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已经成为公众对幼儿园问题的基本认知。
正如很多专家、学者以及学前教育的从业者所指出的，之所以会出现“入园难、入园贵”，原因在于，学前教育公益定位不清，政府责任缺失，市场发育不良。在学前教育阶段，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没能跟上社会发展的需求。
幼儿园是一个公民最先接受到教育的地方。享受政府提供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是孩子们的一项基本权利。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近年来，国内的相关呼声也是日渐高涨。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不但加重了家长的负担，影响民生，而且，因为资源的稀缺，大家又以公平为代价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呼应。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政府投入”“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而在不久前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为部署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内容，亦表示要“推动全国城乡学前教育普遍发展，公办民办并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园难’问题。”
无疑这些表态均令公众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不过，具体而言，要解决“入园难”仍然需要有明确的现实路径。
如今，社会舆论均已看清问题的焦点所在，所以，有关方面急需要明确学前教育的定位问题。国企固然不能办社会，但是，也不能指望“市场办社会”。“市场办社会”的错误观念必须要得到纠正，幼儿园应该回归公益性，政府应积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逐步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事实上，“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尖锐化，除了有人口出生高峰、城市外来人口增加等因素之外，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是随着经济增长和财力充沛而增加，反而是持续下降。7月25日新华社报道，在北京，对公办园的财政投入在各级各类教育总投入中的比例，从2000年的2.05%下降到2007年的1.92%，有的区县学前教育专项投入仅80万元。有些省市这一比例更低，仅占整个教育经费的1.3%左右。
现在，各地方政府的财力均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陕西吴起县等并非最富裕的地方也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教育。这也说明，解决“入园难”并非财力问题。而是在于，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以及缺乏制度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
另外，既然现阶段提出了“公办民办并举”，那么，政府就应该加强监管、降低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规范发展。同时，“公办民办并举”的另一层意思，其实也就是要对民办幼儿园一视同仁，创造公办与民办公平生存的制度环境。现在民办幼儿园反映的高门槛、难获财政支持、待遇不公平等问题，皆应该得以解决。
现在，一些地方已行动起来。北京今年已投入近亿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新建30所幼儿园。未来三年，北京还会新建公办幼儿园118所。这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的制度定位问题，不能够为民办幼儿园创造良性发展的环境，那么，仅靠一些地方政府的自觉和有限的财力，既不能解决全局性的问题，也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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