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宝：电子烟头顶的三大达摩克利斯之剑

袁国宝

互联网趋势观察家、知名 财经 作家、新盟创始人、资深媒体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

又见电子烟造富，这次制造出来的是一位80后美女富豪。

创办仅三年，电子烟品牌“悦刻”运营公司深圳雾芯 科技 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创始人汪莹摇身成为中国顶尖富豪之一，身家近600亿元。财富暴涨之速度，连火箭都追不上。

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7月，主要从事电子烟代工生产的思摩尔国际在港交所上市，一举让创始人陈志平登上了“电子烟首富”和“中国新型烟王”两大宝座。

值得一提的是，思摩尔也是“悦刻”的主要代工商。

半年时间，电子烟产业链先后诞生两家市值千亿的公司、两位身家百亿的富豪，无疑给整个行业打入了鸡血。连车企比亚迪都蠢蠢欲动，公布一项电子烟专利，似乎有跨界做电子烟的打算；包括爱施德在内的多家A股公司，也纷纷蹭上了电子烟的热点，股价扶摇直上。

但是，对于电子烟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鸡血和躁动并非好事。

与房地产行业类似，监管政策直接决定电子烟行业的命运。行业躁动之日，就可能是监管政策出台之时。

这不是没有先例。

2018年至2019年，电子烟站上风口，原优步中国区负责人汪莹正是在那时，连同网红罗永浩等各路人马相继入局，真格基金、IDG资本、经纬中国等投资机构重金下注，几乎在一夜之间，将行业炒得火热，原本属于小众市场的电子烟，破圈进入大众视野。

不料，2019年11月1日这天，吹了一年的风口戛然而止。国家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管总局一纸禁令，掐断了电子烟的线上销售渠道，电子烟瞬间“熄火”，企业倒下一片。

难怪思摩尔上市当天，本是人生高光时刻，陈志平却刻意降调，说了很多次“将牛逼装在心中”。这句话的意思，基本等同于“闷声发大财”。

电子烟造富，是一场机会窗口关闭前的盛宴。这场盛宴何时落幕，就看新一轮监管政策何时出台，有多大力度。

PART.01

在中国，烟草实行严格的国家专卖制度，并通过《烟草专卖法》和《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在法律层面对这一制度进行确立。

电子烟的出现，在密不透风的传统烟草行业和烟草专卖制度之上，撕开了一条口子。

无论抽传统香烟还是电子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尼古丁，一种既让人兴奋、放松，又上瘾的物质。

今天，人们通过燃烧烟草，吸食尼古丁的方式，本质上和7000多年前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没有任何区别。但电子烟，采用电子雾化技术，将烟油中的尼古丁变成蒸汽，让用户吸食，是技术层面的一次重大革新。

从此，人们获取尼古丁，有了一种全新的便捷方式，传统烟草受到不小的冲击。

一方面，吸烟有害 健康 的观念深入人心，而电子烟则打着“清肺”和“戒烟”噱头，向烟民存量市场快速渗透；另一方面，年轻人追求 时尚 的猎奇心理，又让电子烟获得了巨大的增量市场，连远在四川甘孜的“甜野男孩”丁真都抽上了电子烟，可见一斑。

由于时代的局限，现行的《烟草专卖法》实际上就是一部卷烟专卖法，对电子烟这种新生事物并不能有效约束，甚至可以说无计可施。结果就是，电子烟完全可以绕开烟草专卖制度，和传统烟草抢生意。

通过技术革新，自下而上打破行政垄断，进而改变市场格局的最佳案例，非“网约车VS出租车”莫属。那么，电子烟有没有可能复制网约车的成功路径？

答案是：难于上青天！

为什么？因为税收。

论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程度，烟草行业远不是出租车行业所能比拟的。从2015年开始，我国烟草行业上缴国家财政总额均在1万亿元左右，2019年更是创下新高，达到1177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

对于财政收入，烟草行业就是一个每年万亿级别的“钱袋子”，岂能容他人染指？现在电子烟之所以能够撕开一条口子，完全是因为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这也是电子烟行业面临的机会窗口。

但这个窗口不会一直敞开着。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局限，监管机构和立法部门可以通过“打补丁”来补牢。2019年11月1日的电子烟线上销售禁令，就是一次“打补丁”的做法。

未来，类似的政策“补丁”还会越打越多，层层加码、步步收紧，直至电子烟行业的机会窗口关闭，逼迫没实力的玩家彻底退出市场。

PART.02

未来的政策“补丁”怎么打，这里不妨从税率、销售渠道、国家标准这三方面，大胆猜测一下。

先看税率。电子烟造富凶猛，和低税率有直接的关系。

国内的电子烟企业，既收割了烟草生意的暴利，又享受了 科技 公司的税收待遇。比如被称为“中国电子烟第一股”的思摩尔国际，非但不需要征收烟草税，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反而还能享受15%的优惠所得税。

相比之下，中国卷烟的综合税赋将近60%，正所谓“一包烟，半包税”。

向电子烟加税，已在国外形成风潮。例如印尼，早在2018年就对电子烟征收57%的消费税。这股风潮刮到国内，电子烟企业的税收“红利”走向终结，只是时间问题。

今后，国家如何对电子烟征税，电子烟企业要做好向传统烟草看齐的准备。

再看销售渠道。2019年线上销售禁令出台之后，幸存的电子烟企业纷纷布局线下，疯狂开店，商场、地铁、KTV、便利店……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开。

刚登陆美国纽交所的电子烟品牌“悦刻”，去年初公布一项计划，要在三年内花6亿元开一万家专卖店。

监管政策将电子烟从线上赶到线下，使其运营模式从“轻资产”变为“重资产”，本质上和提高税率一样，大幅增加了电子烟企业的成本。

但电子烟企业在资本的助推下，疯狂烧钱扩张，未来政策会不会进一步收紧？很有可能。在我国，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香烟，是要先办“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如果开店卖电子烟也要求办理许可证，估计够企业和商家喝一壶的。

从2017年开始，国家烟草专卖局主导制订《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于2019年通过审批，原计划当年下半年正式发布，但直到目前迟迟没有下文，足见这一行业背后利益的错综复杂。

国家标准，被看作是终结电子烟行业乱象、为行业“正身”的重要依据，一旦出台，其蕴含的“杀伤力”也不容小觑。

比如电子烟烟油中的尼古丁含量，从商家角度来说，当然希望国家标准定得越高越好，因为尼古丁含量越高，成瘾性越强，消费者重复购买的几率就越高。

戒烟有多难，烟草公司赚钱就有多容易，这句话对于电子烟行业同样适用。

美国电子烟品牌Juul，尼古丁含量最高能达到59mg/ml。如果国家标准将电子烟尼古丁含量的上限定在一个比较低的数字，电子烟的成瘾性不足，势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复购。

PART.03

不过，对于国内的电子烟企业，有一点可以放心，那就是，电子烟会受到强有力的监管，推动行业洗牌，但不会被一棒子打死。

如果能顺利通过监管政策的重重考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消息有好有坏。

好消息是，符合规范的电子烟企业，可以在监管政策建立起来的竞争壁垒下，凭借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放开手脚打市场，相当于赢得了决赛的入场券；

坏消息是，这些电子烟企业，面对传统烟草公司，也就是“国家队”的强力竞争，不一定能占到上风。

很多人并不知道，传统烟草公司布局电子烟，比汪莹、罗永浩等人更早。2014年左右，国家烟草专卖局就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研发电子烟、口含烟、加热不燃烧等新型烟草制品。

电子烟，技术门槛并不高。全球90%的电子烟在深圳生产，从电池、电芯，到雾化器、烟油等原材料，早已经形成非常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汪莹、罗永浩等人能做，财大气粗的烟草公司同样能做。

云南中烟、湖北中烟、四川中烟等烟草公司，或成立子公司，或通过代工的方式，生产出了各自的电子烟品牌和产品。

那为什么这些烟草公司的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没什么存在感？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们将布局重点放在了海外市场，比如四川中烟的新型烟草制品，出口到韩国、日本、俄罗斯、摩洛哥等多个国家；

第二，在技术路线上，他们将“加热不燃烧”产品作为了发展重点。

等到这些烟草公司调转方向，发力国内市场，基于庞大的传统烟草销售网络，便可迅速铺货。不像电子烟企业，还要花大力气搭建线下销售渠道。

另外，“加热不燃烧”产品也是烟草公司迎战电子烟的一个“杀手锏”。

所谓“加热不燃烧”产品，就是将烟叶加热到300度左右，使之在不燃烧的状态下释放尼古丁和烟草气味，同时避免焦油等有害物质的产生。

从产品结构看，“加热不燃烧”和电子烟都包括电池、主板、加热棒/加热片这三大部件，不同的是，“加热不燃烧”仍使用烟叶，受《烟草专卖法》监管，而电子烟使用烟油，不在监管之列。

“加热不燃烧”能够最大限度还原传统卷烟的口感，因此备受烟民青睐。据说，部分烟民还形成了“加热不燃烧>电子烟>传统卷烟”的鄙视链。

由此可见，尽管电子烟来势汹汹，但传统烟草行业从政策层面、产品层面，筑起了强大的防御工事。

电子烟岁月静好的日子不多了。

-END-

工业经济时代，人和物的流动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活动建立在以“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之上，交通枢纽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流通成为关键，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也跃迁为新的地区竞争力。

今年3月中央多次提及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上海、北京、浙江、成都、日照等地先后发布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广州还聚焦数字“新基建”，率先发布《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各地的“新基建”方案计划都以2020-2022年为周期滚动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力争用三年时间取得较大成效。各地也结合当地的产业发展基础、产业支撑能力、区域承接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纷纷从实际需求出发、因地制宜建设新型基础设施。

1、建设目标：打造“云、网、端”，改造“铁、公、机”

上海明确“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四大重点领域、北京聚焦“新网络、新要素、新生态、新平台、新应用、新安全”六大方向、云南提出“新网络、新平台、新引擎、新载体”四大领域……梳理各地于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的建设目标，打造涵盖“云、网、端”全领域的基础设施、改造以“铁、公、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可谓各地着力下好的“先手棋”。

围绕“云、网、端”，各地明确了多项任务的具体指标，为未来三年绘就建设蓝图。如浙江方案提出到2022年，浙江全省建成大型、超大型云数据中心25个左右（云），率先完成双千兆宽带网络布局（网），实现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提升20%以上（端）。

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也是各地的三年行动重点。如上海方案围绕“新终端”提出打造智能化“海空”枢纽设施、建设国内领先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和智慧道路、加快布设新能源终端和智能电网设施。

2、投资部署：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

新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其建设首先需要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在“新基建”方案计划中，各地制定了不同的投资计划，如浙江计划三年完成新基建投资近1万亿元，并提出要奋力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领先的标杆省份；广东已建立起数字“新基建”项目库，着重以项目拉投资；上海则明确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总规模1000亿元以上的“新基建”优惠利率信贷专项，要求放大财政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新基建”投入力度。

与发布三年行动方案相对应，多地也将新基建列入专项债投资清单，引导专项债支持新基建投资。其中在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过程中，需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近日为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而背上400多亿债务的贵州省独山县也启示“新基建”投资应避免出现超前建设、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问题。

因此“新基建”的推进，也需根据财力和债务情况统筹规划、循序渐进。

3、赋能城市：“新基建”优化城市生产生活

“新基建”是打造智慧城市、增强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在各地“新基建”方案计划中，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基建”为地方发展服务是未来三年的主旋律。

一方面，“新基建”需充分考虑结合地区特色，如上海方案提出要探索引领长三角示范区在江南水乡风貌基础上增添新型基础设施时代特色。这既需要充分利用地方的土地、资金、人才、水、电、气、网络等要素资源，也需要考虑地区承载能力，如《上海市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导则（2019）》已基于能耗考虑严禁在上海市中环以内区域新建 IDC。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优化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如北京围绕“新应用”部署了智慧政务应用、智慧城市应用、智慧民生应用、智慧产业应用以及中小企业赋能等；《重庆市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也要求项目策划需考虑加快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所需。

在2020年，新型基础设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一起成为当年政府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随着国家积极布局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带动数字经济增长，并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升级，我国经济也将加速向以“新基建”为战略基础的数字新时代迈进。

以下内容均来自NewMedia新媒体联盟创始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趋势观察家、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首席专家、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袁国宝最新著作《新基建：数字经济重构经济增长新格局》

自动导轨交通系统是利用计算机控制自动运行的城市轨道交通方式，它通过导轮轨引导方向，行驶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

无人驾驶是自动导轨交通系统的一大重要特征。自动导轨交通系统的核心技术主要有导轨技术与自动控制技术。导轨导向有中央导向与两侧导向两种类型，其中，中央导向是指导轨位于轨道中间位置，并通过接触车辆底部安装的水平轮进行方向控制；两侧导向是指导轨位于轨道两侧位置，并利用走行轮与两侧导轨接触来控制车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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