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乘火车来
上海站
乘坐1号地铁（莘庄方向），在人民广场 站，换成8号线（沈杜公路方向），在杨 思站下车（1号口出）。或从上海站乘坐 955路，在上南路杨思站下车。
上海南站
乘坐1号地铁（富锦路方向），在人民广 场站换成8号线（沈杜公路方向）在杨思 站下车（1号口出）。或从上海南站乘坐 973路，在上南路杨思站下车。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当时的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但梁启超还是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
梁启超是社会名流，为他做手术，协和医院自不敢懈怠，特指定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刘瑞恒主刀，刘的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手术之后，协和医院发现了这起医疗事故，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遂将此当作“最高机密”，缄口不提。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的态度。对于这起“医疗事故”，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孟浪”之责，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医院辩护。1926年6月2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如果说这段话还算“通情达理”、言之有据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解释就纯属谎言了：“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实际上，手术后，梁启超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所谓“越发健实”根本就是骗人之谈。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儿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既然深知其误，梁启超为什么还要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不惜为之说谎呢？
原来，梁启超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极力推崇西医，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看来，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是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将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做法，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置于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自然可敬。可悲的是，梁启超极力为之辩护的协和医院始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去世，人们在纪念梁启超的同时，再次质疑当年的“割腰子手术”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面对人们的猜疑，协和医院仍然保持沉默。有文章说，直到1970年，梁思成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才从他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父亲梁启超早逝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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