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大帝对伊斯兰教做出的贡献是什么

作为哈里发教长国教长，苏莱曼大帝积极推广和传播伊斯兰教。在他和远征军所到之处都积极兴建或修缮清真寺，以战利品资助伊斯兰教团体和组织，并派遣伊斯兰教法官和传教师，使伊斯兰教在东南欧地区得到广泛传播。1535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后，他下令在城内为哈乃斐教法学派创立人艾布·哈尼法建造清真寺和调殿，对屡遭破坏的苏菲派卡迪里教团创始人吉拉尼的陵墓进行重修。在积极推广伊斯兰教、扩大伊斯兰教影响的同时，苏莱曼大帝对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采取宽容政策，允许他们信仰自己的宗教、遵行自己所属教派的教义，并同法兰西等基督教国家订立条约，允许它们的侨民在帝国境内建立自己的宗教法庭。

至晚东晋到南北朝

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出土过一件布俑，身上衣裤全都是棉布缝制的。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出土一件棉布褡裢，长21。5厘米，宽14。5厘米，经纬密为25根／厘米和21根／厘米，比较致密，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出方格纹

南北朝时期，在新疆地区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普遍起来。大致到唐代以后，内地才逐渐推广。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游记》中记述，在中国看到棉花，在花园里被作为“花”来观赏的。《梁书·高昌传》记载：其地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纩，名为白叠子。”

宋有棉纺织物遗留下来

元明时期已经成为主流

读历史，越是读得多，就越常有“难以置信”之感。许多乍一看去不可思议，甚至让人“打死都不信”的历史知识，却实实在在，曾发生在过往的岁月里。

而比起那些常被津津乐道的政治军事大事来，下面这些同样让人有“打死都不信”之感的经济文化知识，却同样缩影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值得深深思考。

一：大晋王朝不铸钱

历代王朝开基建国，货币发行都是头等大事。还有王朝连这事儿都不办的？两晋王朝就认为：这真不是个事儿。

自从“三国归一”起，晋王朝从皇帝到百官，就是一个赛一个放飞，除了内部往死里掐，就是饮宴写诗歌舞炼丹斗富，变着花样秀“魏晋风度”。哪怕“作”出永嘉之乱，“大晋”变成了东晋，依然还是死性不改，沉浸在“玄学”“清谈”里拔不出来。发行货币这等事，两晋一百六十四年历史，竟然从没搞。

那用什么钱？西晋的时候，主要用曹魏的五铢钱，被人打到江南变成“东晋”了，又把当年东吴时期的各色货币翻腾出来继续用。东晋市面上的货币，怎一个乱七八糟了得。外加大量的贵金属，都被权贵们侵吞了做奢侈品，市面上流通的钱越来越少，结果就是“钱既不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钱荒”现象。

可笑的是，对这严重现象，东晋的第一反应，不是稳定货币，而是一拍脑袋，想着干脆废除货币。东晋安帝时，就有人提出“物物交换”的“好主意”。虽然在很多大臣的反对下搁浅，但东晋王朝也没什么作为，依然放任货币市场上的混乱状态。货币都这么乱，这个王朝当然也就越来越没救。偏安的东晋，最终在“不铸钱”的荒唐里，被刘宋王朝篡了权。

二：大唐花园种棉花

唐朝有钱人养花成风，各种名贵花草争奇斗艳。但唐宣宗年间，造访大唐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却在唐朝的花园里，看到的一种特殊的奇花异草：棉花。没错，今天用来做棉布棉衣，冬天御寒必需的棉花，放在中唐年间，依然还与牡丹月季等名花“比肩”，专供花园里赏玩。

唐朝年间，中国还只有云南海南新疆等省份，有部分棉花种植。作为“舶来品”的棉花，当时就是名贵花草。何止是可以用来赏玩？棉花做成的棉布，那时也是珍贵奢侈品。以唐朝《关市令》的统计，西域地区一端细棉布的当地售价，就高达两千二百文。就算是粗糙的粗棉布，一端也要五百文。棉布做成的棉衣，当时叫“白叠布”“木棉裘”，卖到内地价格通常翻几翻，等于是“把名贵花草穿身上”，有钱人的标配。

很多历史票友品读杜甫名句“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时，常纳闷杜甫冻成这样为何不盖棉被？说实话，当时是真盖不起。

直到宋元年间起，棉花的种植技术，才在内地陆续推广起来，并逐渐适应不同地区的水土。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明朝以立法的手段，全国强制推广种棉。棉花，这个唐宋时代的奢侈品，才从此在中国“人无贫富皆赖之”。曾是名贵“舶来品”的棉布棉衣，更成了明清时代中国的特产，不但是老百姓冬天的日常消费品，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出口国外，赚足全世界的钱。

何为“洋为中用”？不妨学学中国古人，怎样把棉花从花园种进农田里。

三：大宋文官很苦逼

“富宋”是文人的幸福时代，文人里最惹羡慕的，当属文官。野史里常津津乐道大宋文官的“天价收入”。比如寇准宋祁们点巨蜡烛喝鸡舌汤的豪奢生活，包拯王安石们“天价年薪”且“工资基本不动”的幸福场面，令多少票友连呼羡慕，恨不得穿越到大宋考科举。但是，就算真有“穿越”的机会，这事儿也必须谨慎，大多数的大宋文官，远比后人想象的穷。

比如在宋代，做个文官里“县令”“主薄”之类的小官，薪水也就少得可怜，基本是“贫不足以自养”。直到宋神宗年间才给涨了工资，却也不过是“县令俸钱至15千，米麦4石。”比起朝中重臣，这点钱，真不够塞牙缝。

稍高一些级别的文官们，待遇也是有限。比如宋仁宗年间的著名学者石介，官至国子监直讲，平日生活也十分简朴，去世时却是“妻子冻馁不自胜”，也就是妻儿都没法生活，靠了韩琦范仲淹等人的资助才有了活路。宋神宗年间的员外郎曾谊，也是“其家故贫”。陆游在南宋时做到了夔州通判，算是文官里的“肥缺”，做了几年下来，却也是“峡中俸薄”“行李萧然”。也就是能混个肚圆。

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大宋的文官太多，多到号称“冗吏”。以北宋范仲淹的说法“四五人共司一职”。南宋晚期时，宋朝的官员总数，更多达四万三千多人，国土是北宋一半，官员比北宋还多好几倍。这么多官要养，再有钱也养不过来，所以大多数的文官，如果只靠“工资”，日子必然苦哈哈。

外加大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算“养士”，当然要先紧着高层的士大夫们。不止是位高权重的重臣，就连退休的高官，以及给退休高官的子弟门生亲戚加“恩荫”，每年就是不少钱。北宋末年时，淮南转运使就哭穷说，淮南二十州的赋税，不够给洛阳的退休高官发退休金。宋仁宗时，全国只领薪水不干事的闲职，多达五千多个。甚至有人一人领事多份“俸禄”，半点事儿都不做。

有钱养闲人，老实巴交做事的官员，一个赛一个苦。如此大宋，怎能不积贫积弱？

四：马戛尔尼断财路

清代“康乾盛世”外交史上的一桩大事，就是“马戛尔尼访华”。乾隆年间，英国勋爵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访问大清，意图打开大清的贸易大门，却被傲慢的乾隆摆摆手拒绝。一场出访，结果却空忙。但马戛尔尼却并不沮丧，因为，他这一趟，在中国捡到了另一个宝：茶叶苗。

区区茶叶苗，能比得上外交大事？放当时英国人眼里，这还真差不离。

从18世纪中叶起，中国传统的饮茶风气，就早已风靡了欧洲各国。英国人更成了茶叶的“铁粉”。当时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喝下午茶”的习惯，饮茶的风气遍布英国本土甚至各大洲的殖民地。以18世纪英国学者斯当东的统计，英国人无论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年要消耗至少一磅茶叶。这么多茶叶从哪来？只能找中国买。

于是，不知不觉间，茶叶贸易就成了清代对外出口的“重头”。一担茶叶在广州的出口价，不过十英镑。倒卖到英国本土，至少暴涨到一百零六英镑。巨额的利润，也惹得英国商人每年蜂拥而来，带足现金买买买。到18世纪80年代，中国每年的茶叶出口量已突破一百八十万磅，轻松赚着英国人的钱。

可这“轻松赚钱”的景象，却随着马戛尔尼一行人的到来扭转了。

虽然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一行人千防万防。但由于清朝官员毫无“知识产权”概念，于是对于马戛尔尼一行人的“考察”活动，那是毫不设防。于是一趟访华之旅，马戛尔尼们通过明察暗访，不但清楚记录了中国茶叶的种植采摘过程。还弄到了当时多少欧洲国家一掷千金都得不到的好东西：茶树苗。

于是，就是从18世纪末起，中国的茶叶种植技术，就这样无情外流。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凭着这“偷”来的技术和近代化生产，迅速在茶叶领域后来居上。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印度茶叶已经成了国际茶叶市场的“大头”。二十世纪初，印度茶和锡兰茶更占到当时国际市场百分之九十二的份额，早已“碾压”了近代中国茶。

茶叶产业，这个中国历代赚足钱的强大产业，就因几棵茶树苗的外流，不到半世纪就被断了财路。与其说，是马戛尔尼惹的祸，不如说，是清王朝对于产业技术的漠视，把近代中国，带入落后挨打的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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