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问：“古人是如何知道一种东西的药性的？”这个问题不但是很多朋友想问的，也是张大夫自己感兴趣的。今天我也来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大家一起探讨。
首先说，在古代没有仪器能够检测一个东西是否具备药用价值，所以在就有了“神农尝百草”这种说法。而“神农”这个人物不可能有各种疾病状态，所以说即使他尝过百草，也不会全部验证百草具有对某种疾病的治疗价值。说得更加通俗点，你连某个病都没有，即使是你尝了百草，那治疗价值到底怎么样，也没法说啊。我想这一点是很多人心里面一样有疑问的地方。所以说，古人对于一个东西药物属性的界定，肯定不能来自于一个人。即使是后期如何神化一个人，一个人也肯定干不成这个事。
那么，我们的古人如何认识不同东西的药物属性和治疗效果的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实践出真知。中国的古人，一代一代在实践中遇到问题和疾病，于是在实践中找解决方法，时间久了就对很多东西的药物属性认识清楚了。或者说“神农尝百草”这句话里，神农可以是很多人，而非一时一人之功，认识过程肯定跨越很长时间，汇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在古代出现了一位叫“神农”的神仙，他尝遍了百草，他一尝就知道了百草能治疗什么病。
这个事就像《黄帝内经》一样，《黄帝内经》这部中国古典医学巨著，虽然名字有“黄帝”二字，但是其中内容也是一个跨越很长时间，汇聚了很多人的智慧而成。如果谁非要说《黄帝内经》是“黄帝”自己写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说得更加通俗点，黄帝即使是在几千年前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啊，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写一本医书呢？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关于古人是如何知道一种东西的药性的这个问题，张大夫认为古人是在生活实践中一点点认识不同东西药性的，这其中会有一些聪明人，他们认识得更多、更快，还记录了下来，这就逐渐汇聚成了我们神农尝百草
李时珍渊博的学识和在科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来自他本人的勤奋学习、广博搜罗。他曾闭门读书，达十年之久，通过精读古代经史子集各部各类著作，李时珍在史学、哲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造诣甚深；对于考释药物名、药性、治疗等方面，均取得坚实的基础，成为其
科学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又躬亲实践，广泛地向具有实践经验的人们学习。如向农夫学习有关谷、菜等方面的知识，从渔人处学习到并熟悉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向车夫学习采用旋花“益气续筋”的功用知识，从手工业工人处学习采矿和防止采矿过程中中毒的问题以及向猎入学习捕蛇、捕兽及这些动物的习性知识．他的足迹遍及湖广、河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深入林区、矿井、莱畦……亲身体验(诸如关于采集铅矿、种植韭黄、观察狸狼的生活习性等等)。对许多尚未弄清的事实，他就亲自进行实践，做了不少临床药理实验。为了区别药物的不同品种，他亲自采集，一一比较，并与古书对照“始得其的。‘诸家所说，皆未可信也。”类似的例子不可胜计，这些都是他取得成就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以及包括各少数民族医疗方面的成就，是李时珍虚心治学的另一特点。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天竺、大食、波斯、南洋诸国、胡人、蕃人以及由梵文、佛经引述的药物名称及知识是相当丰富的．这表明李氏虚心的学习态度，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另一重要原因．从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问世以后，一直到《本草纲目》的著成，其间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李时珍搜集了这段时间出现的374种药物．其知识面之广，内容的丰富使得《本草纲目》成为我国古代具有世界影响的博物学著作。
李时珍具有人定胜天，利用自然、支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他通过研究历代本草学的著作，得出了时代不断在前进，科学总是在进步的结论，认为后人必然会超过前人，科学不会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停滞不前。他说，今人总是要“发现前人未到之处”的，因而他敢于怀疑古人，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成就．不论是近人还是古人，是经典著作还是一般专著，他都敢于批判错误，而不是回避矛盾。
他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在每一种药物之下，采用了“正误”的方式对前人的错误进行纠正和辨误，其中绝大多数是言之有据，符合科学道理的。这一体例在本草学上也是创造性的，说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坚实基础。为了使药物发挥其更大的治病作用，他主张对药物的本性进一步加以改造，用人工的方法改造药物的自然性能。如对药物的升降浮沉的药性，主张采取某些办法，使其服从于治疗的需要。如认为对原来的药性下沉的药物，可以用酒引之，使其上升至颠顶；而原为升浮之药物则可以咸寒药为引使直达下焦。这样，他得出了人不仅能够“窥天地之奥”，还有“达造化之权”的能力，能改造自然，支配自然。李时珍以科学批判服食，他痛恨迷信神仙之说，如在谈到古代以金银服食时，认为“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胃肠乎。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本草纲目·金石部·金》>又说：“(银)性刚戾，服之能伤肝是也。抱朴子云银化水服司·成地仙者，亦方士谬言也，不足信。”(《本草纲目．金石部·银》)认为所谓可以居住水中，步履水上，都是“邪说”，“幻诞之谈。”他斥《本经》、葛洪等关于服食的论述为“误世之罪，通乎天下”，认为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本草纲目。兽部·伏翼》)
李时珍广泛涉猎，闻历极深，使他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万
千的现象，具有较高的鉴别能力，何者为常，何者为变，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均予注意辨别。例如，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解剖现象与正常之外的变异现象，他认为是由于人体“有禀赋异常者，不可执一而论”。不能以自己的一隅之见，而认为自然界“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为迂怪”。通过这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他记载了自然界动植物形态、习性、变异等方面的多样化，注意到事物的多样性，因而其著作成为当代一部植物学的百科全书。李时珍对药物学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是具有启发性和代表性的。他强调亲自实践的科学态度，并开始应用了一些临床药理实验、比较解剖研究以及动物解剖的科学实验。李时珍亲自验证了罗勒子治疗眼翳和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的临床药理实验。又对大豆、鸡肠草等植物的药理作用进行了药理实验。他实地解剖鲮鲤、蛇等多种低等动物，以证实其解剖结构。通过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物学的研究，确定某些容易混淆的植物的特征和鉴别方法。李时珍的这些研究方法，对后世是有启发性的，在当时的科学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创举。然而，他对于未知或知之甚少的事物，却常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证，姑附于此，以俟博识”这样一类的语言，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见一斑。李时珍不仅是一位药物学家，又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对于生物、地质等学科很有研究，对化学、天文、历法、气象也有一定的心得。
李时珍更是一位高明的医药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载有相当多的验案，均为本人治病之记录。他在自然科学各门学科方面的成就，以及精研医学理论及丰富的实践，使他在医疗活动中，取得较好的疗效，一度应召入太医院。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来自《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医著，但他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得他更加尊重《内经》，以后尤其是金元以来的医学思想和成就，他受金元四家的影响最大，特别推崇张元素、李东垣的医疗思想。认为张元素是“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他把在药物学上的成就，灵活地运用到治疗学上，除去遵循传统的医学理论进行严格的辨证论治以外，特别重视分析药物的归经，讲究性味，丰富和发展了本草学的理论内容，从而使其治疗的效果不断提高。李时珍对脉学、经络学说也都有较深的理解和研究。这些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也都是他医学、药学成就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著作除去《本草纲目》是一部博物学的划时代作品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在书中，李时珍以简洁明了的诗句，概括地总结了中医常用的脉象，极便于初学记诵，有利于普及脉学知识；《奇经八脉考》则是十二条正经以外的经络系统的总结。《濒湖脉学》曾被译为德文，在国外出版。在文学方面，李时珍还是一位诗人，他的《濒湖脉学》，就是用律诗体写成的。可惜文献中只保存他少量的律诗。
李时珍是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科学家。在国内外有崇高的声誉和很大的影响。1953年，莫斯科大学为李时珍塑像；把他作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我国在五、六十年代中，陆续发行邮票，拍摄电影故事片，并建立李时珍陵园。1988年，为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在李时珍家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对李时珍的研究现在仍在不断地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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