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一天，一通电话打破了洪学智家中的安宁。
洪学智原本正在家中办公，接到电话后赶紧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赶往了上海。
这个电话来自于洪学智的老首长陈云。
而陈云在电话中并没有详细地说明具体事情，只是说要他及时赶到，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而在挂断电话后，陈云拿着一封信紧紧地皱着眉头。
1994年1月中旬的一天，陈云同志正在像往常一样在家中休息。
家中的房门被敲响，一位邮递员递给了陈云一份加急的信件。
陈云打开后发现，这封信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写来的 。在信中林立衡提及了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的经济与 社会 发展程度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各军区部队都在进行军史的编纂。
当时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都在进行军史编纂的工作。
而同样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第四野战军却迟迟没有进行军史的编纂 。
同样的，在新的时期各地都开始重视起 历史 文化遗迹的作用，也重视起了爱国主义教育。
在各大战役的发生地都修建了许多的纪念馆来让大家明白革命先烈们为如今稳定的生活做出的贡献与牺牲。
可是在第四野战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平津战役发生地却迟迟没有进行纪念馆的修建。
这些情况让林立衡内心十分焦急，她十分担心第四野战军因此不能够得到正确的 历史 评价，于是就十分焦急。
在林立衡的考虑下，她决定给同样在第四野战军中与自己的父亲并肩作战过的陈云同志写信求助， 希望陈云同志能够组织起对第四野战军的军史的编纂和对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工作。
陈云同志在当时已经退居二线，在上海地区安心休养，在接到这封信后陈云同志皱起了眉头。
他知道这两个请求是烫手山药，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
而这个工作又必须找到一位合适的同志来做，在几经思索后，陈云同志想起了自己的老部下洪学智。
洪学智在当时负责部队的后勤工作，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并且十分的细心，在陈云同志看来这两件工作如果交给别人他可能会不放心，当时交给洪学智那就万无一失了。
在确定好人选后，陈云同志就给远在北京的洪学智打了电话，在电话中陈云同志并没有讲明具体的事情，只是说有很重要的事情邀请洪学智来到上海帮忙。
洪学智在得知自己的老领导有事相求后，当即推掉了手头的工作立刻赶往上海。
在到达上海后，陈云同志也没有废话，直接将林立衡的信件交给了洪学智，并且告诉他自己找他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件事情的。
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洪学智说： “第四野战军是我们的老部队，他们的功勋与牺牲理应被人民和国家铭记。”
洪学智在思考再三后决定接下这两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拿到这封信件后，洪学智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中。
第四野战军是老牌劲旅， 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董存瑞等著名英烈都是第四野战军的战士。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派兵进驻东北地区试图控制这里的工厂与矿产资源。
我党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将八路军与部分新四军也派往东北地区，防止发生出变故。
被派往东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到达东北地区后与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合并在了一起，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
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试图剿灭我党我军。而党中央则是提出了“南防北发”的方针政策，并且尽量控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来弥补我军的短板。
1945年9月15日，党中央指派陈云，彭真等人前往东北指导工作，并且授予他们中将军衔。
同时从全国各解放区抽调了11万部队和各级领导干部2万人奔赴东北，壮大了东北人民自治军。
经过党中央批准，任命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司令。
1945年1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又先后改名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最终定名为第四野战军。
在解放战争中，第四野战军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无论是新开岭战役，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还是在东北地区发动的夏秋冬三次战役，第四野战军都打出了赫赫威名，国民党反动派在第四野战军的攻势下毫无抵抗力。
在解放战争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 第四野战军独立发动了辽沈战役，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东北全境得到了解放。
在第四野战军解放全东北后，又与华北野战军共同发动了平津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基本解放了华北全境。
至此北方地区基本都得到了解放。
然而在此时南方很多地区仍旧有国民党的军队在负隅抵抗。
正是如此，党中央又将在解放战争中屡立奇功的第四野战军调往南方，解放南方国统区的百姓。
在南方战场上，第四野战军先后在华南战区，海南岛等地作战， 前后共计在14个省区奋勇杀敌，并且解放了海南岛全岛，将我军的旗帜插在了我国领土的最南端，第四野战军甚至差一点就解放了香港。
第四野战军不仅战绩斐然，并且也走出了许多的将星。
据统计，开国1600多名将军中，第四野战军就独占539人。
开国元帅就有两人，开国将领更是有33人之多 。
并且在建国后，国防部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以及各大军区司令也是辈出可以说第四野战军撑起了中国军事国防的半边天。
也正是因为如此，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才会特意写信给陈云同志， 希望能由他这个第四野战军的老同志出面来为第四野战军正名。
而陈云将这封信交给洪学智后，洪学智沉吟了许久，还是拒绝了这个任务。
正是因为洪学智作为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他比其他人更加了解第四野战军的辉煌经历，所以才会拒绝，洪学智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这个重任。
陈云同志十分清楚洪学智心中的顾虑，因此十分恳切地为他讲述了目前的形势，并且回忆起他们在第四野战军过往的经历来打动洪学智。
1945年，洪学智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奉命带队前往东北地区。
在到达东北地区后，坚决贯彻和落实了党中央的“建立和巩固东北地区根据地”的指示，在国民党的阻挠下打通了从承德到辽西地区的铁路，为我军后续的人员调动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在1946年洪学智担任了辽西军区副司令员，并且指挥了通辽、中长路阻击战、四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
后来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三下江南的作战，并且取得了胜利。在这之后根数率部参加东北夏、秋、冬季三次攻势作战。
在夏季作战中先是全歼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又继续乘胜追击歼灭敌暂编第二十一师。
在四平保卫战中，更是率部与国民党军队鏖战15个昼夜。
在秋季作战中，更是直接击毙敌二师师长。 在他的指挥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攻下辽阳，鞍山，营口等军事要地，受到了毛主席的嘉奖。
1948年11月洪学智带着部下参加了平津战役，封住了北平守军的海上逃跑之路，并且参加了天津攻坚战。
1950年洪学智发起了万山群岛战役，击沉4艘军舰，创下了以木帆船击沉军舰的奇迹。
洪学智最为让人称道的就是在朝鲜战争中为志愿军战士们建立起了一条坚实的后勤补给道路。
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缺乏制空权保障，在美军的轰炸下和恶劣的天气环境下，洪学智随机应变，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而朝鲜战争的后勤保障经验也为我国后来的联勤保障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也正是如此，陈云同志看到了洪学智的细心与能力，决心要将这个任务交给他。
在陈云同志的劝说下，洪学智回忆起曾经在第四野战军浴血奋战的日子，最终同意了陈云同志的请求。
但是洪学智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负责四野战史可以，但是需要老首长你来当总顾问，具体的事情交给我去做。”
陈云同志同意了这个请求，原本这个军史的编纂陈云同志想亲自负责但是由于年事已高，实在没有精力去完成第四野战军军史的编纂工作， 于是在深思熟虑下交给了洪学智。
再回到北京后， 洪学智立刻向中央申请进行第四野战军的 历史 编纂工作，并且申请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工作。
党中央接到申请后高度重视，并且立刻批复了下来，任命陈云为总顾问，洪学智为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开始着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的编纂工作。
在任务刚刚开始时，洪学智十分头痛。
因为当时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军史编纂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而华野的军史也即将接近尾声。
但是由于 历史 原因，第四野战军军史的编纂工作几乎为零，并且许多资料遗失得十分严重。想要开始编纂工作，就要重新收集资料。
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洪学智只能再次找到陈云同志，和他商量该如何解决。
最终经过两个人的商议，他们决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四野战军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队伍逐渐壮大， 收编了许多投诚的国民党部队，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因此在资料的收集上困难重重。
为了保证军史的顺利编纂，他们决定寻求沈阳军区以及广州军区的帮助。
通过第四野战军的行进路线和作战区域，将 历史 资料划分为东北战场和南方战场。
通过部队内部资料来填补缺失的部分。而对于平津战役和其他一些小型战役这是交给了中国军事科学院来负责整理。
对于一些模糊不清的 历史 资料则是通过寻访已经退伍的老战士，通过他们的口述来弄清当时发生了什么。
洪学智亲自带队前往各地进行寻访，而老兵们得知要编纂第四野战军的军史时十分激动，并且十分配合。
可惜的是陈云同志的身体条件每况愈下， 最终在1995年陈云同志因病去世， 没能看到第四野战军军史的编纂成功。
但是在陈云同志逝世前，留下了最后的嘱托： “对于第四野战军军史的编写工作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洪学智忍住内心的悲痛，坚持陈云同志去世前的嘱托，认真细致地把军史的编纂工作完成， 最终在199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编纂完成。
与四野的军史编纂工作先后结束的还有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
因为 历史 原因，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工作迟迟没有进行。
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也成为了陈云同志生前最大的愿望。
而在接到编纂军史的任务的同时洪学智就将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工作一并提交给了党中央，并且获得了批准。
但是在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中，大家对于纪念馆的选址意见不一。
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陈云同志和洪学智都想将平津战役纪念馆修建在天津地区 。
而工作组其他的同志则想要将纪念馆修建在北京地区。
因为平津战役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得我国的解放速度大大加快。并且北京是首都，将纪念馆建在首都也更有纪念意义。
然而洪学智却认为，虽然修建在首都很有纪念意义，但是北京地区当时是和平解放的，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与抵抗。
而天津地区是平津战役的主战场，也是第四野战军战士们浴血奋战的地方，因此修建在天津地区更为合适一些。
经过党中央的多次讨论和认真研究决定，将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位置定在了天津。
1997年平津战役纪念馆修建成功，并举行了开馆仪式。整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占地4.7万平方米，在陈云同志和洪学智的提议下，纪念馆免费面向所有人。
并且天津市政府将这里开辟成为全国首批科教基地。
全国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在这里更好地学习革命先辈的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最为遗憾的是陈云同志在纪念馆建成之前就因病去世，没能看到这座他心心念念的纪念馆的建成。
洪学智最终没有辜负陈云同志的嘱托，完成了第四野战军军史的编纂工作与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让第四野战军曾经的辉煌得以重现在世人面前。
并且使得后人能够铭记当年革命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贡献，为后人的 历史 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历史 资料。
京城老少爷们，但凡有个脚垫、瘊子、鸡眼、灰指甲、脚气、甲沟炎什么的，一般都奔清华池来。冲着的一个是清华池的字号，另一个就是清华池的修脚师傅。
上世纪六十年代，清华池修治脚病师安起老师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八十年代，高级脚病治疗技师杜德顺也当选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如今，清华池又出了位专家级的修脚技师金启平。当年，就是金师傅上门给陈云同志修治脚病。
那年，陈云同志已年近九十，因患脚病，中南海保健处找到金启平，因此他去过几次陈云的家。一天，进入中南海时总习惯穿布鞋的金启平刚走到陈云的屋门外，耳力极好的陈云便问：“金师傅来了吧？”
“是我。老首长您好啊？”
陈云特别高兴，坐在了沙发上。金启平找来了一个垫脚的方凳，一看老人脚掌患有疤痕垫核。
“手术不能破，不能疼，必须稳、准、轻。陈云同志体弱多病，不能长时间坐着，必须在15分钟之内修治完。”金启平边想边迅速地干了起来。短短12分钟后，他就完成了修治任务。
陈云同志穿上鞋，在室内走了几步，连说：“谢谢，谢谢。”
其实，清华池的每位修脚师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并取得从业资格的，不论顾客职位高低，对谁都一样的热情，对谁都那么认真，这是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有一位家长找上门来，请求为他的孩子治脚病。因为患甲沟炎，上中学的孩子已经2年没上体育课了。得知孩子的脚病能治后，家长忙问：“只带了1000元够不够？”师傅笑了。原来，不到10分钟，病灶处就被处理好，而花费只有几十元，加上以后换两次药，总共也不过百元左右。
中国革命领袖的饮食习惯与他们的凌云壮志之间有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关系，那就是，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而自己，则吃得简单。陈云在这方面就可谓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的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面包、牛奶、奶油、果酱、咸菜；午饭一个蔬菜、一个荤菜、二两米饭；晚饭为一个豆制品（即豆腐、豆腐干等）和一个蔬菜、一两半米饭。
到八、九十年代了，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他一日三餐是：早饭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炒素，炒素主要就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是上海青浦人，他只爱吃大米饭，为了定量准确，每次做饭都要称重，中饭100克、晚饭75克大米。每餐的米饭都吃完，一粒米也不剩。
陈云饮食简朴，荤素兼顾，以素为主，除了他一向的节约朴素作风外，还有一层意思是他比较注意饮食结构平衡的内容，从不大吃大喝，更不用说暴饮暴食了，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是少数几位90多岁高寿去世的 健康 老人。而他在青壮年时期出生入死，身患多种疾病，晚年时期得过癌症，如果没有均衡的 健康 的饮食调理，他能高寿是不可想象的。
陈云的生活哲学是“睡眠第一，吃饭第二”。他非常重视要有一个高质量的、充足的睡眠，这是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他说，“在长征途中，在遇到后有追兵，前有敌人堵截时，往往需要急行军，必须绕道走很多路，才能躲避开敌人的精锐部队，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因此，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但当部队找到了宿营地后，许多人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设法找地方睡觉。因为，只有恢复体力，才有胃口吃饭，即使吃不上饭，也会有体力走路。”但事实上，他睡眠并不充足，建国初，他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左右，陈云当时对苏联朋友说：“身体还可以，就是睡觉太少，一天4小时都保证不了。”
这位中共的 财经 专家，副总理，自己吃得简单，但精通人情，懂得民以食为天的天下第一大道理，管的事就是与人民群众的吃喝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对这份内的事，陈云管起来一点也不简单，标准和要求都很高，十分在行。
50年代后期，一些私人老字号的工商业经过 社会 主义改造，成为国营企业了，但质量却迅速下降，如“东来顺”涮羊肉。这可是北京人雅俗共赏的一好吃口，但那阶段不行了，怎么涮也涮不出个原来的鲜美味儿。北京人可是什么都敢说的，就有人调侃了，说：“ 社会 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的羊肉到 社会 主义后都不好吃了。”这话讲得刺耳，也传到了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在1956年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提出，要让陈云来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羊肉到 社会 主义以后就不好吃了？
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陈云向来极为重视，平时三个地方经常去：一是北京百货大楼，二是北京东单菜市场，三是北京天桥农贸市场。实际上，陈云听到这话后，立即就去实地踏访。尽管他自己不喜欢吃这膻味冲鼻的羊肉，但他还是一直进入到厨房了解过制作的全过程。回答主席的提问自然是胸有成竹，他说，“东来顺”涮羊肉出现质量滑坡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私企改造后也想当然地“改造”了操作“规矩”，“东来顺”的涮羊肉原先只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涮起来才好吃，这也是“东来顺”的多少年经商之本。可是现在，我们的企业把这个严格的原料标准抛弃了，老山羊、老绵羊、冻羊肉都拿来用，全端给客人来涮了，这样的羊肉，煮着吃都嫌老，别说涮了，怎么可能好吃呢？刀功也不讲究，切得没有以前那么细而薄，“东来顺”十分讲究刀工，多少肉切多少片，羊肉片多宽多薄，都是有严格的规矩的，一天一个切工最多切30斤肉，切得必须很薄才行。
影响“东来顺”肉质差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原材料的进价上不合理，违反经济规律，做涮羊肉的羊肉价格本来是一元二角八一斤，现在因为合营以后统一了进价，必须和其它饭店的羊肉进价持平，一个统一价，于是，涮羊肉的进价必须按照一元零八分的最高限价购进，价格因素导致涮羊肉肉质急剧下降。
毛主席听陈云说着，脸上没有不悦之色，而是若有所思的神态。陈云接着说，不仅是“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而且“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如以前那么爽口了，群众的意见也很大，根据实地调查，原来的“全聚德”烤鸭用的是专门的鸭子，这种鸭子从小喂起，有严格的喂养规矩，要喂养100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后，“全聚德”烤鸭的原料不再是这样的了，而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给他们的劳改农场的老鸭子，烤不脆，咬不动，当然不好吃了。
毛主席燃起了一支烟，问陈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陈云回答说，对“统购统销”，要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一是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统销。我们要采取将你一军的办法，好的要，不好的不要，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这叫逼着你改进提高质量；二是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像工厂的设计师，时装店的设计师，要给予奖金，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智，设计出受群众欢迎的产品；三是每个产品要有专门的责任人，要由内行来管理生产；四是要保证供应好的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厨师也无法烧烂菜皮子，所以，对人民群众的消费要求，一定要重视，要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让人民群众有饭吃，吃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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