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的那个故事

这是毕加索24岁时画的一幅画，画中年轻的巴黎男孩被毕加索称为“小路易”，他常到毕加索的画室消磨时光，毕加索以他为模特创作了这幅《拿烟斗的男孩》。画中的“小路易”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左手拿着烟斗，头戴花环，背景是两大束花，看上去颇有几分中国画的味道。“小路易”头上戴着个花环，专家们认为这是画作将完成时，毕加索临时决定加上去的。

2004年5月5日，一位叫贝蒂·惠特尼的女士委托英国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拍卖《拿烟斗的男孩》，拍卖底价5500万美元。拍卖前，索斯比拍卖行估计这幅油画最高价可能在7000万美元上下，没想到拍卖当天价格一路猛涨，最终以令人震惊的104168亿美元被一位神秘的富商买走，创下了单幅画拍卖价格的世界最高纪录。

1990年，凡高的名画《加歇医生的肖像》以8250万美金的记录创造了绘画拍卖画史上的奇迹，14年后，《拿烟斗的男孩》刷新了这个记录，买主立刻成了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热点，然后最终均一无所获。这幅画是由一个匿名的买家拍得，索斯比拍卖行不愿透露买主的任何信息，甚至连暗示一下国籍的要求也予以拒绝。有人分析了拍卖前对于《拿着烟斗的男孩》表示兴趣的名人包括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和艾伦、化妆品公司雅诗兰黛(Estee Lauder)的继承人罗纳德·兰黛、金融家沙拉、拉斯维加斯赌场大亨韦恩等，估计买主很可能就在这个几个人中。

2004年11月20日，《拿烟斗的男孩》卖出半年后，一位叫斯帝夫·格奥尔格的德国富商的去世，让人们确知了这幅画的主人，并且意外了解到了这幅画背后竟然有着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凄美爱情故事。斯帝夫·格奥尔格就是那位出价亿元的神秘的买主，他没有疯狂，而是为爱痴狂！

斯帝夫·格奥尔格与贝蒂·惠特尼的父辈是世交，斯帝夫是德国籍的犹太人，贝蒂家是美国籍，小时侯他们两家都住在柏林的斯冈艾弗德大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长大。

1905年，毕加索《拿烟斗的男孩》创作完成，几经转手，最后被斯帝夫·格奥尔格的父亲收藏。斯帝夫·格奥尔格长得与毕加索画中的“小路易”颇有几分相似，贝蒂很喜欢这幅画，两个孩子慢慢的喜欢上了一个游戏，每当贝蒂有什么要求，就写个纸条帖在《拿烟斗的男孩》背后，斯帝夫看到后总会尽力去满足她。有一次，为了满足贝蒂去维也纳欣赏音乐会的愿望，13岁的斯帝夫竟带着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偷偷去了维也纳。结果一下火车就被斯帝夫父亲派来的人带回了柏林，为此斯帝夫还受到了他父亲严厉的惩罚。

1935年，战争爆发了，无数家庭流离失所，也拆散了这对恋人，贝蒂一家平安回了美国，而斯帝夫一家却在战乱中挣扎流亡。战争过后，心急如焚的贝蒂马上从美国返回德国，寻找她的心上人，然而几经周折她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斯帝夫家族除了少数几个人逃到了非洲，其他人都在战争中死去。贝蒂伤心欲绝，很快离开了德国。

1949年，贝蒂嫁给了一位美国驻英国的大使，第二年跟着丈夫到了伦敦。在索斯比的拍卖会上，贝蒂意外而激动万分的又见到了《拿烟斗的男孩》！这是盟军从德国缴获的战利品，因为无法知道原有者是谁，于是被拍卖，所得款将交给世界犹太人基金会。

《拿烟斗的男孩》的起拍价是一万美金，贝蒂最终以28000美金拍得了这幅从小就无比熟悉的绘画。当颤抖着手指轻轻抚摸着画面，贝蒂泪眼朦胧，儿时那幸福的记忆再次浮现，依然是那么的清晰。经过多年纷乱的战争，《拿烟斗的男孩》很幸运的完好无损，而斯帝夫也像这幅画一样，在贝蒂心中，永远是分手前那个年青英俊的模样。

斯帝夫和《拿烟斗的男孩》一样幸运，不但在战乱中死里逃生，而且在分别28年后，又与贝蒂再次相逢。历经生死磨难之后还能共同面对《拿烟斗的男孩》，这是斯蒂夫和贝蒂多少年的梦想，也是从没想到有一天能够梦想成真的奢望，惊喜过后，二人均是百感交集。

贝蒂要将本属于斯帝夫的《拿烟斗的男孩》归还给他，而斯帝夫没有接受，他希望还是由她继续保存。

此时的斯帝夫还是独身，他成了贝蒂夫妇的好朋友，50岁那年，斯帝夫终于娶妻生子。

2001年，贝蒂去世了，在此之前她再一次提出把《拿烟斗的男孩》还给斯帝夫，但他还是没要。于是贝蒂留下遗言，如果在她死后，斯帝夫依旧拒绝接受这幅画，那么她的孩子可以将这幅画拍卖，拍卖所得平均分为三份，她的孩子们、世界残疾儿童基金会及以斯帝夫·格奥尔格命名的慈善机构各得其一。

2003年底，贝蒂去世一年半后，根据她的遗嘱，《拿烟斗的男孩》被拍卖，斯帝夫秘密买到了手，这幅画一直陪伴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说临终前斯帝夫一直凝视着画中那个男孩，从中他一定看到了自己和贝蒂当年的影子。

听完上面这个故事，再来看《拿烟斗的男孩》，金光闪烁之中，终于又看到些它本来的“粉红”，这正是艺术品应该提供的价值，这故事，胜过任何的“艺术评论”。

亲人

毕加索是个始终引起争议的人，除了他那让人倾倒与折服的过人才华。他为自己的几任妻子、情人和孩子们画过许多画，他的亲人们对这位天才画家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毕加索于1973年以92岁的高龄去世。他在世时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结交，在他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世人仍在为他的故事和名声争执不休。 毕加索绘画上的成就可谓登峰造极，但他的家庭私事却弄得一塌糊涂。他的悲惨故事世人皆知：他的遗孀杰奎琳罗克是自杀身亡的；他的一位情人玛丽埃德莱塞亦是，她为他生下了女儿玛雅；他的孙子巴勃里多在杰奎琳将他赶出爷爷葬礼之后也自杀而死；巴勃里多的姐姐马里娜两年前写了一些回忆录披露自己悲惨的少年时代，并把一切过错归咎于毕加索。 弗朗西丝吉洛特是毕加索一生中惟一将他抛弃的女人。她生过两个孩子：克洛德和帕洛玛，1953年她带着一双子女离开了毕加索。后来她同一位艺术评论家合作写了《我与毕加索的生活》。这本书既大胆又详细，几乎无所不写，甚至连同画家的性历险。此书于1964年出版，当时这种书还属罕见，因此引起轩然大波。作为报复，毕加索从此拒绝再见她生的一对子女。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230幅毕加索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画家为亲人所作的画。大师的妻子和情人中惟弗朗西丝仍然健在，她生的克洛德和帕洛玛及玛丽埃生的玛雅为毕加索硕果仅存的三个儿女。 弗朗西丝已有76岁。细细的脖子，鹰钩鼻子上有一对拱形的眉毛，看上去依然是毕加索当年为她作画时的模样。他们相识于1943年，当时弗朗西丝是个21岁的画家，年轻而颇有抱负，而毕加索已经62岁，且同南斯拉夫女画家、摄影师多拉·莫尔相好。弗朗西丝是个感情炽烈却外表平静的女子，她决定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获得名望与赞赏。对此，帕洛玛这样说：“假如我母亲没有认识我父亲，她原本是有权被称为艺术家的。然而，从某种原因上说，由于认识了我的父亲，她没有了这个权利。人们总是不情愿把她也冠为艺术家。”克洛德更认为母亲的作品对毕加索产生过很大的震撼，“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话”。 弗朗西丝的生活始终围绕着毕加索的艺术。当她出版《我与毕加索的生活》时，大师的崇拜者们称此书充满私利与报复性。然而，时至今日，即使是弗朗西丝的批评者们在论及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毕加索时也以它为基础了。确实，这本书里充满了令人不屑的东西，但三十多年之后，仍不失为一个性格复杂的天才艺术家的严肃传记。 现住纽约的弗朗西丝认为大师当年为她所作的画上用一种柔和的线条和抽象的晕影表现两人的亲密关系。有一幅画上，看起来象是毕加索用对称的轮廓线把肖像的各点连结起来了，这种画法当时刚开始尝试。她说：“当一对男女同为画家时，作品上体现的一切都带有感情色彩”。在她看来，“对于毕加索来说，给女人画像就是一种诱惑她的方式”，“其他女人是通过她们的肖像画来认同自己的。所以当毕加索一旦歇手不画她们了，她们的一切也就完了。”而她自己则没有陷进去，“从没有被封闭在自己的肖像画里，从而没有成为他的俘虏”。 年已半百的克洛德长着一双深色的眼睛，身体十分结实。他同父亲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受毕加索遗产管理法庭的提名，他于1995年成立了毕加索管理委员会，以控制其作品的复制权和使用权。他本人可说是毕加索留下的上千幅画作、雕刻、草图、版画的活目录。他在巴黎的办公室里挂满了父亲的画。毕加索曾为他和妹妹帕洛玛画过一幅双人画，幼年的他坐在一个玩具汽车上，双眼放着光，妹妹则在玩一列小火车。还有一幅画上有他的母亲和他兄妹二人。画面上的他拿着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对他来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们这个家庭的未来，代表了后来写在这张纸上的一切。· 兄妹二人分别在16岁和14岁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那本书出版后，他们的生活里从此失去了父亲。两兄妹一次又一次去看望父亲，可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连电话也不接。即使见不到面，他们仍每年一起或分别几次去父亲的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克洛德是父亲的遗产和名誉的保护人。他自己的愿望是成为**工作者、作家和摄影家。他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大艺术家的儿子我是幸运的，毕加索本人就变成了我们家族的事业。”父亲没能得到看着他成长的快乐，但他对此已没有愤怒。 帕洛玛有一张为人熟知的脸，这要归功于她做的香水广告。广告上的她有火一般鲜艳的红唇、源于其父的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一头瀑布般的黑发。她已有49岁，亲见其人会觉得她谦和亲切得多。她说父亲给他们作画时从未让他们摆姿势，他是凭记忆作画、从想象中得到灵感。毕加索是个对孩子着迷的人，他画过很多儿童画。但很显然，他从未画过少年时代及长大成人后的子女，对于他，孩子长大了就又是一回事了。帕洛玛认为父亲后来不见她是受了别人的挑唆，尤其是后母杰奎琳觉得他们对自己是个威胁。她清楚地记得1976年在街上巧遇父亲的经过，那是她13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帕洛玛同剧作家拉法埃尔·罗伯斯在结婚18年后于1995年分手，前夫为此同她展开了一场争夺财产的大战。帕洛玛的财富约有17亿美元，她的经济王国里有化妆品、香水和珠宝生意，当然还有其父留给她的价值6亿多美元的画。她的前夫要求得到所有这些财富的一半，此外每月还要给他一笔高额的生活费，理由是他抛开了剧作家的生涯而同妻子一道经营她的生意，而且他在她取得的成功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幸的是，在他们妇唱夫随的美好日子里，帕洛玛也以类似的话夸奖过自己的丈夫。伦敦法庭受理的这场分割财产大战最近愈演愈烈，但其终结仍遥遥无期。据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离婚。帕洛玛为忘记烦恼只好全力投入工作，同时也投入新欢的怀抱，那是个法国大夫，名叫埃里克·德温奈特。 与克洛德、帕洛玛同为非婚生的大姐玛雅和丈夫住在巴黎，他是个退休的海军军官。年过60的她看上去精神很好。1956年以后玛雅就没怎么再见到父亲，这意味着刚满20岁她便被逐出父亲的生活。事实上她从未同父亲共同生活过，她出世后不久，毕加索便同多拉同居了，后来又换成弗朗西丝，而当时他合法的妻子是奥尔加·柯克洛娃。她的母亲十分迷信，被毕加索抛弃后仍保存着他剪下的指甲和头发。当母亲1977年自杀后，这些东西便归玛雅所有。“令人吃惊的是，有这样疯疯癫癫的父母，我竟然还很正常。”这是她常挂在嘴上的玩笑话。 不过，玛雅真正让毕加索专家们吃惊的是，她现在从事辨别父亲作品真伪的工作，尽管不是非常专业，却赢得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爱情

吉纳维夫与毕加索初次相遇是在1944年，当时她还只有17岁，作为一名学校杂志的记者前去采访当时已是著名画家的毕加索。 年少的吉纳维夫大胆地向毕加索提问：“毕加索先生，年轻人不太理解您的绘画。”此言一出毕加索立刻勃然大怒，他严厉地反驳道：“那是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绘画的语言？难道你们就理解薯片的语言吗？” 毕加索很想“引诱”不更事的少女 尽管初次相遇非常尴尬，当时63岁的艺术大师毕加索还是和17岁的吉纳维夫成了忘年交，他们经常一边品着热巧克力一边谈论艺术和文学。 毕加索也曾承认，他很想引诱这个女孩，但是当时没敢这么做。 电闪雷鸣促成了老少恋 7年后，毕加索从美国返回西班牙。不久，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最终使他们变成为了情人。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吉纳维夫还记忆犹新，“我对毕加索说我该回家了，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敢发誓那简直就像一场童话故事。房间里的光线暗了下来，通过天窗我看到太空乌云滚滚，似乎只有在刚果的热带风暴中会出现这种景象。 毕加索当时对我说：‘等一会，一场风暴就要来了。’接下来就是电闪雷鸣，冰雹也接踵而至……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就记不清楚了。” 当两年“地下情人”后曲终人散 当时，毕加索已经和女画家弗朗索瓦兹－吉洛生活在一起了，吉纳维夫就做了毕加索的地下情人，他们的地下恋情共持续了两年。 1953年，毕加索要求吉纳维夫同他一起移居到法国南部生活，但被吉纳维夫拒绝了，从而结束了他们这段浪漫的爱情。最终，吉纳维夫成为一名诗人和纪录片制片人，并获过了大奖。 为给我画像，毕加索耐心地等我睡醒 毕加索一生有过无数情人，在人们的脑海中，他是一个被女人宠坏的暴君，但是在吉纳维夫记忆中，毕加索却是一个“让人尊重的人，温柔、聪明，偶尔还会很羞怯” 。吉纳维夫说：“他并不是人们常常描述的那样，是个让人厌恶的冷酷的人。” 为了证明毕加索的体贴和温柔，吉纳维夫提到了一幅裸体素描画的来历，这幅素描名叫“8月80日肖像画”，。吉纳维夫说：“毕加索想要画一幅我躺在床上的裸体画。但是在绘画过程中我变得昏昏欲睡，后来下意识地扯了一条被单盖在身上睡着了。毕加索失去了他的模特，但是却不敢把我叫醒，他就那么耐心地等待着，等我睁开眼睛，然后才完成了那副作品。” 鲜为人知的情人是毕加索的生命最爱 尽管毕加索的一些传记作家并不怎么关注吉纳维夫了，在毕加索一生众多情人当中吉纳维夫也不怎么出众，但是毕加索却亲口对他的朋友提起过吉纳维夫在他生命中的重要位置，毕加索说：“她拯救了我的生命，她让我尽展笑颜。” 而吉纳维夫自己也认为是毕加索最后一个情人，她在数年前曾经写道：“我认为我是他唯一深爱的人，也是最后一个。 毕加索的情人画册 据毕加索的遗孀雅克琳娜回忆，毕加索13岁时，他7岁的小妹孔瑟达死于白喉。毕加索曾发誓，如小妹去世，他将放弃绘画。小妹死了，毕加索本就不想放弃绘画，因此他觉得对妹妹的死负有责任，这种原罪感伴随他一生，决定了他同女人们的关系。女人是他艺术祭台上的牺牲品，也是他艺术创造的源泉。 玫瑰红初恋 1904年，23岁的毕加索爱上蒙马特尔的年轻模特费尔南德·奥立维。他们在一起纵酒狂欢、恶作剧、吸食鸦片……虽然生活贫困，但毕加索的画风却变得日益明快。柔和的粉红色调开始渗透到他的画布上，成为主要的颜色。 古典主义婚姻 欧嘉－科克洛瓦，毕加索第一任妻子。毕加索为一个俄罗斯芭蕾舞团设计布景时，爱上了这位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1918年他们正式结婚。那时家庭生活的幸福和天伦之乐对毕加索很重要。他影响了一个世纪的所有现代派艺术，在那时期却避开了达达主义的纠缠，独立发展他的新古典主义。1923年的《裸女》是毕加索最美的作品。 超现实主义邂逅 艾娃于1911年和毕加索相爱，当时艾娃已是有夫之妇。《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作于1913年，深受超现实主义者的喜爱。画中艾娃的脸变成了一条垂直的裂缝，人物形象充满淡褐、粉红、胭脂红等色彩，引人暇想。 玛丽-德雷莎－华特与毕加索1927年初在火车站相遇。包括《梦》大部分对德雷莎的肖像画和线描都充满性感。超现实主义、弗洛伊德学说是这些作品的轴心。 立体主义接触 1943年，年已62岁的毕加索认识了21岁的年轻女画家方斯华姿·吉洛。1946年毕加索为她画了油画《女人——花》。据方斯华姿回忆，“他根据他对我脑袋的概念剪成各种程度的椭圆，分别画上了眼睛、鼻子和嘴。然后他把这些椭圆在画布上上下左右地移动，看看是不是合意。” 抽象主义迷情 年轻迷人的多拉－玛尔多才多艺，既是画家、摄影家又是模特。1936年与他相识，此后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情。后来两人关系紧张。1940年6月，毕加索创作了一幅最凶暴的妇女形象——以多拉为原型的《裸体梳妆女》。他开始殴打多拉，多次打得她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1939年到1940年，他有三分之二还多的作品画着畸形的女人，面部和身体像被怒鞭抽打似的。 最后的现实主义 雅克琳娜·洛克是毕加索的第二任妻子，两人1961年结婚。这位西班牙女子为晚年的毕加索营造了一个温馨宁静的世界。毕加索常从她的体形中回想起卡塔卢尼亚的农妇，他为她画了大量的肖像画。毕加索去世13年后，雅克琳娜自杀身亡。 毕加索爱情年表： 1881年 10月25日出生于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 1904年23岁 定居于巴黎“洗衣船”。邂逅费尔南德－奥立维并同居，常去观赏马戏团的演出，粉红色时期开始。 1911年30岁 邂逅艾娃－谷维。 1912年31岁 与费尔南德分手。 1915年34岁 艾娃因肺结核逝世。 1917年36岁 至意大利为俄罗斯芭蕾舞团作舞台设计，邂逅舞者欧嘉－科克洛瓦。 1918年37岁 与欧嘉结婚。 1925年44岁 创作“舞”，首次影射与欧嘉的紧张关系。 1927年46岁 邂逅年仅17岁的玛丽-德雷莎－华特。 1929年48岁 作系列以女人头像为题的攻击性画作，显现婚姻危机。 1935年54岁 与欧嘉分居。 1936年55岁 邂逅南斯拉夫女摄影师兼画家多拉－玛尔。 1943年62岁 邂逅22岁的方斯华姿－吉洛。 1946年65岁 与方斯华姿－吉洛同居。 1954年73岁 与方斯华姿－吉洛分手。 1961年80岁 与35岁的雅克琳娜－洛克结婚。 1964年83岁 方斯华姿出版回忆录，造成两人决裂。 1973年92岁 4月8日逝于坎城附近的慕瞻市。4月10日葬于佛文纳菊别墅的花园里

如何评价，因人而异，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毕加索作品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充满非凡的创造性。毕加索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后来长期定居法国。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教师。他自幼喜爱艺术，15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后来转入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他于1900年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以极大的同情心描绘穷人的生活。此时，他的作品充满悲剧性。瘦削的形象和冷灰的蓝色调，使他的画上充满孤独和绝望、灾难与不幸的感觉。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其创作的“蓝色时期”(1900—1904年)。1904—1906年是毕加索创作生涯的“粉红色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描绘马戏团人物为主，形象虽然忧郁，却并不孤寂。1906年毕加索受到非洲原始雕刻和塞尚绘画影响，而转向一种新画风的探索。于是，他画出了那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亚维农的少女》。

《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的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的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第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象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的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卡思维勒像》

《卡思维勒像》，毕加索作，1910年，油画，100×615厘米，芝加哥，芝加哥艺术中心藏。

毕加索1909—1911年“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进一步显示了对于客观再现的忽视。这一时期他笔下的物象，无论是静物、风景还是人物，都被彻底分解了，使观者对其不甚了了。虽然每幅画都有标题，但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与标题有关的物象。那些被分解了的形体与背景相互交融，使整个画面布满以各种垂直、倾斜及水平的线所交织而成的形态各异的块面。在这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中，形象只是慢慢地浮现，可即刻间便又消解在纷繁的块面中。色彩的作用在这里已被降到最低程度。画上似乎仅有一些单调的黑、白、灰及棕色。实际上，画家所要表现的只是线与线、形与形所组成的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发射出的张力。

这幅《卡思维勒像》，清楚显示了毕加索是怎样将这种分析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用于某个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令人费解的是，恰是在这种分解形象和舍弃色彩的极端抽象变形的描绘中，毕加索始终不肯放弃对于模特儿的参照。为了画这幅画，他让他的这位老朋友卡思维勒先生耐着性子摆好姿势，在他的面前端坐了有二十次。他不厌其烦地细心分解形体，从而获得一种似乎由层层交迭的透明色块所形成的画面结构。画中色彩仅有蓝色、赭色及灰紫色。色彩在这里只充当次要的角色。虽然在线条与块面的交错中，卡恩维勒先生形象的轮廊还能隐约显现，然而人们却难以判断其与真人的相似性。研究毕加索的最著名的专家罗兰·彭罗斯，在看了这幅画后，曾作过这样的评述：“每分出一个面来，就导致邻近部分又分出一个平面，这样不断向后移动，不断产生直接感受，这使人想起水面上的层层涟漪。视线在这些涟漪中游动，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捕捉到一些标志，例如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些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一条表链以及一双交叉的手。但是，当视线从这一点转向那一点时，它会不断地感到在一些表面上游来游去的乐趣，因为这些表面正以其貌相似而令人信服……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产生想象；这种画面尽管模棱两可，却似乎是真的存在，而在这种新现实的匀称和谐生命的推动下，它会满心欢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

《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

1890年—1892年，油画，45×57厘米，巴黎奥塞博物馆藏。

1912年起，毕加索转向其“综合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实验。他开始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创作。这幅题为《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新风格。

在这幅画上，我们可分辨出几个基于普通现实物象的图形：一个瓶子、一只玻璃杯和一把小提琴。它们都是以剪贴的报纸来表现的。在这里，画家所关注的焦点，其实仍然是基本形式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而如今，在综合立体主义的作品上，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就是说，他在表现出瓶子、杯子及提琴之前，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画面结构，组织和安排妥当了。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他甚至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他采用报纸、墙纸、木纹纸，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拼贴出不同形状的块面。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难怪他的画商及好友卡恩维勒会如此地评价他：“即使没有摆弄画笔的本领，他也能搞出绝佳的作品。”在这幅拼贴的画上，左边的一块报纸表示一只瓶子，那块印有木纹的纸，则代表着一把提琴。而几根用木炭笔勾画的坚挺的线条，则使这种转换得以实现，并且将那些不相干的拼贴材料，纳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别的画家在拼贴不同的纸片时，多少要顾及到是否符合现实逻辑的问题，他们总是把木纹纸限于表示木质的物品(如桌子、吉他)。而毕加索则全然摆脱这种约束。在他的画上，一张花纹墙纸可用来表现桌面，一张报纸也可剪贴成小提琴。毕加索曾在与弗朗索瓦·吉洛的交谈中，阐述了他对于拼贴的看法：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人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弗朗索瓦·吉洛等《情侣笔下的毕加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藏。

油画《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作于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画中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遣责和抗议。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右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左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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