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也有一段偶像剧式的安排。
胡素秋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胡瑛，是黄兴的弟子之一，和宋教仁、覃振并称“桃园三杰”；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也当过38军军长和云南省代主席。虽然死后一贫如洗，但他生前活跃在革命一线，名声在外，再加上祖上曾在清朝做官，所以还在女儿10来岁时，上门求亲的人就络绎不绝。不过，胡素秋却非常有主见，尽管来向父亲提亲的人，都是政界要员，或者富商之家，也或者本人就是留学海外归来的年轻权贵，但她没有早早结婚，而是一路求学，读到了云南大学医学院。
相比于胡素秋的耀眼，李秉权就可以说是丑小鸭。他出生在云南腾冲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全靠母亲辛苦拉扯；然而没过几年，母亲也不在人世了，只能靠着心软善良的大哥大嫂，家里有三台织布机一日不敢歇地工作，靠卖布、卖鞋等，来供着他读书。
李秉权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去昆明读书，因为父母都是因为身逢乱世，没能及时求医，而我国广大农村这样的惨剧还有很多。所以他立志要当能够医治中国人的好医生，在国立云南大学读医学系。为了省钱，李秉权从保山市步行到昆明，一共480多公里，就算是坐客车，也要6、7个小时。在大学里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就靠着奖学金和贷款撑了下来。
为了省钱，大学期间李秉权几乎每顿都吃稀饭，他当时最喜欢的就是图书馆，因为不收费，他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各种专业书籍，废寝忘食地学习；唯一不好的就是图书馆要关门。后来他又找到了青云街的一处茶馆，喝茶还有点贵，最便宜的就是白开水。李秉权就厚着脸皮买一杯白开水，然后坐在那里看书，茶馆基本上通宵都营业，李秉权就能在茶馆看书直到天亮。
勤奋好学的李秉权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学妹胡素秋的心里。他们都有着对医学的浓厚兴趣，而且都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这在胡素秋看来，比会赚钱和家里本来就有钱的公子哥更能吸引她。
1949年7月，已经完成了6年本科学习的胡素秋被分配到甘美医院妇儿科，担任助理住院医师。8个月后，进入云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胡素秋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工作，不光是可以更好地发光发热，更重要的是，李秉权也在这里，担任外科医师。从此，两个人就扎根在这个医院，事业、爱情和家庭，都从这里展开了全新的旅程。
1954年，李秉权由大外科转为神经外科，在没有固定助手甚至没有专业病房和专业开颅器械设备的前提下，仍然建立了云南省第一个脑系科门诊。他就是云南省开颅术和神经外科医疗的先驱。
在这样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又做出了云南省第一次人体大脑半球切除术、全国第一例经颅中窝硬膜外进路面神经移植术”；国内第一次为双头畸形人切除寄生性小头，也是由他来做的手术。正因为他有如此亮眼的成绩，所以就算把他称之为整个中国的神经外科开拓者之一，也不为过。
胡素秋也是医院的妇科专家，还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妇女更年期卫生》讲义。曾数次当选为昆明市的妇女代表和人大代表，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教师、优秀教师等等，这些都是对她一生奉献的褒奖；即使退休后，胡素秋都还坚持在门诊坐诊，一直到85岁，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医生岗位。
胡素秋和李秉权各自忙各自的事业，但双方的爱情，却能在热火朝天的工作中顽强地延续下去，他们生育了三个子女，父母都忙于工作，孩子们就在食堂吃饭，有时候过年过节，一家人都还是在食堂解决；甚至是各去各的，就算是在食堂吃，大家简单地聚一次餐都不容易。
儿子李向新回忆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的生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为数不多的聚餐时光，父母对于儿女们没有过多苛求，他们的心思都花在了病人身上，短暂相聚的时光，都会向对方说自己遇到了什么疑难病人，讨论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更合理。好不容易有在家的时间，李秉权和胡素秋也非常不在意物质享受，家里的沙发是用铁路修车淘汰下来的旧木板做的，上面绷着弹簧，一用就是几十年；洗菜的水用来冲厕所；剩菜一热再热，都不会浪费。如果收到信了，他们连拆信封都是小心翼翼地，因为可以翻一面用来回信。
事实上两个人也很少在家做饭，也很少把心思花在对爱人的斤斤计较上。他们俩下班回家通常都是深夜，但他们仍然会打开厚重的医学专著，或者是写自己在研究的医学论文；这样醉心工作的情况下，家里通常是不做饭的，饿了就吃家里经常放着的点心和饼干。但李秉权不会嫌弃胡素秋不顾家里，胡素秋也理解李秉权在工作的全心投入。就算是胡素秋经历三次手术的时候，李秉权也没能陪在身边。在这样脆弱的时候，人难免都会生气或者伤心的。但胡素秋却很懂李秉权，她相信动手术的医生，李秉权即使在，也帮不上什么忙。更何况，当时李秉权也是有病人需要救治。
直到胡素秋因为摔跤而导致脑出血，李秉权这一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亲自操刀为妻子做手术，完美地清除了脑部的淤血，成功地完成了复杂的脑部手术。手术成功以后，李秉权才长舒一口气，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其实这个手术，他承担着双重压力，作为医生，病人必须要治愈；作为爱人，更不想看到妻子出现任何意外，或者有任何后遗症。
李秉权的确热爱医疗事业，他直到71岁才退休，但仍然要参与医院的会诊，每次都亲自坐专家门诊；除此之外，他也抓紧时间写作、读书、翻译医学书籍，除了在医院上班的时间少了一点之外，他的时间仍然满满当当。
后来，李秉权在拜访青岛医学院时，看到自己的老师沈福鹏教授把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学校，解剖之后的遗体又被做成骨架，这种全身心奉献给医学的精神，震撼了李秉权。他想起自己在求学生涯中，全班同学一共5、60个，只能围着一副骨架研究，每个学生都很珍惜，但能够实际操作的机会也十分有限；而按照规定，医学本科的学生，每2--3人，就要实习解剖一具遗体。李秉权求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同学们为了做研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外面把尸体弄回来，清理干净制成标本来学习。这么多年来，昆明医学院的学生，仍然需要32--35人用一具遗体，数量不多的遗体被反复利用，很多教学和科研都没办法好好完成。于是，他心里渐渐也生出了一个念头。
李秉权回家之后，就郑重其事地向胡素秋和三个子女提出了遗体捐赠的问题。他说自己一副臭皮囊，死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用，如果学生们能用我来练手，到时候病人能够少受一些痛苦，我也就值了。而我的遗体用完之后，骨架还可以用来教学用。
最初，家人们对于李秉权的想法还是不理解的，毕竟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讲究有根，长辈在去世之后，每年晚辈们都会去凭吊的。如果父亲把遗体都捐赠了，那儿女们是不是没有父亲了呢？
最后还是胡素秋先理解了丈夫；并且也随之填写了遗体捐献申请表。2005年3月8日，李秉权和胡素秋都收到了捐献遗体的荣誉证书；3月29日，李秉权去世，遗体被送到了昆明医科大学。
丈夫去世后，胡素秋还继续工作了两年；她始终记得丈夫临终前对她说过的话，希望她好好活下去，不要太难过。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工作的时候可以暂时忘却痛苦，但回家之后，思念就会萦绕在胡素秋心里。但她自始至终都住在和丈夫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里，家里面的陈设也没有动；在胡素秋心里，这里充满着丈夫的气息，她舍不得离开。2015年，胡素秋逝世，她的遗体也送到了昆明医科大学。2019年9月25日，胡素秋的遗体 也被做成了骨架，和李秉权站在一起。这是胡素秋的遗愿，这样，她就能永生永世地和他站在一起。
曾经阴阳相隔了14年的灵魂恋人，如今又在一起并肩站立。他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于医学和人民的热爱，又以这样的方式流传了下来。
1922年，李秉权出生于云南腾冲的一个小镇。他家境贫寒，小学丧父，中学时候母亲又因病去世，他靠兄长接济勉强读到高中。高中毕业后，他和同学们步行翻山两个多月，来到昆明求学。1941年，李秉权考取了云南大学医学院。在医学院读书期间，这个来自贫穷小镇的孤儿靠“贷学金”、“奖学金”维持生存，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学校财力有限，奖学金非常微薄，平时只够吃稀饭，连烧饼都买不起。但李秉权非常要强，刻苦学习，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吸引了一个同样非常优秀的女同学。这位女同学出身不凡，她是云南大将胡瑛的千金。
胡瑛，云南讲武堂毕业，朱德的同窗和金兰兄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曾任38军军长、云南省代主席。可以说是妥妥的封疆大吏。
作为权贵之女，胡素秋从刚上初中起，就有人登门提亲，而且是络绎不绝。说亲的基本全是文官武将、商家巨富的儿子，可是胡素秋一个也看不上眼，而是看中了李秉权。
她在《九十自述》中写到：“我选中李秉权是爱慕他的贫贱不移、自强不息、勤学刻苦、努力钻研，而且对我一往情深。”
毕业后，李秉权向胡素秋求婚。礼物是一支派克钢笔，花费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这支笔，胡素秋珍藏了67年。
1949年，两人结婚。当时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云南起义领导者卢汉还来参加喜宴，送来描金刺绣的喜帐。
婚后的生活，和浪漫完全沾不上边。李秉权与夫人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母校云南大学召回，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两人工作都非常优秀，同为科室主任，工作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忙碌。
李秉权、胡素秋的儿子李向新回忆，小时候父母太忙，基本每天都是各自去医院的食堂吃饭，甚至过年都在食堂。难得一同在家，饭桌上谈论的是自己的病人。李向新小时候常常被父母带去值班，在医院睡一夜，第二天上学。女儿李晴霞，刚满10岁就开始帮父母管家，工资、粮本油本等都是她管。
胡素秋腹部动过三次手术，李秉权因为工作忙，没有一次陪伴。胡素秋子宫切除手术中，发生大出血，当场陷入休克，可那时候李秉权因为有病人需要他抢救，仍旧无法陪伴在妻子身边。
李秉权如此忙碌，既是因为敬业精神，也是因为他的业务精湛。他是云南神经外科奠基人，在云南率先施行过开颅手术等，被授予过解放军一等功；他还在国内首次为一位双头畸形人成功切除了寄生性小头。
而胡素秋也不遑多让，她是云南的妇产科专家，开创了多项省内新手术，编写多部培训教材。
可是两人的生活却极其简单。家中家具几十年不换。沙发还是1983年买的，一直用到最后。书房里放着两个简陋的、土黄色的大书柜，也用了几十年。书柜里面摆着满满的医学书籍和两人自己的笔记、手稿和其他著作。
进入暮年后，李秉权开始思考自己的死亡问题。他想到，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教学标本极少，只能和同学一起冒着日本轰炸机的轰炸，去乱葬岗寻找无名尸骨做医学标本。于是，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
“我做了一辈子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做一些贡献，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
这个决定遭到了部分亲戚的反对，李秉权的女婿对此就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遗体捐了，让后人去哪里祭拜呢？他建议说，如果一定要捐献，可以留下一点骨灰，埋葬在公墓，以此寄托哀思。
可是医者的家庭，对于生死的观念和其他人是略有不同的。李秉权的妻子和儿女，都对这个决定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2005年，李秉权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给了原来的云南大学医学院，现在的昆明医科大学。这是云南省医学界首次遗体捐献。
李秉权去世后，女儿李晴霞担心母亲，想把母亲接到广州生活，小女李珊也提出接母亲去美国，但胡素秋哪儿都没去。
她说：“你父亲还在这里，我也要在这里。”
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但胡素秋并没有放弃工作，她回到自己工作的医院，将自己半世纪的医学经验传授给下一代。
10年后，胡素秋无疾而终，享年93岁。
她留下的遗嘱是，“眼角膜、进口晶体、皮、肝、肾等，供给需要的病人，最后再送解剖。”
子女悲痛过后，遵照母亲的遗命，将遗体捐给了昆明医科大学。这是夫妻两人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死后仍将以另一种方式在这里奉献。
2019年，胡素秋的骨骼标本制成，昆明医科大学举行了一场肃穆的交接仪式。胡素秋与李秉权的尸骨一起，肩并肩站在一起，陈列在了学校的科学馆里。
一个是小镇的孤儿，一个是封疆大吏的千金，年少时候从校园相识，生前恩爱了61年，死别14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在校园里重逢了。
从此以后，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昆明医科大学科学馆的捐献墙上，写几个大字，“生为人民服务，逝为医学献身。”这正是这对云南医学界的伉俪一生写照。学校在入馆须知中告诫学子，“人体标本是具有非凡勇气的遗体捐献者们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敬重无语良师，志做医学精英。”
医届有句话，小葬于墓，大葬于心。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奉献的开始。古人曾云，夫妻就是“生同衾死同椁”，现在棺椁已不再有，可两位并肩列在陈列馆中的白骨，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医者独有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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