩涕。

“如果她能康复，她还要到第一线去，想拦也拦不住。”

在家人、同事眼里，丁秀兰非常热爱生活。每逢节假日，只要不值班，她常约上家人、朋友到郊外度假。看到医院院子里鲜花盛开，她会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细品生命的芬芳，那细致的动作充满欣喜和怜爱。住院期间，当病情一度好转，她便打电话让丈夫送件毛衣过来：“记住，拿件颜色鲜艳一点的。”弥留之际，她下意识地伸出已经浮肿的手，使出全部力气抓住身旁的医护人员，那样子流露出对生的强烈渴望、对生活的深深眷恋。

女人味儿、人情味儿十足的丁秀兰，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向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呢？她有没有怕过？

丁秀兰的爱人说：“离家去医院时，她像每次加班一样，平静地告诉我：‘医院有病人，我得赶过去。’”

陪伴丁秀兰走完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徐国英说：“她有过担心，但她绝不害怕，更不会退缩。对她来说，救死扶伤的职业意识已经深入骨髓。”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选择做医务工作者，就是选择了奉献。”这是丁秀兰常说的两句话，也是她33年从医生涯的真实写照。在平时工作中，她一丝不苟，尽职尽责。面对病人，丁秀兰总是那样和蔼可亲。无论多忙，她都要坚持亲自为科室收治的每一位病人查体、安排就诊。遇到经济有困难的病人，她总是想方设法给予帮助，有时甚至掏出自己的钱。

在此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急诊科无疑是医院的第一道防线，而作为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的丁秀兰更是站在第一道防线的最前沿。她明明知道，多接触一次病人，就多一次被感染的危险，但她还是像平时一样，毫不犹豫地来到病人面前，奔波于患者的床前，为他们问诊、查体，匆忙的脚步声似乎告诉人们，她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安危。她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忙碌着，用她已过中年的身躯抵御着疲倦。

终于有一天，当丁秀兰开完院里的一个防治非典的会议回来时，对护士长说了句：“我感觉有些冷”，接着就病倒了。不惑的年纪，加上长时间的劳累，使她的病情发展很快，持续的高热和浑身酸痛乏力折磨得她寝食难安。

躺在病床上的丁秀兰仍然没有忘记医生的职责。看到诊疗专家前来查房，她强忍病痛和他们探讨病历，并详细地将自己的患病感受、病情发展情况记录下来。她说：“这些都是难得的资料，出院以后我还要好好研究。”

丁秀兰的爱人说：“我敢断定，如果她能康复，她还要到第一线去，想拦也拦不住。”

“她心里时刻想着别人，惟独没有她自己。”

在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采访，一提起丁秀兰，所有人的眼圈都红红的。科主任朱继红说，在急诊科，丁秀兰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大姐。她心里时刻想着别人，惟独没有她自己。为减轻其他人的负担，每天晨曦初露，她就赶到医院；夜幕降临，她的身影仍留在医院。许多个节假日，她主动要求连续值三班。大家劝她休息，她只说一句：“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每当遇到难处，科里的年轻人都愿意向丁秀兰倾诉，而她又偏偏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总是牺牲休息时间，耐心地与他们交流沟通。急诊科的进修医生多，一些医生的家在外地，丁秀兰更是时常关心他们的生活。今年大年三十，她把不能回家的医生请到了自己的家中，为他们包饺子，做年夜饭，使大家度过了一个快乐的除夕。

作为党支部书记，丁秀兰关心科里每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她常对科里的年轻党员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带头做好工作。”为普及急救常识，丁秀兰组织支部人员，利用休息时间到海淀区为社区服务站的医护人员搞培训。她常说：“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做好我应该做的事。”身教重于言教，在她的带领下，急诊科支部连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

躺在病床上，丁秀兰心里想着的还是别人。看到年轻病友心情烦躁，她举着输液瓶挨到他们的床前，用长者特有的关怀安慰他们，指导他们如何正确使用呼吸机。有一次，她打电话让爱人给她包些饺子送过来，当饺子送来后，她却不吃，而是让护士用一次性消毒碗把饺子分成几份，送给同病区的几个病重的年轻人吃。她总是批评护士们进她房间巡视的次数太多，每次护士进来时，她总是不停地撵她们：“快出去吧，别传染你们！”为了减轻护士的辛苦，她竟夜间不睡觉，自己盯着输液，任凭护士们怎么劝她，她总是固执地说：“你们不能太劳累，不然抵抗力会下降，我反正晚上也睡不着，无所谓的。”

4月22日，因病情加重，丁秀兰被转到地坛医院，她对送行的同事们一再说：“离我远点，不要传染你们。”在地坛医院的日日夜夜，丁秀兰心里想的还是患病的战友和坚守在一线的同事。在说话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她让医护人员转告其他有病的同事：“用呼吸机时，要多抹石蜡油……”

丁秀兰虽然走了，可她的英名和事迹却在广为传扬。在网上纪念馆，一位网友用这样的诗句赞美丁秀兰：

群芳谱中一秀兰，

忠骨柔情藏青山。

化作春泥无憾意，

清香长留天地间。

王晶：

现年32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王晶，同非典病魔顽强抗争了一个多月后，于5月27日下午与世长辞。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忠实履行着一名白衣天使应尽的职责。由于过度劳累和紧张的工作压力，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在她病重期间，来自广东、北京的著名专家多次对王晶进行了会诊，虽然经过全力抢救，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中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委员会决定授予王晶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王晶曾说过的话：我是一名护士，作为护士我就是要把病人护理好。

李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