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带位于喉腔内,由声带韧带和声带肌组成。两侧声带之间称声门裂。声带(声褶)上端始于勺状软骨的最下部(声带突),下端终于甲状软骨腹内侧面中部,并在此与对侧声带相遇。这是由于勺状软骨向腹内侧扭转,使声带内收,改变声门裂形状,由宽变狭,似菱形或“V”形。犬构状软骨背侧有一小角突,在其前方有一楔状突,声带(室褶)附着于楔状突的腹侧部,并构成喉室的前界。室带类似于声带,但比声带小。两室带间称前庭裂,比声门裂宽。
1麻醉
动物全身麻醉。如施腹侧喉室声带切除术,动物应进行气管内插管,配合吸入麻醉。应选择比一般细的气管插管,否则会妨碍声带的切除。
2保定
如经口腔作声带切除,动物应作胸卧位保定,用开口器打开口腔;经腹侧喉室声带切除时,动物应仰卧位保定,头颈伸直。
2.1口腔内喉室声带切除术 口腔打开后,舌拉出日腔外,并用喉镜镜片压住舌根和会厌软骨尖端,暴露喉室内两条声带,呈“V”形。用一长柄缚鱼式组织钳(其钳头具有切割功能)作为声带切除的器械。将组织钳伸入喉腔,抵于一侧声带的背侧顶端。活动钳头伸向声带喉室侧,非活动钳头位于声带喉腔侧。握紧钳柄、钳压、切割。次从声带背侧向下切除至其腹侧1/4处。尽可能多地切除声带组织,包括声韧带和声带肌。止血可用电灼止血或用小的纱布块压迫止血。为防止血液吸入气管,在手术期间或手术结束后,将头放低,吸出气管内的血液,并在手术结束后,安插气管插管。
2.2腹侧喉室声带切除术 在舌骨、喉及气管处正中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分离两胸骨舌骨肌,暴露气管、环甲软骨韧带和喉甲状软胃。在环甲软骨韧带中线纵向切开,并向前延伸至1/2甲状软骨。用小拉钩或在甲状软骨创缘放置预置线将创缘拉开,暴露喉室和声带。左手持有齿镊子夹住声带基部,向外牵拉,右手持手术剪将其剪除。再以同样方法剪除另侧声带。经电灼、钳压或结扎止血后,清除气管内的血液。用金属丝或丝线结节缝合甲状软骨。也可用吸收缝线结节闭合环甲软骨韧带缝线不要穿过喉粘膜。最后,常规缝合胸骨舌骨肌和皮下组织及皮肤、动物清醒后,拔除气管插管。
3术后护理
颈部包扎绷带。动物单独放置安静的环境中,以免诱发鸣叫,影响创日愈合。为减少声带切除后痰痕组织的增生,术后可用强的松龙2mg/kg.d,连用2周。然后,剂量减少至lmg/kg.d,连用2~3周。
犬的消声术注意事项
准备手术前:
对犬禁食12小时,术前2 小时停止饮水。为使犬减少唾液分泌,术前10~20 分钟应肌肉注射阿托品0.05 mg/kg体重。仰卧或俯卧保定,务必将其头部充分伸仰,保定确实,然后用速眠(0.1tO.15mg/kg 体重)或静松灵(1.5~2.5 mg/kg体重)肌肉注射,5~10 min后犬进入麻醉状态。
手术方法:
一.声带直接切除术
(1)打开犬的腔,装上开器。术者用右手拇指和中指持纱布,将犬的舌头拉出固定。
(2)将钳子伸入犬腔,轻轻夹住会厌软骨的尖端并向外牵引喉部。喉里边的喉腹侧基部呈“V”形的,即为声带。
(3)用2 普鲁卡因对声带进行表面麻醉。
(4)用长柄钳夹住声带粘膜,向外牵引时用长柄剪将声带全部剪除。出血时,用肾上腺素棉球压迫止血,创面涂以复方碘甘油。
(5)用同样方法切除另侧声带。
二.声带直接烧烙术
局部麻醉后用小型高频电刀单极对左右两侧声带皱襞做适度烧烙。其他各步骤均同前。
术后护理:
(1)术后未苏醒的犬,应保持其低头姿势,以利于喉室内分泌物和血液的咯出。必要时可注射苏醒药物。
(2)手术后的犬应饲养在安静的环境下,减少外界刺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远离炮火的香港开始遭受日军的野蛮轰炸。在一片炮声轰隆、硝烟弥漫中,香港思豪酒店5楼的客房里,萧红脸色灰败、蓬头垢面,惊惧慌张地躺在床上,此时的她已经病得连起身的气力都没有了。
炮弹狂啸声阵阵袭来,在她的耳边身边吵闹得那样真切逼近。而此时,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准备同朋友一起撤离香港前往新加坡避难,他将照料萧红的重担丢给了一个叫骆宾基的青年作家。骆宾基在后来的《萧红小传》中记录了当时萧红的心情:“T(端木蕻良)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早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虽然隐含着败退的准备,但萧红对于未来不得不说还保有希望,她嘱咐骆宾基把她带回上海,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那儿,“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可惜她的病情很快恶化,肺病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动手术后因插了喉管,她不能说话了,精神也开始陡然萎靡,加上战乱时期,缺医少药也是常事,她所谓健康的希望终于在无边蔓延的残酷面前一点点损耗殆尽。1942年1月22日11点,萧红结束了痛苦挣扎的一生,黯然辞世。她只活了31岁。
她曾留下了遗嘱:“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兵荒马乱中,萧红的骨灰被丈夫端木蕻良一分为二下葬。埋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的部分后来下落不明,而埋在浅水湾的部分很快也被日益增多的行人踏平了。在香港文艺界的大力呼吁下,1957年,萧红在浅水湾的部分骨灰被移交广州,安葬在了银河公墓。
萧红的遗愿是不可能实现了,她最崇敬的鲁迅先生早已摆到了造神坛上,连妻子许广平都无法葬在他的身边,遑论其他人。
这短暂的一生,千般磨折万般苦难,终于随尘埃渐渐远去。惜花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只是无论有多不舍,落红终是无法回旋的结局。好在,她31年的生命散尽,我们却牢记了她人生里8年的创作时光。
萧红生于1911年,比同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大9岁。她成长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传统的封建地主家庭,母亲一连生育了一女三男,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她对萧红的照顾不太周全。萧红10岁那一年,母亲去世。父亲在她心中是个极其冷酷、贪婪、暴虐的人,又常年在外地工作。童年时的萧红对这个家庭唯一不能忘却的温暖,便是祖父张维祯对她的隔代疼爱。萧红出生时,张维祯已经62岁了。他晚年丧子,三个女儿出嫁后也相继去世,于是他将萧红的父亲过继到自己名下。萧红出生时,家里虽已有了衰落势头,但张家大院仍有房舍三十多间,后院还有一个大园子,算是当地有名的富贵大户。
祖母死后,萧红搬去祖父屋子里,祖父成了她文学的启蒙老师,教她念《千家诗》。她说:“我睡在祖父旁边,祖父一醒,我就让祖父念诗,祖父就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念完了,还加以讲解。早晨念、晚上念,半夜醒了也念。那时,念诗变成萧红最大的爱好。
“祖父非常的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便够了,还怕什么呢?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算不了什么。”祖父的爱,像暖融和煦的阳光,驱散了严冬里所有的冷酷,萧红很多年后,在《呼兰河传》结尾处这样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然而我们翻查资料会发现,萧红的父亲也或许并非她所形容的那样传统守旧,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极师范学堂,新式教育出身,成绩优异,在国民党和伪满统治时期,做过校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熟知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开明绅士。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位父亲,萧红很难在那个年代受到相对完整的教育。
14岁时,萧红与哈尔滨西郊乡屯的汪家订了亲。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然而已然接受过新思想的她决不接受这样的婚事。1930年,19岁的萧红偷偷离家出走,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走”。她与表哥一起去了北平,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
那时的知识青年几乎无人不识娜拉。娜拉是易卜生小说中的女主角,因为决心不做海尔茂太太而弃家出走。萧红给好朋友写信,分享做娜拉的喜悦。然而鲁迅先生曾说过:“娜拉面前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但钱也是要紧的。妇女经济没有独立,即使有觉醒的心,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萧红和表哥的生活不久便陷入困顿。1931年1月,无枝可依的萧红趁寒假时返回呼兰,她的第一次“出走”以失败告终。
2月底,萧红再次逃往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去将她接回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算得上高档,因为汪恩甲和萧红的家族在黑龙江都有一定的名望,所以他们才能以赊账的方式住进来。
两个完全没有生活的来源的人,坐吃山空。萧红也彻底断了上学的念头,觉得自己已经没了未来,甚至和汪恩甲一起抽起鸦片。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半年,萧红怀孕了,他们欠下食宿费600多元。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旅馆。他趁机逃离了萧红的世界,将大腹便便的包袱狠狠地甩在了身后,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旅馆老板停止了对萧红的伙食供应,把她赶到了楼上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并不停地逼债。萧红再一次陷入了孤独与穷困之中,可是这次,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回家求助,她没有退路了。闲暇时,也会幻想着说不定汪恩甲很快就来救她,那唯一的希望赋予了她虚无的诗意,她饿着肚子写:
萧红苦苦等待的未婚夫始终不出现,旅店的老板没了耐心,扬言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走投无路的萧红向经常阅读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写了一封求救信。此前,她曾给该报投过小诗,虽未刊发,但已给该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和其他编辑留下了印象。
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看望萧红,并给她送书刊。“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这是萧军对她最初的印象。
萧军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萧红害羞地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萧军低头,读到了这样的诗: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寥寥几句诗词,让萧军看清了面前女子的光环,哪怕此时窘迫不堪,可他们就这样相爱了。萧红已有了7个月的身孕,而萧军在家乡还有结婚10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这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旅馆老板无暇顾及这个欠债的孕妇,早就逃之夭夭,萧红挺着大肚,从窗台跨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终于冲破一切阻碍和萧军走到了一起。这个情节像极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上天为了成就一段爱情,终于倾覆了一座城池。
不久,萧红的孩子出世了,是个明眸善睐的女孩。不知是因为对汪恩甲怀着愤恨,还是为了能与萧军顺利地走到一起,萧红坚决不认那个孩子。小孩整天整夜地哭,护士感到不理解:“生下来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得见,喂她牛奶她不吃,她妈妈的奶胀得都挤来扔了。唉,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最后送人了,被抱走之前,对方怕她不舍得,安慰道:“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萧红回答:“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这样的冷酷,该比她父亲更甚吧!
处理完了孩子,二萧迎来了生命中最甜蜜的时光。两人同是热衷文学,便有了相似的浪漫秉性。他们有时游泳,有时划船,有时溜冰,朋友后来回忆:“萧军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爱情有了,面包却总是不足。那时他们的生活来源便是萧军做家庭教师的收入。白天萧军为了生计在外奔波,萧红躲在一个没有一点人间温暖的地方,忍受饥饿,等着萧军带回钱来买一些黑面包。吃的时候加点盐,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盐抹多,便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去小饭馆打打牙祭,馒头、小菜、丸子汤是定要吃到足的,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从嘴甜到了心里。过得如此清苦,萧红却还是幸福地感叹:“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萧红跟着萧军认识了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在他们成立的星星剧团演戏,还做些抄写、刻版、画插图的工作。受朋友们的鼓励,萧红从这时起开始了小说创作。《王阿嫂的死》、《老妇》、《弃儿》开始在报刊上陆续发表。
由于此时的哈尔滨已深受日本的侵略,风声日紧。1934年6月,受朋友的邀请,二萧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离开哈尔滨时,萧红特别不舍,此次告别后,她再也没有回过这片黑土地。10月,他们试着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寄去了信,没曾想到的是,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接到信的萧红非常兴奋,旋即将《生死场》的原稿挂号寄给了鲁迅先生,信中还附上了二萧的合影。
不久,在鲁迅先生的邀约之下,二萧带上全部家当——一条东北带来的毛毯、一件毛线衫、两卷稿子去了上海。11月30日午后,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个咖啡厅里,见到了鲁迅先生和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
鲁迅先生为二萧介绍了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临走将一个信封放在他们面前,里面有维持生计的20块钱。
为了帮助这对才华横溢又身无分文的年轻人,鲁迅先生做东,把萧红、萧军介绍给了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作家,为二萧在文学创作上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天在归家的路上,萧军和萧红彼此挽着胳臂,行走在大街和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感到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鲁迅先生还转话给陈望道:“萧红的小说稿已经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那时,二萧常常去鲁迅先生家做客,请教写作上的问题,鲁迅先生偏爱北方小食,萧红就为他做自己拿手的饺子、饽饽、韭菜盒子。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鲁迅为其原稿逐一改正错字,并作了序,胡风写后记。这部小说的出版,在文坛上激起千层浪,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鲁迅先生曾说:“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有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在《生死场》这本书里,萧红呈现出了一种乡村荒野式的景观,就像书名一样,东北农村中的一群人,忙着生忙着死,上演了一场场凄凉悲伤的故事。萧红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描写乡村荒野图景的女作家。
二萧在上海待了一年后,卖稿已不成问题,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他们却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相爱了。一次聚会上,大家看到萧红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忍不住问她是怎么搞的。萧红轻描淡写地说,夜黑看不见,自己不小心撞到硬物上了。坐在一旁的萧军毫无顾忌地讥讽道: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点酒,借点酒气我就打了她一拳,把她的眼睛打青了。此时萧红微笑着否认,眼眶中却早已蓄满了眼泪。
为了逃离与萧军情感上的困顿与争执,萧红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人前往日本。隔着空间的距离,争执不断的爱情与硝烟战火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遥远的薄雾,“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时这样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这封信的内容便是很多年后电影《黄金时代》片名的由来,而汤唯终于褪去了张爱玲笔下的优雅韵味,成功扮起了一位坦率本真的苦难才女。
萧红在日本期间,从报纸上得知了鲁迅先生的死讯,她悲痛欲绝。这种哀伤折磨着萧红,一个月里她不断地发烧,嘴唇全烧破了。萧红写过一篇怀念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曾遭到端木蕻良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与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衬。然而,萧红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公认为回忆鲁迅文字中写得最好的,是一篇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
萧军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间感情上的纠葛……为了结束这种无果的恋爱,他们促使萧红由日本回国。对面萧军的坦陈,萧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宽容。然而她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
她看似原谅,实则心伤难愈,萧军的不忠,让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后来,二萧去了武汉,萧红结实了端木蕻良,端木也是东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他身材瘦高,穿着洋气,性格温和,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形成了鲜明对比。端木不仅尊重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成就超过了萧军,萧红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没过多久,萧红正式对萧军提出了分手。
命运真是如此荒诞,当年她刚和萧军在一起时,怀着别人的孩子,而今当她想与端木开始新生活时,她又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分手后,萧红准备做流产,但是考虑到高昂的手术费用,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她只得以一个孕妇的身份嫁给了端木。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她在现场动情地说:“我深深感到,像我跟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做出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1938年8月,武汉遭到日军大规模轰炸,当时船票很难买,萧红托人去买两张船票,结果只买回了一张。无奈之下,萧红让端木先走,端木没有拒绝,乘船逃离,将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
端木去重庆后,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第二年1月,萧红回到重庆,并于1940年1月底,随端木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在妻子病重的最后岁月里,端木将她托付给了好友骆宾基。
临终前,萧红亲手写下自己的心情:
1942年1月22日,萧红死在了香港。死前,她惦念起了曾经送人的女孩,还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
她这一生该是最爱萧军的吧,可萧军在她死后很多年里却一直说:
对面这样的论断,不知泉下的萧红听到会生出怎样的凄寒。她这一生分明就一个充斥着悖论的矛盾体。她追求独立,却无法独立,为了获得一点起码的依赖,她不断游走于一个又一个男人身边;她极其多情,又极易动情,只要能求到一丝安慰与陪伴,她便会轻易地以终身相托。她的草率托付,她在婚姻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轻率鲁莽何尝不是另一种“堕落”。
萧红笔下最经典的形象都是穷人,她的文学就是穷人的文学,和同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刚好相反,张爱玲擅长写富人,从腐朽着的富贵生活中尽数人世沧桑。现实生活中萧红的性格也恰恰与张爱玲相反,张爱玲的人生总是孤单而独立,到晚年甚至有了自闭的倾向,萧红却永远像一个任性、倔强、执拗的孩子一样,寻找着可以依靠的肩膀。
萧红的一生都在经历着漂泊与跋涉,从她1933年逃婚出来故乡算起,她的身影遍布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每一个地方,她都停留不超过两年,历经数次搬家。然而她在自己创作的短短8年里,竟然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史诗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小说《马伯乐》。
或许因为是天才,所以有我们凡人看不穿的因果周章,也有太多避免不了苦难。也正因为她的成就,哪怕其性格中有数之不尽的弊病,却依然值得我们敬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优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