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别出心裁的福陵建筑群？

福陵作为清朝营建的第一座帝王陵寝，经清入关前后诸帝的多次累积修建，共有建筑群三十二组，建筑面积达十九万四千八百平方米。福陵借助天柱山势充分展现了自身的磅礴气势，而且注重实用功能，建筑形式别出心裁，在清代帝王陵寝中独领风骚。

福陵正门东西两侧竖立着的两座石牌坊，这是福陵最早的建筑物，在清代陵寝中别具一格。虽然清陵中其他的石牌坊在石材、建筑级别以及雕工等方面均优于福陵的石牌坊，但它们仅有一座，只有福陵是在大红门的东西两侧立着两座石牌坊。究其原因，应与它最初的职能有关。天聪三年（1629年） 建陵伊始，皇太极即命在陵的东西两侧立下石牌坊，石牌坊以内禁止车马通行，上至贝勒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定要见坊而下马步行，以示尊崇。也就是说，当初是有一条道路贯通于福陵的石牌坊之下，作为具有特殊功用的“通过”标志，自然要设立两处， 如同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 前矗立的两座阙门——文德坊和武功坊一般，形成了福陵陵前独特的风景。

福陵石象生

福陵的石牌坊为四柱三楼歇山式牌楼，采用仿木结构的形式雕刻的檐下斗拱，在视觉上突出牌楼的高大。因其四根方形折边石柱均为出头柱子，所以这样的牌楼又叫冲天牌楼。石牌坊柱顶端为一石雕圆形仰覆莲花承露盘，其上蹲踞着一只象征吉祥的神兽——望天犼，正合冲天牌楼的“冲天”之意。石牌坊柱子下面起加固作用的夹杆石为抱鼓石所取代，十分独特。其基座为长方体，四面雕有缠枝花卉、松柏、麒麟、祥鹿、仙人等吉祥图案，前后抱鼓石的鼓心雕成盛开莲花状，下衬锦袱，锦袱角坠一枚古钱，岔角石上同样刻有缠枝花卉。牌楼为歇山顶，其梁枋、斗拱、檐椽、吻兽等均为青石雕成，梁枋上浮雕着双龙戏火焰珠的纹饰。枋额两面也均雕有图案，如海水江崖、仙人童子、鲤鱼跃龙门、仙人骑瑞兽等，整座石牌坊雕工古朴而精美，其坚实的质感表达出永恒的含义。福陵石牌坊正中明间的枋心上刻有文字，文字朝外，为竖书满蒙汉三体文字，满文居左，蒙文在右，汉字居中，内容是“往来人等，至此下马，如违，定依法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上面所刻的满文文字，就是努尔哈赤创制的老满文，这种文字的遗存实物迄今寥寥可数，愈加显出福陵石牌坊的弥足珍贵。

石牌坊局部

石牌坊全景

有清一代，福陵的石牌坊只经过一次大修。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初七日，一场罕见的大风，将福陵东侧的石牌坊因地面沉陷已经倾斜的上半截坊身吹落，牌坊断成两截而本年七月嘉庆帝即将启驾东巡盛京，八月必至福陵祭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重新雕造一座石牌坊实是强人所难，但又不能以残破的石牌坊来迎接皇帝，盛京工部的官员们就想了一个以木牌坊暂时代替石牌坊的办法，待皇帝东巡后再行复原工程。这一方法得到了嘉庆帝的赞赏，回京后特派大臣巴宁阿来盛京负责福陵石牌坊的修复一事。巴宁阿率盛京工部的官员终于将石牌坊恢复如初，使今天的人们仍然得以领略三百多年前福陵石牌坊的原始风貌。

另外，在石牌坊的内侧，还立有两根石望柱，又称华表，为顺治七年（1650年） 所立。这两根石望柱朴实无华，须弥座式基座，八方素面石柱，柱顶端为莲花座上立一望天犼神兽，其下横插的云板上有字，东侧之柱刻“日”字，西侧则刻“月”字，有人说刻日月二字是表示福陵与日月同辉之意，有人则说日月乃“明”也，分开来写，是为了让明朝各分东西，永不相合，具有破大明一统江山的含义，总之是要保佑大清朝永享太平。

福陵的正门叫大红门或正红门，它是福陵前导部分最大体量的建筑物。作为福陵陵寝建筑的起点，大红门是帝后梓宫和谒陵者的必经之地，这里平时设章京二名，甲兵十员守卫，祭祀时再增执事官四名站立在门的两旁。其门前立着两个石狮子，为清陵正门独有的特例。

大红门为单檐歇山式仿木架结构建筑。屋顶满铺黄琉璃瓦，正脊镶嵌着栩栩如生的二龙戏火焰珠纹，檐下梁椽为黄红两色琉璃，额枋上满布五彩双龙戏火焰珠和花卉纹饰。四个仿莲花的垂花柱头半镶嵌在红墙之内，分割出三个等量齐观的拱券式的门洞。每间门券前后的边缘部分均镶有半圆形雕有二龙戏珠图案的“券脸”（即券洞周匝的石活），只是正中一间的火焰珠火焰纷飞，形状明显大于左右次间。券脸下部的腰线石上均雕行龙，其下明间正面雕海水云龙，次间为行龙，龙的形象各异，有像犬的，有似鱼的，还有类似兽的。大红门的三个券形门洞各具不同的使用功能。正中的叫神门，即只能是帝王“神灵”出入的门户，只在大祭时，供抬祝版、神牌、制帛以及其他祭品的官员出入，其余人等一律不得行走。东边的叫“君门”，是供皇帝祭陵时出入的大门，西边的门叫“臣门”，是随皇帝祭陵的王公大臣、扈从侍卫及执事员役行走之门。

福陵正红门

福陵大红门的东西两翼各有一琉璃影壁，犹如衣服上向外伸展开的两只袖子，故又称作“袖壁”。其正中为如意头形图案，建筑术语叫“盒子”，图案为海水云龙，蛟龙升腾在汹涌澎湃的海水云朵之中，龙首昂扬，龙口大张，龙须飘舞，龙身虬曲而龙爪有力，海水云彩为绿色，龙鳍、龙角、龙须、龙爪以及海浪的波纹线均是白色，龙身的鳞甲为黑红色，形态逼真，动感强烈，加上色彩对比鲜明，一眼望去，真龙呼之欲出，是琉璃影壁之佳品。

福陵正红门袖壁

环绕福陵的红墙从大红门袖壁两侧伸出，红墙之内即是福陵圣地，故此墙又叫“风水红墙”，如此命名，是因为此墙保护的是皇陵的风水。依清例，福陵南面的红墙高九尺八寸（清尺，每尺为三十二厘米），而东、西、北三面则为七尺八寸高，整个围墙的周长为五百八十丈，其外部形制是下有石基，上用青砖砌成，墙顶覆以黄色琉璃构件装饰，墙面髹以红色。风水红墙的东西两面各开门一扇，叫东垣红门和西垣红门，简称“东红门”和“西红门”，式样与大红门相仿。

以大红门为起点，一条通向祭殿隆恩殿和宝顶的石铺甬路，犹如长长的一竖向北延伸着，这就是神道（即陵主灵魂出入行走之路），全长五百六十六米，为三条用条石和墁砖铺成的，中路条石较宽，叫中心石；中心石两侧较窄的叫牙石。神道与大红门一样，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即正对大红门的“神门”门洞的石路上，除抬祭品的官员外，其他人等一律严禁通行。

帝王陵寝设置神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在其两侧夹建石象生以显威仪。在陵墓前立石象生的制度最早始于汉代，其目的有两个：

一是避邪除恶，二是象征权势。因而虽然历代帝陵前的石象生的数目不同，但却因相同的功用而经久不衰，称得上是用石头雕刻的由文武官员和珍奇兽类组成的“仪仗队”。福陵是清营建的第一座帝王陵寝，因典制未能完备，故其石象生中只有石兽而无石人。最初皇太极时期就曾传谕要在太祖陵前立石象生，十七年后即顺治七年（1650年），在福陵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着卧骆驼、立马、坐狮和坐虎四对石象生。但准确地说，太祖陵前的仪仗队有六对石象生，因为在四对石兽的前后还各有一对华表（或称望柱），其形制与大红门前的华表相仿，承担着标志这队“仪仗”开始和结束的作用。

依清制，清代帝王陵的神道与方城隆恩殿之间，一定要修筑一座建筑作为隔断，名曰“一眼望不断”，以此来寓意大清江山万年不断。

所以清陵多在两者之间筑一座建筑，如关内清陵多建龙凤门，而关外的福、昭二陵则建一座神功圣德碑亭。不仅如此，福陵更是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独出心裁地用青砖砌就了一条长约四十米、宽约七米的石级路，排云而上，一共有一百零八级台阶，使福陵的神道与隆恩殿之间出现双重隔断，成就了福陵独有的一大著名景观——一百零八磴。

福陵一百零八磴

福陵的一百零八磴在中国历代陵寝中是独一无二的。福陵的主体建筑修建在天柱山巅，而大红门及神道石象生则是建在天柱山前的平地上，两者之间隔着一个倾斜度约为四十五度的山坡，修筑福陵的能工巧匠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个山坡上建造了一百零八级台阶，形成了地势排云上的独特风貌。一百零八磴，更确切地说是一百零八级礓礤儿，其宽三至四米，两侧为高一米的砖砌透孔扶手墙，墙顶覆黄色琉璃瓦，色彩对比鲜明。为什么台阶的数目字会是一百零八呢？最流行的说法是与星宿有关，即一百零八指的是三十六颗天罡星和七十二颗地煞星，如《水浒传》故事中的主角一百单八将就是天罡星与地煞星下凡，而在这里用此数字，意为福陵将天上的星宿踏于足下，既保福陵平安，又显皇权神圣。还有一种说法是与佛教有关，在佛教文化中，一百零八是个吉祥数字，佛珠为一百零八颗，诵佛经要一百零八遍，更有佛教实物一百零八座宝塔（现存宁夏青铜峡）。据说这是佛教中“华严世界”的一种表征，《华严经》是佛对已有深厚根底的菩萨所说的经典，义理艰深，况且努尔哈赤生前也并不排斥佛教。在其死后用此吉祥数字也未尝不可。而民间的说法则又从另一角度诠释了这件事。传说当时负责福陵修建的总监工虐待民工，草菅人命，惹得鲁班神显灵来惩罚此人，这位总监工见势不妙，急忙跪地求饶，一共磕了一百零八个响头，在福陵设计图上留下了一个挨着一个的一百零八个头印。修陵的师傅悟出了其中的门道，于是在神道与碑亭之间建了这“一百零八磴”，不仅解决了建陵中遇到的地势难题，而且为后人留下这个妙趣横生的景致，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布局处理的大手笔。

另外，从下仰视福陵的一百零八磴会发现其并非一排天阶直通向上，而是一波三折。这是因为在一百零八磴的首尾还分别建有两座石桥，此桥主要是为了避免福陵遭受雨水的冲刷和侵蚀而架设在神道之上，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座石桥才被称作神桥、天桥。平时桥下干涸，暴雨袭来，则又水流如注，形成福陵著名的八景之一“天桥挂瀑”。

沿一百零八磴迈步登高，一路移步换景。当踏上开阔平整的台地时，一座横向的巍峨建筑就完全展现在视野中。这座矗立在神道中央的九脊重檐歇山式建筑就是神功圣德碑亭。

福陵神功圣德碑亭

神功圣德碑亭又叫大碑楼，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增建，是福陵前导序列除大红门外最大的建筑物。其建于半米多高的须弥座式的台基之上，四面各开一单券拱门，门下四出五级踏跺。碑亭五踩斗拱下的外檐施金线烟琢墨石碾玉旋子彩画，内檐为彩绘井字天花，以红牡丹及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纹饰为主要内容，颇具地方特色。碑亭四周是青砖墁地，俗称海墁。碑亭朝向南边一百零八磴一面的海墁之上，两边各有一龙首俯伏在地面上，龙口上颚张开，龙角与龙须贴伏在龙头上半遮着龙目，十分醒目，似为排水之用。碑亭正中竖立着一甬近六米高的石碑，重达十万斤，碑座由两部分组成。最下面满布海水江崖纹饰且四角各雕一鱼、一鳖、一虾、一蟹于旋涡中的基础部分称为“地袱”，其上为一只像海龟的巨兽叫赑屃，说它是龙生九子之一，因喜欢负重，故人们多用它来驮碑。碑的顶部有六条蛟龙盘绕，碑额为“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九个大字，碑文刻在碑的正面，为满汉两种文字合璧书写，全文约两千余字，内容主要是清后嗣子孙对太祖开基拓业、奠定一代王朝功德的颂扬之词，故此碑得名为神功圣德碑，碑文的落款为“孝曾孙嗣皇帝玄烨”，即康熙皇帝。据考证，福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清代著名文臣张英起草，圣祖皇帝钦定。碑上的文字则为清代著名书法家顾观庐所书，此人官至工部侍郎，书法风格介于米芾与赵孟之间，受到康熙帝的推崇，特命其来书写太祖之碑，这在当时对顾观庐来说是极其荣耀的一件事。

福陵隆恩门券门石雕

另外，关于这块神功圣德碑还有着许多传奇的记载，譬如说在阴雨天里，神功圣德碑石的碑阴（碑的背面） 会出现一种令人称奇的自然现象：细观之下，会隐隐约约现出一发髻高绾、身材苗条的端庄少女形象。盛京昭陵的神功圣德碑上也有此奇妙景观，许多文人还赋诗为证。其一曰：

古石成形瑞气全，

胜似丹青巧手镌。

两陵碑石生神像，

可入陪都志略篇。

并命名为“神碑幻影”，成为留都盛京的十大景观之一。有人分析说，这是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因为碑石石质的纹理不同，在阴雨天里，其所吸收的水分也就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碑石受潮后所显现的颜色深浅不一，使人形象地观察到各种形状的图案。

任何一座陵寝，最重要的地面建筑当属祭祀建筑区，福陵的方城围绕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祭祀范畴。其实，清代关内帝陵与明陵一样也有方城，但这个方城指的只是一方形院落的围墙，只有盛京的福、昭二陵的方城是名副其实的城堡。福陵的方城位于陵区中央，为纵长方形，短边向前，城门内侧两旁修有磴道可上下方城。整个方城的周长为三百七十米，城墙高约五米，东、西、南城上的雉堞即人们视觉上的用砖石砌成的齿状垛口。城上有五米多宽的马道，在方城的四个转角末端还建有小巧玲珑的角楼，四座角楼均为二层建筑，四面出廊，底层辟有拱门，楼内有木制楼梯通至二楼，二楼的四面为格扇门窗，其外檐彩画为墨线大点金的旋子彩画。最值得一提的是角楼的屋顶使用了复杂的十字脊歇山顶，正中立有琉璃宝珠，飞檐下悬有铁质风铃，在视觉上给人一种角楼比它自己真实体量更大的错觉，建筑手法极为巧妙。

隆恩门位于方城正南，所谓门就是城墙上的单体拱券门洞，宽约三米，进深约十二米，券脸上雕双龙纹，腰线石上是单龙戏珠纹，下部则门外为海水鱼龙，门内为云龙戏兽。门楣正中是石门额，在四个如意岔角的装饰下，上镌满、蒙、汉三种文字，汉文为“隆恩门”三个字。隆恩门楼楼高三层，建在方城的城墙之上，歇山顶的三重檐在建筑上称三滴水式，据说有聚日、月、星三光永远光明之意。隆恩门楼面阔三间，进深七檩，建筑风格与盛京皇宫的凤凰楼极为相似，华美、宽大的雀替，描龙画凤的外檐彩画和区别于凤凰楼的斗拱，无不显现出隆恩门的与众不同。隆恩门楼不仅说明了满（女真） 民居习俗中喜建楼阁的特点，更体现出对封建帝王“事死如事生”的深意。

隆恩门平时并不开启，只有皇帝亲临或举行祭典时才门户洞开。

即便如此，品级不高的官员人等也只能在隆恩门外行礼祭陵，只有亲王和贝勒可以进隆恩门，在隆恩殿的月台上行礼。但最初的定制并非如此，如新官谒陵礼规定，顺治八年（1651年） 起，和硕亲王以下、三品以上文武管官员，无论何人凡是抵达盛京者，一律要到福陵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地点在福陵隆恩殿外的丹墀处。盛京的官员因故离开盛京者也须到福陵行“辞陵礼”。后典制完备，顺治十五年（1658年） 又规定，官员谒陵的地点改为隆恩门外，遇祭日，二品以上大臣可入隆恩门随祭，康熙元年（1662年） 又简化为只举行“辞陵礼”即可，地点仍是隆恩门外。

在长方形方城的北部正中，巍然屹立着一座高大建筑，这就是被称作“大殿凌云”的福陵隆恩殿。隆恩殿作为福陵最重要的核心建筑物，坐落在高大宽敞的汉白玉台基之上，台基高一点七米，周长为一百一十八米，是福陵平地上最大最高的单檐歇山式建筑。台基前部为月台，周围环以雕刻精美的石栏杆，台基的须弥座上也布满了蔓草、卷叶等雕饰，四角设有排水螭头。台基正面为礓礤儿三路，丹陛石上是在寿山福海包围下充满灵气的蟠龙戏珠纹饰，整个石雕风格被专家们称为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隆恩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明间开四扇槅扇门两次间为八槛窗，周围出十二根廊柱。外檐彩画为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殿内彩画不设天花，而是在裸露的梁檩上面施以彩画，称之为“彻上明造”，与盛京皇宫崇政殿的彩画做法相同，属关外早期的建筑特点。殿顶满铺黄色琉璃瓦，檐角飞翘，檐下有蓝底金字的“隆恩殿”匾额一块，其书写方式以满文居中而蒙汉各列左右，突出地强调了满文的重要性。

隆恩殿正中有大暖阁一座，所谓暖阁就是由木槅扇、隔断板、天花板等在殿堂内建起的一座小房子，上设黄云龙缎罩顶，阁门两扇对开，门环为赤金制成，阁内设宝床，陈有被、褥、枕等用品，均是帝王专用的明黄色云龙缎。小暖阁内供奉着太祖及孝慈高皇后的神牌，暖阁挂有帷幔。大暖阁前陈有龙凤宝座两座，前有供案，平时罩有黄云缎桌衣。供案两侧还有配案，配案后各有福金椅一把，配椅两对，两侧设朝灯六座。另外，供案前还有几张黑漆圆形几案，上面陈列有珐琅五供一套，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制造。

福陵隆恩殿

隆恩殿作为举行大小祭祀的中心场所，定名“隆恩”，取其祖宗功德深厚之意，这是福陵的核心殿堂，大祭、小祭、特祭以及皇帝亲临祭陵等所有祭典都要在这里举行。清代陵寝的祭祀礼仪，在定鼎中原日益汉化的基础上，既仿明制依汉俗，又结合本民族的风俗特点，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祭祀制度。其祭祀种类按规模分，大致可分为大祭、小祭和特祭。福陵的大祭包括每年的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除夕）、太祖的忌日和孝慈高皇后的忌日；小祭包括每月的朔望即初一、十五；特祭则指的是因国家大典而在福陵临时举行的告祭礼。平时，隆恩殿由章京五员，甲兵十五名守卫。举行祭祀典礼时，神牌被恭请至宝座，整牛整羊、羹饭脯醢、饼饵果品满布供案，金银铜瓷制成的祭器夺目耀眼，上茶上香、献酒献帛、磕头行礼，一派庄严。

福陵大祭以清帝东巡莅临时的展谒礼和大飨礼为最。另清明大祭时，盛京礼部要备办一份佛花送往福陵。佛花又叫佛堂花，其形制如同一座小佛塔，上面有用彩纸、金箔、银箔等扎成的龙凤以及各种花卉，光彩夺目。大祭时，此花供于隆恩殿的供案之上，祭陵毕，将其挪至大殿一角存放，直到岁暮祭陵完毕时，一同焚化，来年再送新佛花。

福陵明楼前二柱门

福陵小祭礼，又称“朔望祭”，即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在隆恩殿举行。其中，十一月朔由福陵总管承祭，其余均由掌关防官致祭。小祭时不请神牌出暖阁，只须打开阁门、卷起幔帐面对神位而祭，殿内陈设有果案、肉案和五供案。承祭官要从西门入，于殿内拈香三次，从西门出至行礼处，行三跪九叩头之礼；再从中门入，献爵三次，在殿内神位前行三跪九叩头礼。福陵小祭的次数本应为每年二十四次，但由于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初一日又从顺治帝起规定为大祭，故福陵每年的小祭次数为二十二次。

福陵祭告礼，指的是凡遇国家大典，如皇帝诞辰即万寿节、皇帝祭天礼成、出征获胜、为皇太后上徽号等，均要临时命皇子或钦派王公大臣前来隆恩殿行祭告礼。届时，帝后同案，陈果品十二盘，羊一只，酒三爵。只启神龛帷幔，不请神牌，礼部赞礼官唱赞、读祝、奠帛、献爵、行礼，以告先祖。如顺治二年就曾以江南各省底定的缘故遣官祭告福陵。

在隆恩殿的两侧，以神道为轴左右对称排列着两座建筑，它们与隆恩殿构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构图，极好地衬托出隆恩殿的重要地位，故人们把这两座建筑称为东配殿和西配殿。

另外，西配殿前有一座用汉白玉雕造的小亭子式的仿木建筑，叫焚帛亭，它是焚化所有如祝文、祝帛以及金银纸锞等祭品的地方，所以又称燎炉。在祭祀临近尾声时，执事人员捧所有须焚化的祭品送至焚帛炉内火化，皇帝或主祭者要站在隆恩殿月台上的望燎位上行注目礼，称“望燎”，以示孝心。

棂星门，又叫“二柱门”，位于隆恩殿后两米处，是以两根方形石柱形成的一间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建筑单元。其具体形制为石柱间横以绘有和玺彩画的木额枋，额枋上下镶透空花板，门顶覆黄琉璃瓦，为硬山式，额枋下正中为对开合扇门，两旁实以木板。也可以这样说，棂星门是使用了木额枋的石牌楼，其两根石柱前后有抱鼓石，同时因其两根石柱出头且柱顶还是两只望天犼，故仍属冲天牌楼。此门平时不开启。只有在大祭之时才能洞开，因为此处是祭陵时皇帝或主祭者献酒、举哀（哭陵） 的地方。

为了祭典的需要，棂星门后有一长条石案，称为石祭台。台上正中为一石鼎炉，两旁对称陈列着石烛台和石香瓶，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石五供”。

大明楼位于方城正北的城台之上，与隆恩门楼遥遥相对，其屋檐正面悬挂着的门额上刻有满蒙汉三种文字的“福陵”二字，提示着人们即将看到的是太祖的宝城地宫。大明楼内的正中竖立着一甬石碑。

碑首雕龙，碑额是“大清”篆字，碑身正面满文居中、蒙汉各居左右地题写着“太祖高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是为努尔哈赤的庙号和谥号碑，碑面被朱砂染成红色，碑文填金。

月牙城在方城之北，因为其形状犹如一弯新月而得名。福陵的月牙城周长约一百三十二米，高五米，但它是一座空城，是为方城与四分之三圆形宝城之间的过渡而修筑的特殊空间，为清陵独有的建筑形式。此处修有“磴道”，可以上下方城与宝城。由于月牙城特殊的功用，所以城内气氛压抑，唯一能使人眼前一亮的就是月牙城北墙正中镶嵌的一座彩色琉璃照壁，这座琉璃照壁因位置的关系又叫“月牙影壁”，本来这是神道的终点，也是宝城地宫的入口，可影壁上镶嵌的琉璃图案却没有丝毫的阴森气息，系着绿色彩带的花瓶中生长着枝繁叶茂的牡丹，象征富贵的牡丹花据说暗藏着开启地宫的机关。

福陵月牙城及明楼

宝城是一座接近四分之三圆形的城，故又称团城，青砖砌就，高一丈七尺一寸，周长五十九丈五尺。登上宝城，外有雉堞，内有女墙，这里马道的倾斜方向与方城正好相反，目的是保护地宫，防止积水。据说修宝城用的是“童子夯”，就是修城夯打衬土时，不用传统的木夯或石夯，而是用十岁左右的童男来踩踏，取其圣洁吉祥之意。

宝城中间是一个高大的圆形土丘，是为坟丘，称作宝顶，高十二米，由下至上斜长四十五米，周长达一百九十八米，是用白灰、黄土、沙子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堆筑的。除层层夯实外，还要进行五次盘踩，每次盘踩时，将糯米汤掺入三合土中，这样冷却后的土质会更为坚固。最后，宝顶的表面再抹上一层厚厚的石灰，光洁圆滑，不但美观，而且还可以长时间地抵御风吹雨淋的侵蚀。福陵八景之“宝顶凝辉”即指此处。

依清制，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宝顶上要举行一项特殊的祭陵礼仪，即清明敷土礼。所谓敷土，就是祭祖时往宝顶上添培新土。这种习俗由来已久，清入关后承明制、依汉俗，在清明节祭陵时，也要往宝顶上添土，称之为敷土礼。敷土礼要在福陵隆恩殿大祭礼开始前举行。届时，承祭大臣已率所有祭陵官员人等在隆恩殿前排班序立，因宝顶是神圣之地，只有皇帝亲自敷土时才能登上宝顶，其他任何人都无此特权，故宝城西侧与宝顶之间须搭设一座供承祭大臣敷土的“天桥”。此外，盛京礼部也已备好了一副挑担，筐内盛放着从福陵青红桩外取回来的洁土。承担敷土礼者是本次祭仪的主祭官，他身着素服，手戴黄布手套，脚穿黄布护履，挑上土担，在礼部官的导引下由天桥上至宝顶敷土处，跪于宝顶之上将土筐拱举、敷土。然后原路退下，脱素服、手套、护履，更换礼服，至隆恩殿主持大祭。敷土礼有一个演变过程。清初，敷土十三担。乾隆二年（1737年），因乾隆帝认为敷土十三担系承明制，并无取义，一则往来二十余次太过烦琐，二则有十三人之多登上宝顶，实为对祖宗之大不敬，故改为敷土一担。

宝顶之下就是安葬太祖及其后妃的所在，称为地宫、神宫。出于安全考虑，史料中极少提及有关皇陵地宫内部的情况，因其神秘，也就产生了诸多的猜测。近年来，随着关内清东陵的裕陵（乾隆帝之陵） 和定东陵（慈禧太后之陵） 地宫的对外开放，清代地宫的神秘面纱已被撩起。清地宫的入口设在陵的正前方，进入地宫后须向地下走过一条坡道，即到了由九券四门组成的“主”字形地宫，位于最里面的券堂叫“金券”，为主要墓室，内设石床，帝后的棺椁均摆放在石床之上，正当中为皇帝的梓宫，随葬后妃们的金棺则排放在皇帝梓宫的周围。皇帝梓宫之下有“金井”，即一直径十厘米深不足尺的孔穴，内置帝后的一些珍宝，其实这就是所谓风水先生为皇帝选定陵址时所定的穴位。地宫的其他券室陈列着随葬品，为帝后生前喜爱之物。地宫四壁还雕刻有各种图案，多为佛教造像和经文，从入口至金券之间设有四重石门，均厚重坚固，很难开启。这就是清入关后地宫的大致形制。那么清入关前的地宫如何呢？

1981年，因维修的需要，新宾永陵对努尔哈赤的伯祖礼敦和叔祖塔察篇古两座古墓进行了保护性的清理发掘，其墓室为大青砖砌就，白灰口，不辟竖穴，墓室的平面呈长方形，以七层平砌错缝砖筑左右壁，上起券顶，券顶为四面叠砌，遂收成攒尖顶，墓门为券门，用磨砖对缝砌就。墓室内无随葬品，在一块方石上置骨殖罐，罐周围堆满木炭，罐上蒙一块明黄金线刺绣蟒缎方巾，用明黄缎带扎口，罐内装木炭、明黄夹袍一件及数块骨渣。其中，礼敦的骨殖罐为缸

桥头的几个圆叠加的叫抱鼓石，抱鼓石下面的叫仰天石；

剩下普通的就叫栏板和柱子；

弧形桥洞勾边的石头叫券脸石；

直接和券脸石撞上的横向砌筑的石头叫撞券石。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15公里处，因跨卢沟河而得名。卢沟之名始见于《新唐书》，是古漯河的一个支流，又名桑干河，源于山西马邑县北之雷山，至北京西郊东北流经卢师山之西而得名。另一说则以其名源于河水本身，其河自上游夹泥沙而下，水流混浊，故又称小黄河、黑水河。“水黑曰卢，故以名之”。卢沟河又名卢沟水，系因“河径宛平葫卢沟，故名卢沟水”，但也称卢沟。

卢沟桥一带，远在战国时代，就是燕蓟交通要塞。在唐之前数百年间，人们沿太行山东麓前往华北平原，都要经过波涛汹涌的卢沟古渡。唐宋时期，鉴于该地地理位置日趋重要，曾置小桥和浮桥。《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载：“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两岸造浮梁。”从这种枯水期筑小木桥、丰水期置浮桥或凭舟船渡河的方法上不难看出：唐宋时代的卢沟桥还处于由渡口逐步发展为永久性桥梁的过渡阶段。此后，燕蓟地区通往华北平原和南方各地的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金海陵王完颜亮定都中都（1153）后，为加强其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卢沟桥一带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为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改造卢沟桥渡迫在眉睫。

经数年准备，金世宗遂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五月下诏，令于卢沟河上建石桥。未几世宗病故，继立者金章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三月成，敕名曰广利”。但习惯上人们仍因河名日卢沟桥。

卢沟桥是一座联拱石桥，由11孔不等跨圆弧拱组成，全长266.5米，是华北地区最长的古代石拱桥。桥面净宽7.5米。连栏杆及挑出桥面的仰天石在内，最外侧总宽9.3米，桥面正中稍微隆起，据实测其隆起高度为93.5厘米，约为千分之八的坡度，以便排水。两端桥堍的雁翅桥面，呈喇叭状。入口处宽32米，斜长28.2米。卢沟桥的工程结构，有许多独到之处，堪为北方石拱桥的典范。

卢沟桥所跨的卢沟河，自古洪患严重，经常泛滥，河道迁移不定，秋末冬初的枯水期封冻；春末夏初时节，又有流冰危害；夏秋之际，河水暴涨，汹涌澎湃。唐诗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由此，卢沟河亦名无定河。在这样一条溃决泛滥无常的河流上造桥，其基础必须牢固。为此，建桥的工匠们为减少桥基的沉陷，采取了“插架法”。即在数米厚的鹅卵石与黄沙的堆积层上，打短木桩来承载桥梁的基础。建国后技术人员以经纬仪对10个桥墩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其最大误差仅±12厘米，基础十分良好。

数百年来，华北民间就流传着卢沟桥上有“斩龙剑”的故事。据传，有一天，忽然间天昏地暗，乌云滚滚，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在暴风骤雨中，人们看到有10条凶猛的恶龙，簇拥着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卢沟桥边。人们的心都悬到了喉咙口，惟恐桥毁地淹，殊不知恶龙游到桥下忽然消失不见了，洪水也驯服地从桥孔中流过。从此。卢沟桥上有斩龙剑之说就传开了。

事实上，蛟龙作恶是不存在的，而洪水为患却是屡有发生。据载，由金代到解放前的750余年中，卢沟河就发生决口百余次，而这期间还包括经清康熙帝大规模治理而保持的200余年的安定期。特别是每年农历三四月时，浑浊的河水夹杂着大量浮冰由上游狂泻而下，如万马奔腾，但卢沟桥却始终安然无恙。其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数座形式特殊的桥墩。卢沟桥有11孔卷洞，除两岸金刚墙外计有10个桥墩。桥墩间的距离由16米至21米不等，由桥两端向中间逐渐加大，其状如一艘平面的船。墩宽从6.5米至7.9米不等，约为桥跨的一半。墩前迎水面砌筑长由4.5米至5.2米不等的分水尖，占整个桥墩的十分之四，分水尖宽5米，每个分水尖上，都垂直安放了一根边长为26厘米的三角形铁柱，以其锐角春击冰块夏杀水，这就是所谓的“斩龙剑”。时至今日，美国阿拉斯加地区桥墩的破冰设备，仍是如此。为使分水尖更加稳固，还在分水尖的凤凰台上加筑了6层厚达1.83米的压面石。为确保拱脚不被流水冰块冲坏，拱脚和拱址石与墩身分水尖之间，在流冰水位以下作流线形过渡。桥墩石顺水面，自出券洞后，作流线形，向内收进，状如船尾，使水一出券洞就迅速分散，以减少券洞内水流的压力。这种形制特殊的墩体，是我国古代桥工因河制宜的技术表现。故此，800余年间，任卢沟河盛夏洪汛，奔泻凶猛，春来流冰，横冲直撞，而卢沟古桥却稳如磐石。真可谓是“无定河”上的“永定桥”。

卢沟桥石狮卢沟桥11个拱券的跨径，由两岸逐渐向桥心增大。西侧最外的一孔跨径为12.35米，增至中心孔为13.42米。拱券为弧形拱，较为平坦，在联拱石桥中尚属少见。桥拱采用纵联式的砌筑法，使整个拱券结成一体。在券的两侧，各有单独的券脸石一道。为防止券脸石向外倾塌，各拱均用8道通贯的长条石与券脸石交砌，此又近似框式纵联的排列。在券脸石拱背上平铺厚15厘米的伏石一层，并挑出券脸石15厘米。拱券与桥墩各部分石料之间，均用腰铁和铁件，以增强砌石之间的拉力。清乾隆五十年（1785），在修理此桥、折除桥面时，还见到了“石工鳞砌，固似铁丁，坚固莫比”的内部构造，使乾隆帝大为惊叹，在乾隆碑记中对此作了翔实的记述：“朕因是思之，浑流巨浪，势不可当，是桥经数百年而弗动。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则此桥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观其里，亦不能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如是其亟也。”1973年，北京市文物保护、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市政设计等部门，曾协同一起对古桥负载量进行了科学实验，取得了大量数据。当最后加载至429吨时，桥孔瞬间最大挠越度东起第二孔为0.42毫米，第五、六孔（金代原物，跨径最大）分别为0.52毫米和0.49毫米。全桥各孔工作状态正常。当牵引车和400余吨的大型平板车平稳顺利地通过古桥时，人们皆惊叹它的“坚固莫比”。

卢沟桥桥面分为河身桥面与雁翅桥面两部分。河身桥面长213.15米，如前所述，其坡度为千分之八，其势较缓。雁翅桥面坡度较大，为千分之三十五。桥面分伏石、仰天石、桥面石三层。仰天石外侧，刻有简洁的卷叶云头纹，仅东部一小部分为康熙时配制的，余者皆为金代原物。雁翅形桥面上有清康熙、乾隆时修葺该桥的碑文。乾隆帝手书“卢沟晓月”碑和“过卢沟桥记事”碑及碑亭，雕刻十分精美。桥两侧有望柱281根，其中桥南为140根，桥北为141根，望柱高1.4米。柱头刻仰复莲座，座上刻有石狮。望柱间栏板计279块，其中桥南为139块，桥北有140块，平均高85厘米，长由1.9米至1.3米不等。断面呈梯形，上小下大，顶端厚20～25厘米，底厚23～30厘米。卢沟桥在建筑结构上如跨径、望柱、栏板等等，一反素以对称为美的我国传统建筑技术。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当时建筑材料的限制，在不影响总体布局的情况下，工匠们进行了一些变更，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桥东端栏杆尽头，两侧各有石狮一尊，其高为90厘米、长173厘米，都用头顶着最东端的望柱。桥西栏杆尽处，则以卷鼻抵足倾以全力的两头石象抵住最末端的望柱。狮、象在此的作用皆充抱鼓石，使栏杆不致外倾。两端桥头各有石华表一对，形似天安门前的华表，但雕刻与装饰上略有不同。华表高465厘米，底端为须弥石座，座上立八角石柱。石柱上端横贯云板，柱顶有莲座圆盘，莲瓣中间饰有珠串，圆盘上置石狮一只。

石狮子是卢沟桥上最珍贵的艺术品。《载司成集》载：“桥上两旁皆石栏，雕刻石狮，形状奇巧。”望柱头上的石狮，姿态各异，极尽变化之能，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注目凝神，紧盯桥面；有的侧身转项，两两相对，似在娓娓倾谈；有的低首垂目，爪抚幼狮，似在轻轻呼唤；有的双耳竖立，宁神屏息，似在聆听桥下潺潺的水声。这些石狮皆有雌雄之分，雌者多在抚戏幼狮，雄者在滚弄绣球。大狮子身上的幼狮，小者几厘米，大者10余厘米，神态也很生动。它们三三两两，有的爬在大狮子身下，有的伏在大狮子背上、头上，有的躲在大狮子的怀里游戏，有的在戏弄大狮子的铃铛或飘带上的绣球，有的隐于大狮子的腹侧、腋下，仅仅露出半个头或一张嘴，真是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由于它们若隐若现，神态迷人，加以数目众多，不仔细观察，就不易发现、数清。故此，就有了“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歇后语，古籍上甚至也有这样的记载。如明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上载：卢沟桥“左右石栏刻为狮形，凡一百状，数之辄隐其一。”明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上亦云：“数之辄不尽。”而传说则谓：如果真的数清了，狮子就会全部跑掉。卢沟桥上的狮子真的数不清吗？

解放后，北京有关部门采取编号清点的办法。查出桥上共有狮子485只，其中，望柱头上的大狮子281只，大狮子身上的小狮子198只，顶栏杆上充为抱鼓石的大狮子2只，华表上的狮子4只。1979年，又在河中靠中心墩处发现一只大狮子，并复数小狮子为214个。这样，卢沟桥上狮子总计应为502只。这些狮子按其雕刻风格可分为四类：为数不多的身躯瘦长，面部较窄，腿脚挺拔有劲者为金元时期的原物；而那些身躯较短、足踏绣球或小狮、风化较甚者，系明代补配的；那些雕刻细腻、突胸张嘴、头上卷毛高突者是清康熙、乾隆及稍后一段时间内所增补的；而外表较新雕刻却比较粗陋的，可能是清末到解放前夕修补的。

雄伟壮观的卢沟桥数百年来，引发了我国无数文人、学者的遐想，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词画卷。元张野和卢亘在《满江红》词和《卢沟桥即事诗》中，分别以“卧虹千尺”和“苍龙北峙飞云低”来形容卢沟桥的壮观。“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卢沟桥西车马多。山头白日照清波”、“桥下水，车流长，桥上客，纷如织”等诗词则生动地写出了卢沟桥的行旅风光。古代的卢沟桥还是京华洒泪饯别之地。金人赵秉文的“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等诗，则道不尽故人依依惜别之情。而围绕“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文人们的诗赋就更多了。古代以卢沟桥为题的动人画卷亦为数不少。如明王绂的名画《卢沟晓月》图，徐渭也以卢沟桥为题作过画。在数幅卢沟桥画中，犹以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元代《卢沟运筏》图价值最高。该图以卢沟桥为中心，桥下运送货物的木筏往来如织，桥上车骑往来不绝于道，鲜衣怒马的差人急急催动坐骑，桥头客舍林立，酒晃高挑，一派繁华景象，桥本身更是形象逼真，11孔连拱，华表、栏杆、石狮与今日卢沟桥极为相近，特别是桥头两端，分别以石狮、石象为抱鼓石，数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故。

卢沟桥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在其建成后的数百年间，曾数次成为战场。如金废帝（完颜永济）大安三年（1211），金人与蒙古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卢沟桥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争夺战。元天历元年（1328）上都诸王忽刺台等人紫金关，大兵进逼卢沟桥，为燕帖木儿所败。明建文时，燕王朱棣举兵靖难，建文帝派“李景隆谋攻北平，燕将请守卢沟桥以御之”。明末卢沟桥又一次沦为战场。1922年直奉战争，两派军阀曾在卢沟桥进行了5昼夜肉搏战。古桥虽屡受战祸，却依旧紧扼京津门户。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竟在此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从这年的6月起，日本侵略军就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城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日军又借口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驻守宛平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的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反抗，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兴衰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直至今天，卢沟桥头和宛平贼墙上的累累弹痕仍旧在向人们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讴歌着中华民族奋勇抗争、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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