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的服饰住所叫什么_备孕

则高丽，井干式民居。

传统的朝鲜族女装，其特点是袄短裙长，短衣朝鲜语叫：“则高丽”，以黄袄粉裙为典型，朝鲜族民居常见的一般有草房和瓦房两种形式，多面向南或东南、西南，有院落，叫井干式民居。

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

他，名叫伍万里，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他不是《长津湖》中的伍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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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万里在部队文工团时的留影。

出走：归来仍是少年

伍万里的老家在安乡县。

他的父亲伍忠道，曾留学日本，“一表人才，才华横溢”，回国后跟随爱国将领程潜。母亲杨复春，澧县人，“上过九澧女师。”

1934年，伍万里出生，作为家中长孙，取名“万里”。

“父母是包办婚姻。”6岁那年，父亲回到老家，与母亲离婚，并带走了他。

这是他此生的第一次出走。

他先后随父亲去了四川、重庆、沅陵等地。继母很漂亮，也很严厉。顽劣的男孩，没少挨揍。因为战乱，一直到1947年，伍忠道才在长沙安顿下来。

伍万里这一年考入长郡中学，开始住校。“父亲忙他的，我玩我的，很少交流。”

1949年8月4日，程潜率部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这一年，伍万里15岁，是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的高中学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伍万里报名参军，穿上军装。

这是他第二次出走。“家里人谁也不知道。”

伍万里被送到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干部学校学习。他怀揣着“杀敌梦”、“英雄梦”。可是，因为年轻俊朗，又有文化，他被兵团文工团相中，直接从干校选送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又调整到西安艺术学院。

“让我学音乐，你说我愿不愿意？”伍万里回忆，当时他的战友不是去学军事就是学工程，唯独他被“抓”去学琴。他愤愤不平，经常闹情绪，成了“后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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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老人弹起了老师格·鲍斯特列姆当年教的曲子。

“现在想想有些惭愧。为了培养我，国家花了大价钱。”伍万里说，他当时跟前苏联著名大提琴家格.鲍斯特列姆学琴，课时费是5元/次。“我当时是一名副排级干部，每个月工资6毛钱。”

伍万里在西安学习时，他的战友已开赴朝鲜。他入朝已是1952年底。“大概是11月份，令我即日入朝，没有同伴。”

从戎：一个人的入朝礼

接到命令后，伍万里匆匆与格·鲍斯特列姆道别，直接从学校坐火车赶到位于安东（今丹东市）的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留守处。

战事正酣，第一站留守处给伍万里安排了一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前往朝鲜境内。在过鸭绿江时，伍万里听到一个声音，“万里，万里。”他朝车外一看，原来是志愿军第十九兵团63军文工团战友文发明（音）。“我一把把他拉上车，我们一路聊过桥。”战场时的久别重逢，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感受的。聊的正是兴头上的两个年轻人，短短的过桥功夫，自然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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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西安，十九兵团军政干校留念。

“他对我说，‘万里，别走了，在我们这里住一晚上，明天送你走。’他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伍万里回忆说，因为是被拽下车的，他的背包、档案、介绍信都还在车上。可是，俩人还没回过神来，只听见一阵飞机的轰鸣，一群轰炸机呼啸而过……伍万里回头望去，刚刚坐的那辆卡车已经翻进被炸的弹坑里。“驾驶员是名经验丰富的功臣，他一跃掉到附近的弹坑里，只是受了伤。我提前下了车，也没死。”入境初始这战友“意外”的寒暄，救了伍万里一命。

安排的卡车被炸，伍万里只好又回到兵团留守处。当时，没有车，他只好留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恰好兵团副参谋长的吉普车要回前线，他临时加了个塞。“参谋长在前方办完事，急着赶回前线，我就跟着他一路走；参谋长看我还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特别喜欢我，他叫我‘小鬼’，一路不停的和我聊天。”伍万里回忆，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机轰炸不断，对在朝的志愿军来说，整个朝鲜并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到处都是前线。“驾驶员是位战斗英雄，驾驶经验非常丰富，轰炸强烈时，我们就躲；轰炸强度低，我们就冒着轰炸跑；没轰炸时，更是不会慢，马不停蹄的往前面赶。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很快就追上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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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岳阳，原十九兵团军政干校战友聚会。

虽然，伍万里不断地强调自己仅是文工团员，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场上的文工团员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有时还是卫生员、炊事员。“遇到战斗，我们也要同战士们一样，拎上枪投入战斗。”伍万里说，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之一王纾，就是十九兵团文工团的一员。“当年，巴金就到团里呆了好几天，收集采访素材。”

其实，即便是演出，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更多的时候，舞台是随便搭起来的，树林里的空地、前沿阵地的战壕，都可能成为文工团员的舞台。漫天的硝烟、呼啸的炮火都可能成为伴奏；极度恶劣的天气，更是家常便饭，“在冰天雪地里树林里演出，脚旁边的雪一会儿就化了，胡子眉毛上一会儿就会挂上冰凌。”

既然是战争，牺牲自然不会少。敌人并不会区分战斗员、非战斗员，还有平民。“我们的团长陈同和就牺牲在朝鲜，他是1938年的老革命。牺牲时只有31岁，结婚才3个月。”这是1953年4月底，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文工团前往三八线西海岸慰问演出。事发这天，文工团在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64军部队驻地的商山里。伍万里至今还记得这是个上午。当时他正在和一位战友李列宁（音）在附近朝鲜老乡家休息。伍万里躺在床上看前苏联卫国战争小说《恐惧与无畏》，李列宁在窗边练习黑管。突然就听见防空哨响起，接着就是飞机的俯冲声。“万里，快跑！”李列宁拉着伍万里就往外面跑。刚跑出屋子，敌机一个俯冲把他俩掀到地上。

“我们看见邻居家的一位朝鲜老太太，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也从屋子里跑出来，很惊慌的往山上跑，我们就趴在地上喊：‘阿玛尼，快趴下，快趴下’。”敌机没有给伍万里机会，轰炸掀起的泥土，直接把他跟战友埋了。“我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醒的。我们掀掉身上的土，相互呼喊对方名字，确认对方还活着。”从土堆里爬出来，俩人直接跑去找刚才那位朝鲜老太太。“她俩被炸飞了，下半截都没有了，肠子都流了出来。”说到这里，伍万里叹了口气，很久没有出声。“那还是个孩子！”

很快，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文工团舞蹈队正在河边练舞，团长陈同和以及另外两位战友当场牺牲。“有个女孩子叫钱任重（音），只有16岁，长得秀秀气气的。她是我们湖南老乡，长沙人，她还只有16岁。”说到这里，伍万里再也说不出话来，用颤抖的双手捂着双眼……

这次轰炸后，文工团还经历过翻车。那次，文工团坐着炮车牵引车下连队慰问，为躲避轰炸掉进了弹坑里，坐在后排的伍万里毫发未损。“哐当一声，车翻了过来，我恰好被盖在了里面。”他回忆：“战友薛仁山（音）当场牺牲，记得他刚入党，是吹巴松的。这次意外，文工团共有七八名战友受伤。我很幸运，几次遇险大难不死！”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署。伍万里随文工团一直呆到1955年回国。“出国时，文工团有100多位战友；回国时，只有80多位战友。”

回国后，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文工团整体转隶为铁道兵文工团，伍万里随部转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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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珍藏了近70年的全国政协赠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1951年款）、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1953年款）、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1954年款）

追梦：从零开始当工人

仗打完了，年轻的心又活跃起来。

“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工程师，到部队也是想有一番作为。”已是艺术十三级（相当于副连职）的伍万里，依然对工程师充满念想。

“在部队恐怕没机会了。”1959年，伍万里提出转业。“搞文艺，没出息。”他说，那是个崇尚“工农兵”的时代。

首长自然不让，他犟脾气又上来，反复申请。

“首长便把我安排到铁道兵部队当时在包头的工程部队，参加包兰铁路的建设。”伍万里知道首长是想让他断了这个念头，但他铁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