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朝晋商经商的技巧资料?

有关清朝晋商经商的技巧资料?,第1张

看到旷海炎先生谈论晋商的衰败心有感触,便将这个先前发于煮酒论史的帖子重新整理了一番发过来,从一些史实与数字的角度来说明晋商的成败。

不过对于晋商的成败,我有以下几点先在这里表述:

第一,早期的晋商成于协助满清夺得天下,其政治属性明显。

第二,晋商多因与对蒙对俄贸易而积累起资本。

第三,嘉庆以后的晋商逐渐摆脱皇商的影响,但官商的身份依然存在,从大盛魁在科布多草原四十多个盟旗的发行印票权可见一斑。

第四,外商尤其是俄商对晋商的冲击是晋商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晋商失去蒙古草原这个利润来源的大后院其衰败不可避免。

第五,晋商依附于满清各级政权太深,犹如胡雪岩攀附王有龄与左宗棠一样,随着满清政权信用的垮台,晋商的垮台亦属必然。

第六,没有进行运作、管理上的革新,依旧在传统股本以及商业模式上运作,这是晋商内部的败因。

第七,商业利润多用来盖了大宅子,修了祖坟,没有开拓新的市场领域,有目光短浅的败因。

第八,其他等等

张家口是晋商除了山西以外最集中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晋商在外埠最集中的一个大本营,张家口历史的一段也涵盖着晋商的历史,所以本文以张家口来言说晋商的成败。

察哈尔源于明,却盛于清,察哈尔在清之盛,非因察哈尔的原住民,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到底哪个民族是察哈尔的原住民,察哈尔之盛究其政治因素上讲乃是因为清朝民族分化政策,这政策在清朝早中期内整体上保持良好,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较大程度的保持了草原生态与蒙古人的游牧社会状况。这种政策需要并不能摒弃民族间的经济交流,物品交换历来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形态,从明已经大规模开始,到清也不可能断绝,清政府一方面在限制汉民在察哈尔垦地的同时又不能完全限制汉民与蒙古民众的贸易,因而这个缺口的弥补,产生了山西商帮中最著名的“口外商帮”。察哈尔的泛山西化来自山西的商人是肇始者,来自山西的垦民是推动者。其实整个漠南地区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都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山西人之于察哈尔的历史本就是很久远,然而形成深远影响的却是在清这200多年间,这个影响最终导致察哈尔文化上的山西化。至于山西,至于山西的历史我历来总是以一种崇敬与感怀的心来描构自己内心的山西,虽然我不能考究出自己的族源是否也来源于那棵大槐树的村庄,但是我知道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以致于我们琅琅上口的诸多成语都因为山西。山西的历史可以解构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史,由于地缘上的关系山西人重塑察哈尔的历史自然责无旁贷。

张家口,这曾经的察哈尔的代名词英国人叫它做Karian(开尔达),即码头之意。码头并非是因为外国人看到了张家口有一条河流,这河流早在黄帝时代便是一条季节河,并不能行船。这个码头的意思是因为贸易,码头历来是人与物穿梭延伸的起居之地,所以这个码头是贸易的码头,便是本地历史学者称谓的旱码头。

旱码头无疑是被山西人把持的,这个把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朝在张家口开始的马市,所谓马市并非只用来交易牲畜,而是定期开市的大型集贸市场。商人重利,对于明的灭亡后来名噪天下的山西商人也许是有些不光彩的,倘若没有山西商人对于入关后的满洲人在物质上的支持,满洲人想一统天下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晋商“八大家” *** 纵了张家口的贸易活动。这“八大家”是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莹、黄云龙、范永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范永斗

范永斗等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却是名副其实的汉奸,早在满洲人入关前,他们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强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质,提供关内各种情报,搞起政治买卖。满清入关后,顺治帝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们便知道皇商是如何发迹的。但是皇商在那个年代的无德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山西商人,而到了康熙后期,原先的皇商们大多已经势微,新一代的山西商人凭借着勤劳、眼光、守信已经不再是那些靠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人。

对于山西商人的旅蒙贸易不得不提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中国的外贸史上当是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至今存留在关于张家口的传说中,他不是“汉奸皇商”他是一个真正凭借勤劳、眼光、经营技巧发迹的有德商人,提起察哈尔或是张家口德外贸史不得不说晋中榆次这常氏一族。

驰名中外的晋商在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上,有三个光彩夺目的“亮点”,那就是盐业,茶叶和票号。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并形成了一条由中国南方到欧洲腹地,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商路——“茶叶之路”。在这条万里茶路上有一个堪称中流砥柱的晋商望族,那就是被《山西外贸志》称之为“外贸世家”的榆次车辋常氏。大约在距今500年前的明代弘治年间,车辋常家的始祖常仲林只身一人来到车辋村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仅靠为车辋大户刘姓牧羊为生。后娶刘姓婢女为妻,并生子常廒,在车辋正式安家落户。由于常仲林不安身认命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的榜样。常仲林出身于贫寒之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品德,也为后代树立了节俭不奢的楷模。在常氏家业大兴之后,常仲林用过的放羊工具羊鞭,羊铲等一直被他的传人供奉在祠堂里,当圣物顶膜礼拜。名扬四海的山西首富,清代中国儒商第一家,正是从这支羊鞭起家的。几乎就是一个童话,然而历史嫠呶颐牵 獾娜肥乔д嫱蛉返南质担 质当澈笫且桓黾枘讯 ぃ 渎 嘈乃岬墓适隆?br>在四世之前,常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但他们总算在车辋村建房置地扎了根,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当初常氏是外姓,迁移来此地后,曾一度受当地村民排斥,如村民在灌溉和吃水上就常常刁难这三兄弟。于是三人遂齐心协力在院中打了一眼井。由于这是常氏在车辋最早的宅院,后人立匾为“燕翼堂”。常家走向富裕,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常家兴起的原因在于经商。据募化碑中记载,其经商地有大同、繁峙、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苏州等地。这在家乘中也有明确记载。八世常威被确定为常家第一个经商者虽然可能有些不准确,但毫无争议,他是常氏经商致富跻身于清代晋商前列、并且为晋商垄断中国在俄蒙的茶叶市场,并延伸到几乎整个欧洲,积蓄了巨大力量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常氏家族发展为清代儒商第一家划时代的人物。 常威生于康熙二十年左右,系常进全长子,于康熙四十年左右赴张家口行商,据记载他往返于张家口与家乡之间,多年不带川资,沿途以占封解决食宿。这虽然说明了常威俭朴的本质,但也反映了常进全、常威这一门在当时的同族中确实不富裕。凭着坚韧的毅力,淳厚的品质、吃苦的精神,到雍正初年,常威己由“行商”发展成了开办小铺面的“坐商”,但买卖不大,铺面在张家口连个正式名称也没有,就叫做“常布铺”。他的三个儿子万玘、万旺、万达皆随父到张家口,除万旺在张家口郊外购地务农外,万玘、万达均成了父亲经商的得力助手。父子三人同心协力,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使常家在张家口的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常威是学业有成之后才开始经商的,常万玘、常万达也饱读诗书之后,子承父业的,特别是常万达,从小就随父亲在张家口读书,他勤奋好学,深受老师赞誉,但常威却在他即将参加科考之际,退出仕途中从事了商业,并把“学而优则贾”做为家训,告诫儿子要代代遵循,常威的次子常万旺,对读书不感兴趣,常威便拒不让他经商,而是在张家口购置了一些土地,让他去务农。常威这个高瞻远瞩的举措,奠定了车辋常氏儒商世家基础,在商业信誉,商业管理上都不同凡响,我们从大德玉的帐薄类别和管理条例上就可看到其管理的水平。学而优则贾的方略,使他的事业很快做强做大了。到了乾隆初年,常威父子己经在张家口创立了大德常、大德玉两个颇具规模的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将两个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玘、三子常万达经营。使常家逐步形成了以常万玘、和儿子怀珻、怀珣;常万达和儿子怀玗、怀玠、怀佩、为核心的两个商业集团。这两个集团,互为援引,携手发展成为张家口的重要商家,在常万玘注重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稳扎稳打,向国内各大小城市延伸的同时,常万达的目光更远大,他毅然采取了向俄蒙发展,搞国际贸易的方略。俄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从明朝开始,就不断地提出了贸易的要求,雍正五年,清政府与俄国终于签定了《中俄恰克图条约》,雍正八年,开始了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的修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双方贸易并不顺畅,十多年过去了,贸易额还只有十来万卢布,尽管如此,常万达却在艰难中看到广阔的前景。乾隆十年,他断然将大德玉改为茶庄,在不丢内贸的同时,将主要财力,、经力,投到了对俄贸易中,开始了开拓万里茶路绵延二百余年的壮举。如果说,创立学而优则贾家训的常威,是常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那么开拓万里茶路的常万达则是常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以茶叶贸易是常万达确立目标的一场艰辛的创业的开始,是一场充满辛劳和智慧的博击。为保证出品质量,讲究质量信誉,常家在晋商中首先采取了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方式。即:自行在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山,组织茶叶生产,并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设庄,精选,收购茶叶。同时,自行创立茶坊、茶库,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砖茶,妥为收藏。每年茶期,雇佣当地工匠达千人,然后陆地用车马运输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用船帮,由水路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今社旗县,当时,晋商称之为十里店。)而后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全程近七千余里。由于骆驼运输比马驮大车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驼四百余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备起了自己的骆驼队,兴盛时多达万余峰,骆驼也由于过去的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延长到了从黄河入晋,到俄国莫斯科等地,并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种行业“骆驼店”应运而生。 这条茶叶运输的线路,就成了后人称之为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由于这种路的运输工具以骆驼为特征,故又称为“驼路”。 在驼运中他们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八十匹骆驼分为一帮,五驼为一行,共十六行,一人管一行,一帮十八人由一帮首带队,一蒙人向导,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迷路,可以找到水源及宿营之地。每一帮中,还要另配备一、二名通药理医道的人,带必用药物,以保证人畜的平安,当时俄蒙一带,马匪猖獗,这马匪人彪马快,呼啸而来,人不离马,冲至驼旁,俯身即可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转眼就渺无踪影,商家纵有武装保卫,并雇用保镖,也无可奈何,针对这种情况,常家将俄国进口的大量粗制银器,在买卖城熔化后铸成银锭,再行运回国内。常家从恰克图向内地运送的自铸银锭,每块重达1000两合六十四斤,制作专用马车运输,马匪来抢,无法俯鞭掠取,只好弃之而去大家都叫这种大银锭为“没奈何”,后来,各商家都学常家的方法,铸起了“没奈何”,马匪面对“没奈何”也就不得不较前有所收敛了。正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取得了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讷乌、巴尔古今、比西、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乃至欧洲的其它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道增长到一万三千多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常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础上,道光六年(1826)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增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增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80)增设独慎玉,形成常氏一门五联号进俄国的格局。同时,常氏还在各号增设帐局,而且把帐局也分设于俄国各地。 正是由于以常家为代表的外贸晋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的对俄贸易额由雍正六年的一万余卢布发展到乾隆二十年的83万卢布。二十五年猛增到135万卢布。而到嘉庆初年常万达去世,怀玗、怀玠、怀佩三子及众多的孙辈子承父业主持常氏对俄贸易时,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己经高达八百余万卢布,道光二十一年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万两,八十年增加了千余倍。常氏即为茶商的中坚,确实功不可设。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32.07万卢布。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140万两。山西省财经学院教授黄鉴晖先生,在《清代帐局初探》一文中,列举清档案资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帐局贷款41.6万卢布,以上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过一本较为明细的帐簿,“四清”运动时,从村卫生院一只破箱子里发现,被当作“变天帐”烧毁了。以当时常家的财力而论,失于俄商的财产,绝不会仅止于上述部分。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晋商向俄政府起诉,俄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作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有理难诉。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官员恋横无理、豪取强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雪,蒙受了巨大损失。例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儿子小僧王,累年向常家借款逾百万两白银。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买他的帐。到了清末,僧王垮台,这笔债也就无法收回。又如清末陆仲琦想到山西这个首富之省当一任巡抚,向常家借银五十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可是,他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事,陆仲琦父子被击毙于巡抚衙门。常家虽然多次派人到其家乡浙江省尚山县去收帐,哪里还会收得起呢?及至辛亥革命时期,常氏的商业就基本破产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说的:“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顿遭受损失。”时局不稳,帝国主义入侵,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是常氏经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常家的贸易史无疑可以作为张家口的贸易史的一个缩影来看,1840年以后当沿海口案多数被外国人所保持的时候,张家口便几乎成了唯一一个由清政府独立收税的通商口岸,京张铁路在清政府将倒时候修葺给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以最后一只强心剂,之后的几年,来源于张家口的贸易税收几乎是清最后两年以及民国最初几年的最重要来源。

对蒙、对俄的大宗贸易几乎被山西人垄断大部分,另一部分是被以八旗王公贵族组成的“京帮”垄断。他们手中有雄厚的资本,在中原的东南沿海组织收购大批物资,屯集在张家口的大境门外。他们主要的销售目的地是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尤其是参加每年一度的恰克图年会(贸易交流会),获取的利润最高。他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交换为主,兼零星交易。

这些巨商们在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都有各自商号的常驻分号,驼队或老倌车队将货物运到就算完成任务,具体贸易由分号的人员来做。 当时,赶着驼队或老倌车队跑草地叫“出拨子”。驼队称“货房子”,每顶房子有十二把骆驼,每把十四峰。也就是每顶“货房子”有168峰骆驼驮运货物,每峰骆驼驮四、五百斤。“货房子”由一个小掌柜带领。雇有三、四名保镖护卫。每顶房子二十几名驼工、伙计,一路上管理骆驼,找水做饭,打杂。为安全起见,每顶房子还专门配备十几条蒙古狗、这种狗高大威猛,合作能力强,是对付狼群和土匪的好帮手。而且每次出拨子,大都几顶房子结伴而行,成千的骆驼马匹汇成浩浩荡荡的商队行进在茫茫高原戈避。驼铃声、马嘶声、人声、狗声、首尾呼应,蔓延数十里,此情此景何等壮观!

除了山西帮与京帮外在张家口从事贸易的还有本地的买卖人和“直隶”帮。他们资本少,人数却多,往往自备骆驼和老倌车。由于资本少,货物也不多。骆驼队或老倌车也不能形成大的规模。所以,每次出发必是成帮结伙,进入销售交易目的地后再分开。他们以走浩特,串牧场的形式,直接与蒙古人,俄国人进行交易。他们一般都会蒙语、懂俄语。要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广交朋友。由于销售交易的市场不确定,自然环境更复杂,旅途风险更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单一商品的利润值而言,他们绝对不低于巨商们在恰克图年会或乌兰巴托市场的批发利润值。说到利润,当时的交易是易货贸易,但比值悬殊。一个一块银元成本的玉器,到草地可换一匹马外加一只羊,一包生烟可换一只羊,十块砖茶可换一头牛。当然这利润中含着无限艰辛与风险,风险程度和利润幅度应是成正比的。

无论巨商还是小买卖人,在漫漫的古商道上都随着恶劣环境的考验。蒙古高原海拔1500多米,从乌兰巴托南行过土拉河一直到今赛汗塔拉一带是千里戈壁。戈壁滩上是黄色的沙土,牧草仅十几公分高,有的地方干脆就没有植物,冬季严寒,夏日酷暑,茫茫戈壁涉无人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水。商队到达休息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找水。观察植物可辨别地下水的深浅,地上长有马莲、醋柳的地方水都浅。挖井叫挖闪丹(蒙语井的译音),挖出坑来困一会儿,清水便会渗出。就地无水时,就派专人骑马跑几十里去找水。尽管大小商队都备有专门寻找水源的马匹和人员,但有时仍然要数日干渴,尤其是穿越沙漠,往往六、七天见不到一个水源,沙漠中水位又低,挖井也见不到水,为了生命,不得不喝马尿、吸牛血。

旅途中的食物是事先预备好的,从张家口出发时带的是小米、莜面、冷糕、山药(土豆)、咸菜,从草原回来时,带的是奶酒、炒米、奶豆腐、羊肉干。每到一个休息地专有人负责埋锅造饭。火源是铁镰撞击火石引燃艾绒取得的,燃料是牛粪。沙漠中的骆驼刺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割倒就可以烧。旅人们都叫它“大救驾”。

旅人住宿一律是粗布做成的帐篷,冬可挡风雪,夏可挡暴雨。

土匪和狼群是古商道最大的隐患。商队往返都拉有货物,没有太多金银细软,土匪要大批货物没用,往往只要少许物品和马匹就会撤去,一般不伤害商人。有的土匪却要绑走领队的掌柜,让车队返回时用银两赎人。

草原的狼异常匈猛,出行成群结队,一旦袭来,商队人畜往往要遭受损失,不过商队的狗在此时会起到很大作用。

在茫茫草源上有着许多无奈,有时人生病了,能简单诊治就治一下,治不了的急症只有等死。死后就地掩埋,可不久就会被狼和野狗扒出来吃个精光。

有时负重的骆驼或牛死了,人们便把整车的货物忍痛丢弃,万万不能给其它牲畜增加负重,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牲畜累死。

张库大道的路线和辐射范围大致如下:一般从旱淖坝、万全坝或崇礼五十家子上坝。上坝后,走张北(兴和)、化德(德化)、赛汗(滂江、东西苏尼特旗)、二连、扎蒙乌德、叨林、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这是中线。

上坝后,走张北,太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过灰腾梁,灰腾河,深入后草地贝子庙(锡盟)或奔二连归入中路或继续向北经东西乌珠穆沁过境,至乔巴山,有的还深入到俄国的赤塔,这是东路。

西北路从张家口出发,走张北、三台坝、大清沟、商都、卓资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有的还拐向库伦。

有些小买卖人商队较小,就近在东乌、西乌旗一带便可完成销售交易。

张库大道覆盖了蒙古的十二个盟,一百五十多个旗,影响辐射到俄国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莫斯科。

为了经营的便利,以大盛魁、大德玉、元盛魁、天义德等几家为首的巨商们,还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等地设立了贸易分号。据有关数据统计,当时境外的商号有四百多家,这大约就是当今风靡世界的连锁营销的雏形。

骆驼商队的运输是每年秋季开始,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

骆驼和老倌车有少部分是商人自备的,但绝大部分是专门以搞运输为生计的。如张家口回民中的佟家、杨家、王家、丁家、马家都是养骆驼的大户,一般都有二、三百只骆驼。有的骆驼户甚至养到千峰骆驼。今张家口桥西区的东驼号,西驼号便是养驼的地方。别的不说,仅喂骆驼的草,就连绵不断的堆起几座小山,以至于留下了今天的草场巷。骆驼夏天到草地放牧,叫放场。秋季返回准备跑草地叫起场,养驼人辛苦,收入也较丰厚。桥西区新华街的清真寺是宁夏养驼的回民捐资修建的。当时,养老倌车的大户是殷家和董家,住在南天门、菜市一带,还有一部分在四岔、稍道沟、石匠窑、正沟、平门外的永丰堡、五墩台一带。石匠窑有几个专门从事老倌车车辆修理业的木匠,收入颇丰。

漫漫的张库古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的行走。驼铃、牛铃的叮咚声,编织着一曲曲旅蒙商的发财梦幻曲。具体的羸利,由于商人的晦涩无载,因而无考。且看两个小例子:一个靠捡驼粪为生的老太太,以一口袋一吊钱的利润,几年就攒钱买下了十三间房子。南天门、菜市、稍道沟、四岔、石匠窑一带农民的祖辈,大都是跑草地赶老倌车的车倌。他们靠每年一次,每辆车一根,从乌兰巴托拉运轻浮皮张时,绞车用的绞棍的积攒,盖起了清一色的柏木做椽的房屋。直到今天,他们在拆除旧房时还会扒出来自草原的柏木椽子。拣来的利润如此,精心谋划,苦心经营的利润自然不言而喻。

苏州刺绣,就是指狭义的“苏绣”,而广义的苏绣是以苏州为集散中心,遍及江苏全境的一种著名手工艺品,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粤绣、湘绣、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由吴兴钱山漾古遗址出土的五千年前以家蚕丝织成的丝织物残片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取丝的国家,而且发源于太湖流域,这就为苏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文献和实物的限制,苏州刺绣究竟始于何时,尚难以确切说明,但据刘向的《说苑》记载,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地已有“绣衣而豹裘者”。三国时,东吴丞相赵达之妹,已能运用刺绣绣出了中国第一张山地势军阵之图,时人谓之“针绝”。而《三国志·吴志·蒋钦传》上也记有“妻妾衣服,悉皆锦绣”之句,可见一千七百多年前苏州刺绣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已达到可观的程度。

宋代,苏州刺绣已有了欣赏性的绣品出现,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张应文著的《清秘藏》一书中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仅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唼喋之姿,佳者较画更胜。”,描绘了宋代苏绣已具有精工细作、形象真实生动的特点。

元代的苏绣,见诸文献记载的并不多,《清秘藏》中则道:“元人用线稍粗,落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宋人精工矣!”可见,元代的绣品较之宋代无多大进步。

明代,是苏绣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是社会对绣品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商品绣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嘉靖年间(1522-1566)上海“露香园顾绣”的出现,对苏绣风格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顾绣代表人物韩希孟,是“露香园”主人顾名世的孙媳,她的艺术特点,在于利用绘画为基础,尽力发挥刺绣针法与调和色彩的表现能力,使绣品效果达到淋漓尽致、相得益彰。苏绣在吸取她的长处后,无论在原料、针法、绣工上,与当时的鲁绣、东北的缉线绣、北京的洒线绣截然不同,形成了图案秀丽、色彩文雅、针法活泼多变、绣工精细的特有风格,称誉全国清代,苏绣已成为苏州地区分布很广的家庭手工业,从事凤冠、霞帔、补子、官服、被面、枕套、鞋面、手帕、扇袋、挂件、荷包、帐帏、椅披、戏剧行头等各种各样绣品的制作。为营销绣品,各种绣庄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有关刺绣的专业坊巷,如“绣线巷”、“绣花弄”等,苏州被称为“绣市”。其时,双面绣开始出现,标志着苏绣有了高度的艺术技巧。当时,皇室的日用绣品或艺术绣品,多出自苏绣艺人之手。在民间,如蔡群秀、沈英、沈立、朱心柏、徐志勤、钱蕙、林抒、赵慧君、沈关关、杨和、金采兰、江缪贞、潘志玉、张元芷、郭桐先等一大批苏绣艺人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著名绣家。其中,最杰出的则首推清末民初苏绣艺术家沈寿,她吸收了西洋画中的明暗原理,十分注重物象的逼真,首创了“仿真绣”,对苏绣技艺的改进、发展、推广、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刺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日寇侵华,百业萧条,苏绣生产呈现每况愈下之势,许多中、小绣庄纷纷倒闭,艺人、绣工纷纷转业,及至解放前夕,绣庄由全盛时的一百五十余家,衰减到了二十多家,从事刺绣生产的专业工人已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对工艺美术“保护、发展、提高”方针指引下,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方式,促进了绣品销售,提高了绣工的生产积极性。吴县镇湖、藏书、光福、通安、东渚、木渎、胥口等一带乡镇,几乎形成“家家有绣绷、户户有绣娘”的规模。据1990年时统计,吴县绣娘达十二万之众,人数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苏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提高的新时期。1958年,苏州开始推广机绣。20世纪80年代末,又部分采用电脑绣花,大大提高了日用绣品的生产能力。苏州城里几十个旅游点、几百家经销店内,绣品比目皆是。在刺绣行业里,分工也越来越细,其中有专门从事刺绣针法、工艺研究的苏州刺绣研究所,从事刺绣欣赏品和出口服装生产的苏州刺绣厂,从事刺绣日用品生产的苏州绣品厂,从事儿童绣衣和日用品生产的苏州刺绣童装厂与苏州儿童用品厂,从事剧装戏衣刺绣和制作的苏州剧装戏具厂,从事绣鞋生产的苏州工艺鞋厂,以及从事刺绣线生产的苏州花线厂等。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里,这支苏绣大军,每年不但生产出大量的日用绣品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在拓宽新门类、采用新材料、应用新工艺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把刺绣和镶、嵌、印、贴、雕、绘等各种技艺手段综合运用起来,制作出了一批批具有现代审美感的产品,使苏绣日用品很快发展至十多个大类、两千多个品种,产品远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与此同时,苏绣艺术品更以其旖旎之姿争芳于绣坛。除了“小猫”、“金鱼”等最常见的题材外,花鸟、走兽、山水、人物、静物等各种题材的作品异色纷呈,其表现的艺术幅度,远远超过以往。在技艺上,采用苏绣与发绣的结合,发绣与发刻的结合,刺绣与缂丝的结合,刺绣与缂毛的结合等作品也相继产生,为苏绣艺术的衍生和发展开创出了一条条新路,大大拓展了苏绣的表现能力和绣面效果。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苏绣艺人创造出了绣品正背两面纹样、针法相同,色彩迥异的双面异色绣;1980年,苏绣艺人邱秀英、殷濂君首创成功了一种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刺绣(双面三异绣 ),首幅作品《猫狗图》的两面奇迹般地分别出现了猫与狗的不同图形,突破了双面绣两面图案必须一致的禁区,其技艺达到了鬼斧神工的程度。此后又有《金丝猴与哈巴狗》、《查尔斯与黛安娜》等双面三异绣作品产生。更难以置信的是,一名现年51岁的苏州须眉顾家翘,自1999年起,悉心研究苏绣技,先后以德国弗里茨·曼斯尼采和美国尼尔·巴尔的两幅人体摄影作品为蓝本,创制了一幅高56厘米、宽40厘米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双面三异绣,同时开创了首幅人体摄影绣品和独自绣制(现存的双面三异绣均为两人以上合绣)的两个之最。接着,他又创制出了绝无仅有的以同一根线在绣品两面表现出不同针法的《月色荷塘》、《天鹅舞》等作品,开创了传统刺绣和现代科学融会的先河。2005年5月,他经过苦心钻研,划时代地创制出了一幅异线(羢)、异景、异色、异样、异针法的双面五异绣《白猫和熊猫》,以及通过灯光能尽现绣品细部的隐亮绣《东方明珠》,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2011年苏州绣娘薛金娣自创苏绣技法“捻丝盘线刺绣方法”和用于表现珠状装饰物的立体刺绣方法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为苏绣的创新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苏州刺绣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1956年开始,苏绣艺人顾文霞、徐志慧、周巽先、钱漱渝、柳金燕等先后到英国、瑞士、德国、前苏联等国现场表演刺绣艺术。每年到苏州参观刺绣艺人 *** 作和观赏作品的五洲宾客也约达十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苏绣被美誉为“有生命的静物”、“东方的艺术明珠”。同时,近百次为国礼馈赠国外元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法国蓬皮杜总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中曾根首相等都曾因得到精湛的苏绣艺术品而欣喜,如2001年由苏州绣娘薛金娣绣制的《松鹤长春图》由上海交大演出中心转送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作品先后在一百多个国家展出。苏州刺绣厂为维护苏绣的传承制定了“苏绣精品标准”。

为表彰能工巧匠在工艺美术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国务院自1991年起,先后授予苏州刺绣界的徐绍青、顾文霞、周爱珍、周巽先等四人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徐绍青、李娥瑛、顾文霞、任嘒闲、周巽先、殷濂君、周爱珍、蒋雪等8人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最高荣誉称号。

改革开放以后,刺绣业的集体成分开始向私有化过渡。民营企业、民间绣庄时有开设,方兴未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任嘒闲、蒋雪英也开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在苏州近郊,仍然活跃着几万名绣娘。东渚镇苏绣民营企业的和服、韩服的加工量,已分别占有日本、韩国的较大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和服、韩服加工出口基地。镇湖镇总人口为1.9万人,从事刺绣、裱绣、绣框制作的从业人员就有1.1万人,一条街上开出了二百八十多家绣庄,还出现了姚建萍、薛金娣、姚慧芬、姚惠琴、卢福英、邹英姿等一批能绣制高档精品的后起之秀,在各项博览会和工艺品评比中摘金夺银。其中,薛金娣的特色是专门做古代名画题材,每一幅作品均精美绝伦,获得众多名家的肯定。2003年,镇湖的绣品销售收入达到2亿元,刺绣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2000年,镇湖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刺绣)艺术之乡”。 苏州刺绣之所以令人爱不释手,是其品种、造型、图案、画稿、针法、绣法、色彩、技艺、装裱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而针法的运用,是构成绣品各种艺术形象的语言。由沈寿口述、张謇手记的《雪宧绣谱》,汇集了其毕生的绣技经验,归纳的针法有18种,经后人的努力,现已发展到43种。基本针法有:齐针、正抢、反抢、迭抢、平套、散套、集套、擞和针、施针、接针、滚针、切针、辫子股、拉梭子、平金、盘金、打子、结子、拉尾子、鸡毛针、绒、格锦、编针、网绣、水纹针、桂花针、挑花、松针、戳纱、打点、乱针、扣绣等32种;辅助针法有:扎针、铺针、施毛针、旋毛针、刻鳞针等5种;变体绣针法有:迭绣、穿珠、帘绣、钉绣、贴绫、虚实针等6种。在欣赏品绣制过程中,艺人们为更好地表现物体的形态特征,常常是多种针法并用。如绣猫时,毛丝用施套针,眼珠和眼白用集套针、施针,胡须及眼眶用滚针,通过针法的灵活应用,使绣出的物像真实生动、质感毕现。

在苏绣众多针法中,如今乱针绣异军突起,艺人们运用这一针法创作出了许多佳作。乱针绣,又名“正则绣”,系近代刺绣艺术家杨守玉于20世纪30年代在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授教时始创。这种针法改变了传统刺绣“密接其针,排比其线”的方法,采用长短交叉线条,以分层加色手法来表现画面,尤宜绣制油画、素描、摄影为稿本的作品,其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具有质感。经过杨守玉门人周巽先、任嘒闲、朱凤等苏绣名手的传授、推广,乱针绣已成为苏绣的主要绣种之一。作品有《列宁在拉兹里夫河边》、《齐白石像》、《虎丘》、《冒气的池塘》等。在乱针绣的基础上,又创新发展了虚实乱针绣、双面乱针绣、双面异样绣和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绣(双面三异绣)等刺绣技法,把乱针绣技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苏绣还有一种“盘金绣”,其绣法以金线盘绕、丝线横向钉固,因此亦称为“钉绣”。主要用于龙袍、官服、礼服、旗袍、剧装上龙凤、山水、花卉以及其他装饰图案的绣制,作品金碧辉煌、雍容华贵。鼎盛时期,苏州周边乡村曾有数千绣娘从事盘金绣的绣制,在长桥镇新南村一带,尚有四百多位老艺人为广东、新加坡等地加工服装饰花,年轻人因该手艺枯燥单调,工价又不高,不愿习此艺,盘金绣已呈后继乏人之势。

苏绣的技艺特色,大致可用 “平(绣面平伏)、齐(针脚整齐)、细(绣线纤细)、密(排丝紧密)、和(色彩调和)、顺(丝缕畅顺)、光(色泽光艳)、匀(皮头均匀)”八字来概括,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绣品。 苏绣品种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日用品。有生活小用品,如荷包袋、香料袋、眼镜袋、折扇袋、名片袋、顺袋、团扇面、镜子套、小挂件等。有衣饰鞋帽,如披肩、旗袍、裙子、马甲、围涎、衬衣、虎头鞋、虎头帽,以及加工出口的日本和服、韩服等。有室内用品,如被面、枕套、桌围、椅帔、椅垫、门帘、台布、沙发靠垫、电风扇套、电视机套、空调机套等。以及其他用品如官服补子、车轿装饰、戏衣、寿衣等。日用品的传统图案有着纹样结构中心突出,造型艺术夸张,富有装饰味的特点。形式常见有单角花、对角花、四角花、一团四角花、满底花等。在用色方,苏绣一向讲究秀丽素静、随物赋彩,华而不俗、秾而不艳,这是有别于他绣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苏州人民喜爱淡雅素丽的生活习性相一致,也与苏绣能够形成精细雅洁的特点休戚相关的。

二是欣赏品。有摆件(长、方、圆各种规格的台屏)、挂件(画片、立轴、镜片、中堂、对联等)、立件(单屏、折屏等)及册页等。其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卉、飞禽、走兽、静物、书法、装饰图案等均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欣赏品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小猫”和“金鱼”,为了生动表现出小猫蓬茸的毛丝和神态,绣工们不仅需要千针万线,还必须十分注重色彩的运用。仅以一只小小的猫眼而言,就要按照瞳孔受光部位的不同,以二十多种色线来表达,这样才能将猫眼绣“活”。198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第六届普罗夫迪夫国际春季博览会上,苏州刺绣厂送展的一幅双面绣《长毛猫》荣获了金质奖。绣金鱼,为表达出金鱼尾巴的透明质感,绣工们往往要将一根头发般粗细的丝线“劈”成四十八分之一来绣制,绣出的金鱼出神入化,宛若在水中游动,给人以美的享受。1984年,苏州刺绣研究所送展的一幅双面绣《金鱼》获得了第五十六届波兰波兹南国际博览会金质奖。

苏州刺绣作为一门千年流传、繁衍的古艺,为美化历代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6年10月,苏州市在景德路的明代建筑王鏊祠堂内建立了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陈列有自汉代至今的绣品二百余件,其中有从北京大葆台燕王墓、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苏州虎丘塔等地出土的苏绣绣片、经帙、褡裢等日用品(部分为复制品);有苏州制作的明代万历皇帝的缂丝衮服、孝靖皇后的刺绣“百子衣”、清乾隆帝朝服的复制品;有17世纪著名刺绣艺术家韩希孟的刺绣册页、清末民初苏绣艺术家沈寿的仿真绣,以及现代发展起来的双面异色绣、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绣等作品,成为展示苏绣历史和精品的一个重要窗口,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苏绣的发源地镇湖建造了中国刺绣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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