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袖清风的红色后代，官至正部级，守着银行离休竟无遗产
他曾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曾经为我国水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谁？杨震、赵振声、赵升阳、还是李葆华？这都是他曾经用过的名字。那么他到底是谁？哪个才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起伏跌宕。被追捕过，身处险境游走在死亡线边缘坚持地下工作，幸逢盛世又全身心投入和平建设之中。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身居高位，却没有给后辈留下一点钱财。走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也被捐献了出去。
他是李葆华！也是杨震、也是赵赵振声、也是赵升阳。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自己从不提起的真实身份，就是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是妥妥的红色后代。可是却一生坚守朴素无华的生活，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李葆华的一生都在努力完成父亲的理想。 因为虽然父亲不幸早逝，但是已经将革命的火种洒在了孩子们的心里。燃起熊熊烈火，为国家民族燃烧自己。
其中李葆华作为长子，是最为出色的。曾经在新中国担任要职，享受正部级的待遇。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李葆华受父亲影响最多。父亲牺牲的时候，李葆华已经十八岁了。父亲的离世并没有让这个年轻人有半点惧怕，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斗志。下定决心去继续完成父亲的理想。当时的李葆华已经是一名中国共青团员，曾经多次在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活动中奔走呼号 。父亲被捕的时候，李葆华也在反动军阀的追捕名单之上。他是怎样逃过这次劫难的呢？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那一天军阀部队来抓捕李大钊的时候，李葆华碰巧没有在家，所以只抓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小女儿，李星华和李炎华。而李葆华当时正在教授家里做客。所以躲过了一劫。后来又被父亲的好友沈尹默送到了同为李大钊挚友的周作人家里藏身。在父亲生前好友们的帮助下化名杨震，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的李葆华一边求学一边继续革命事业，并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就这样，李葆华在日本继续着父亲的革命事业，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葆华决定回国，直接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回到北平的李葆华，继续在当时的北平做我党的地下工作。并化名赵振声。隐姓埋名为我党做出很多重要的贡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被任命为北京市委领导的时候，才得以重新做回自己。恢复原名，并公布身份。身边的同事们也才知道这个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赵振声，原来是李大钊同志的长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李葆华作为新任的北京市领导，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李葆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用自己的双眼代替父亲看到了他理想中的盛况。 李葆华这个时候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年届不惑的李葆华并没有停下脚步，躺在 历史 的功劳簿上享受荣誉。他再一次走上了新的征程。
新中国成立了，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国家需要从头开始，，尤其是水利事业，这个是国家的根本之一，重中之重。当时毛泽东主席直接点名李葆华和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一起合作主持新中国的水利工作。李葆华毫不犹豫地再次投入到最艰苦的工作当中去。为了治理水患，李葆华和傅作义将军亲自翻山越岭，到深山里去实地考察。并做出了详细的考察报告，为治理水患提供了一手资料。
在1950年的时候，李葆华参与到治理淮河的工程中。和工人们同吃同睡。没有享受过一点特殊照顾。而这一品格，李葆华保持了一生。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 李葆华还自学了土木工程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坚决不做官僚。后来在工作中，一些资格比较老的技术人员，都不得不惊叹。李葆华在水利技术上也是行家。
李葆华在2005年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96岁。他一生为党的革命事业兢兢业业的工作，没有徇过一点私情。生前李葆华先后担任过中国水利部的副部长，安徽省省委书记，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些都是位高权重的职位，可是他本人并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自己的子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因为李葆华从领导岗位上离休退下来的时候，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建设。经常为困难地区捐款捐物。而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简单生活。他不仅自己是这样坚持的，对自己的儿孙后辈也是这样要求的。 可是这一切却差点被一个匿名诬陷给毁了。李葆华的小儿子李宏塔被举报了。一场轩然大波开始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位中纪委的干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举报李宏塔在安徽省民政厅任厅长的时候利用特殊身份和职务之便，实施贪污受贿的不法活动。李宏塔可是红色后代，如果匿名信里的内容属实，那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由于李宏塔的身份特殊，加上除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李宏塔有什么收受贿赂的违纪行为。工作人员自己不能轻易下结论，当即向上级组织报告了这件事。随后组织也开始了对李宏塔的细致调查。
真金不怕火炼，经过详细的调查取证，证实那封匿名举报信里的内容都是无稽之谈。在李宏塔的工作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那封匿名信的内容纯属捏造，确实是诬告。 而这次诬告，也让周围的人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身边有这样一位低调的红色后代。政府部门开始给李宏塔落实政策，向李宏塔提供住房，希望能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可是李宏塔牢记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一直坚守清贫。继续为人民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2021年，李宏塔也已经71岁高龄了。国家为他颁发了“七一勋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他是红色后代，李大钊的孙子？
其实不然，李葆华在安徽任职的时候，李宏塔是跟随着父亲来到安徽生活的。后来父亲因为工作职位的变化，调回北京，李宏塔却决定留下，在当地继续工作，放弃了回北京的机会。李宏塔继承了父辈们的良好品质，在工作中脚踏实地，全心全意的为百姓做实事、谋福利。工作中无惧苦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走遍了安徽境内的乡村镇寨。工作李宏塔走在前面，福利却一让再让。李宏塔一家在一套55平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十年。家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家具。一位国家干部， 我党创始人之一的后代，依然坚守清贫，无私的为人民奉献着自己。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李宏塔老人当之无愧。
除了李葆华和李宏塔父子俩以外，李大钊还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分别是次子李光华，幼子李幼华，长女李星华和次女李炎华。李光华在李大钊牺牲的时候只有四岁，还不谙世事，对家中的变故并没有太多的印象。直到李光华十四岁那年，母亲的离世让他第一次感知这世界的残酷，开始理解父兄的革命理想，随即追随哥哥李葆华投身革命。 李光华一生为革命奋斗不输哥哥李葆华。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
小儿子李幼华，父亲离开时只有几个月，还未曾叫过爸爸，对父亲的样子也很模糊。但是在兄长们的影响下，对父亲的的一切都很尊重甚至崇拜。 李幼华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并走上教育管理的道路，是一位出色的好校长。
长女李星华在父亲被捕的时候，和母亲妹妹一起被抓进监狱。李星华是一个聪慧的女孩，即使身处险地，也能镇定地应对敌人。她机智地配合父亲，一起对敌人隐瞒了哥哥李葆华的存在。自称自己是长女，家里最大的孩子。为哥哥李葆华能逃出魔爪争取了时间。后来被营救出狱的李星华一直坚持革命， 做地下工作时，李星华和父兄一样，不顾个人安危，为我党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李星华也选择了教育事业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
小女儿李炎华，父亲去世时已经八岁了。当时她和母亲姐姐一同被抓入狱，父亲被害给年幼的李炎华留下了阴影。有一段时间李炎华甚至和家人们失去了联系。在战乱年代，李炎华并没有消沉。而是独自坚持在自己的家乡教书育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炎华被调任到人事局，她的一生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直面和敌人的惨烈对决。而是为了国家民族，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李炎华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活得最低调也是最从容的一个。
李大钊的五个子女，或者追随父亲投身革命，或者低调从容的为国家默默奉献自己。虽然父亲早逝，但是父亲的革命精神一直鼓舞影响着后世儿孙。一直激励着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不断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或许他们没有给儿孙留下可观的财产，但是他们却给后背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富有者，真正的国之栋梁。
1943年4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纪念李大钊烈士的专题文章。为了还原当时最真实的场景，特意邀请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撰写了《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文。
而《十六年前的回忆》自建国后也一直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上个世纪长大的孩子，几乎都学过这篇课文。
很多人都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认识了李大钊，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李葆华和李星华的名字。
李葆华生于1908年，李星华生于1911年，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李葆华行一、李星华行二，两人不仅是家里年龄最大的，也是经历最多的。
同大多数革命家庭一样，李大钊忙于事业，时常东奔西走，兄妹几人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不同于父亲李大钊那样满腹经纶，母亲赵纫兰不曾念过书，只是略识文字，但却是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以自己温暖的怀抱，给了葆华和星华幸福的童年。
童年时代的他们一直随母亲住在河北老家乐亭县乡下，当时父亲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教书，只有每年放暑假时才会回家看望他们。
乐亭位于渤海湾，在葆华和星华的记忆里，故乡乐亭县大黑佗村是个很美丽的地方。这一方好山好水，养育了故乡勤劳勇敢的人，滋润了葆华和星华幼小的心灵，也赋予了他们真诚质朴的品格。
当时正是20世纪初叶，中国正处于近代最黑暗的时刻，军阀混战，盗匪猖獗，恶霸横行，老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葆华和星华的外祖母是当地大户，父亲又是北平的大学教授，所以从小兄妹两人的生活很富足。
但是在家中，兄妹两人总会听到大人说起天灾人祸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家门口也经常有来讨饭的穷人。外祖母和母亲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只要看到有人讨饭讨到门口，从没让他们饿着肚子离开过。
这样的家庭氛围，给了葆华和星华一颗兼济天下的心。
不过对兄妹两人影响最大的，还要说他们的父亲——李大钊。
父亲总是很忙，一年中陪伴他们的时间寥寥无几，但他们的心目中，父亲总是慈祥的。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对子女的教育，无不体现“五四”时期反封建专制、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
李大钊喜爱孩子，却又从不溺爱，更不训斥或打骂，相比于知识他更注重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他总是从小事人手，一点一滴，在生活中告诉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相比较于童年时代的富足，葆华和星华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和动荡中度过的。在葆华十四五岁的时候，家境开始穷困起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常常为吃穿发愁，有的时候，家里几乎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俭朴，甚至可以说破旧。
当时星华在孔德学校读书，同学大半是北大教授的子女。少女时代的她，亭亭玉立，可因为家庭原因就是穿不上件漂亮衣服。
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有哪一个不爱美呢？这样的形象，让她在同学面前多少有点难为情。过年了，小妹妹哭着闹着要母亲买新衣服，母亲心疼小女儿，咬牙做了一件。妹妹高兴地穿上了新衣服，星华看着妹妹开心的样子，心里是真的羡慕！
母亲看着星华的模样，心里十分的难过，她明白女儿的心思，但自己却无能为力，因为这时候家中的钱都被丈夫拿去干“有用的事”了，这是她不能阻拦的。
而随着葆华和星华渐渐长大以后，他们慢慢地也懂得了父亲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到底是什么。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后，开始积极筹划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的未来明确的指引方向。
但是自从父亲投身革命后，葆华和星华深切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平日里，总是会不断地有流氓暗探跑到家里来骚扰捣乱，生活被这些坏蛋搅得动荡不安。而父母只得带着全家不断地搬来搬去。
1924年到1926年，葆华和星华感觉父亲空前的忙碌，这时的李大钊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同一群青年人在书房里秘密开会商量事情，甚至难得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
这段时间里，最让两人难忘的，就是小妹妹钟华的死。
那是1924年春天，正是父亲为党的事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这时小钟华患了肺炎。但是连续几天，李大钊都忙于工作，硬是没有时间过问一下女儿的病情。眼看孩子病得越来越重，母亲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而等李大钊腾出工夫的时候，孩子的病已经耽误了，3岁的小钟华，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小妹钟华的死，让全家人都非常的难过，李大钊更是悲痛欲绝，但是他甚至来不及追念爱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不久，家里接到父亲捎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附着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葆华、星华和母亲一道，在灯下含泪读完这封信。兄妹俩深深为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
父亲这次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后兄妹俩才知道，原来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躲避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转入地下工作，住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继续领导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为了照顾李大钊的起居，星华和妹妹炎华也跟着母亲也搬来同住，而葆华和弟弟则留在朝阳里旧居。
此时，葆华已经成长为一个18岁的青年，对于父亲的事业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父亲转入地下的这段时间，葆华一直充当通讯员的角色，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并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4月6日早晨，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突然派兵进入东交民巷进行疯狂的大搜捕，并突袭了苏联大使馆。
虽然事前曾有人报过警，但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事情发生时，星华正好和父亲在一起，就和父亲一同被捕，随后母亲和妹妹炎华也在另一个地方被捕。
而这一天李葆华和同学们正好到小汤山郊游，在回家的路上，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
也正是从此开始，李葆华和李星华兄妹的人生轨迹开始变得不一样。
从李大钊被捕，一直到4月28日牺牲这段时间，葆华一直躲在父亲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伯伯们不让他出去，他不知道父母、弟妹们的情况，真是心急如焚。
而在监狱中，敌人把大钊与家人分开单独关押审讯。星华和母亲、妹妹被关在女监里，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心里七上八下得十分的凌乱。
而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大钊，却是在敌人的法庭之上。
在法庭上，星华一看到昼思夜想的父亲，真想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而父亲只是瞅了瞅她们母女三人，脸上的表情非常镇定、凝重、安祥，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
16岁的星华，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一句话、一个动作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杀身之祸。一瞬间，星华感觉自己顷刻间长大了。
星华看着站在法庭上的父亲，感觉他似乎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而父亲坚毅的眼神，透露出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生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葆华来，就抢着作了回答。
“不准多嘴！”法官拍着惊堂木厉声吼道……
李大钊立刻领会到了女儿的用意，不紧不慢地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不了解 社会 上的事，我的孩子们年纪还小，都正在上学，可以说对世事还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
就这样，李大钊同爱人、女儿在敌人的法庭上见了一面，又匆匆分别。只是那时候全家人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这次见面，竟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李大钊的被捕入狱，引起了 社会 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声望、学问、道德，甚至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甚至组织了劫狱队，准备去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得知这些情况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给任何人带来没必要的牺牲。
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这种冒险，耗费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 ”
用尽各种刑罚手段的反动派，对于李大钊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知道，再也没办法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决定将其杀害。
1927年4月28日上午，敌人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了李大钊同案一行加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
临刑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台，他像平日一样，仍旧穿着那件灰棉袍，态度镇静从容。他走上刑台后，坚定地高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他对着刽子手们冷笑道：“你们也太虚弱了，为什么连句话都不敢让我多说呢？”当他的脖子被套上绳圈后，他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革命先驱李大钊， 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时年38 岁。
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警察把星华母女放出监狱，母女俩在门口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父亲出来，直到她们回到家后才知道父亲在前一天已被绞死。母女两人顿时哭成一团，母亲更是伤心过度，接连三次晕倒在地，从此一病不起。
李大钊牺牲的消息很快通过报纸传遍了大街小巷，周作人和沈尹默看到这个消息后，都怕李葆华接受不了，非常犹豫该不该告诉他这个消息。
一番犹豫之后，他们还是将李葆华叫到房间里，把报纸给他看。但出乎周作人等意料的是，李葆华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没有任何的哭泣和悲伤，他冷峻的脸庞，沉着而冷静，这让当场的人惊讶不已，李葆华又问了几个关于父亲的问题，便默然退下。
李葆华并非是不伤心，只是作为家中的长子，李葆华明白自己这时候没有时间去悲伤，而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此时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立刻赶回家去，去承担父亲殉难后长子应尽的责任，但是周作人等却将他拦了下来：“敌人现在已将你家秘密包围起来，正想抓住你斩草除根，你这时候万万不能回去，而且星华已托人转告你母亲的心愿，让你立即远走高飞，切不可上当中了敌人的圈套。”
李葆华在父亲多年的熏陶下，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他明白这时候自己出现在家里，对于自己和家人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他竭力压制住内心的巨大悲愤，决定暂别亲人奔赴异国他乡。
李葆华怀着国仇家恨，化名杨震，只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一面学习，一面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留日特别支部。
而李葆华走后，李星华就成了家中最大的孩子，也开始承担起来家庭所有的责任。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华照护着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妹，悄然离开生活了10年的古都北京，回到故乡大黑佗。
自从父亲牺牲后，母亲的精神被彻底摧垮，卧病在床。此时家中的五个孩子，除了已经去了日本的葆华炎华9岁，光华4岁，欣华刚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16岁的李星华肩上。
而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里也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治病的钱都没着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还能给一点接济，全家以此勉强维持生存。
为了度过家庭难关，李星华不得不中辍学业，整天在家里守护母亲、照料弟妹。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牵累不能读书，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
母亲很明事理，不愿因为自己的病耽误孩子们的前程，她总是劝说星华，让她重新回到学校中去，但星华无论如何也不肯丢下生病的母亲。
1931年夏天，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后，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星华才带着炎华和光华，重返北平求学。那一年星华刚满20岁，为了解决姐弟3人的生活费，星华只好四处奔波求人，后来还是在父亲的老友帮助下，北大答应，每月发给他们少量父亲生前的欠薪。
这次独立回北平，李星华第一次独自担当起抚养弟妹的重任。生活的磨难，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也锻炼了她的韧性和责任感。
而此时，远在异国他乡的李葆华，相比较于在国内的妹妹，生活上要好很多。但是李葆华却始终记着国恨家仇。除了刻苦攻读外，他时刻在注意着中国的局势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入侵东北，这使得身在日本的李葆华感到了极大的愤慨，为了支援民族抗战，李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李葆华放弃了自己在日本的学业，毅然决然的回到中国，参加到了民族抗战之中。
1932年，李葆华受党的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到门头沟区开展地下工作。
也正是在这年春天，李星华也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李葆华回到北平后，也终于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妹妹李星华。一别数载，兄妹两人都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长。两人紧握双手，感受到了来自彼此的力量，这时的他们都已经成为了真正的革命者，成为了父亲最好的接班人。
此后，李葆华先后转战北平，河北等地，为华北地区抗日活动的开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李星华则一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这年的冬天，由于情况突变，李星华失去了与党的关系，她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返回故乡探望母亲。
此时的母亲已经生病卧床多年，此时看着风尘仆仆的女儿，心中既心疼又欣慰。但是多年来，一直有一件事压在她的心头，那就是丈夫李大钊的后事。
原来，李大钊先生去世后，灵枢并没有下葬，而是一直停在浙寺里，如今已经有将近6年的时间了。丈夫未得安葬始终是压在赵纫兰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时候，她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决心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让死者入土为安。
李星华在北平的时候，母亲没有一封信不提到这件事。这也是星华这次回乐亭的一个重要目的。母女俩经过商量，决定尽快为父亲下葬。
1933年春天，星华带着母亲再次来到北平。党组织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来和她们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李夫人，组织上决定趁李大钊下葬之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法西斯反动统治。李夫人欣然接受了党的建议，并且很默契地和党进行了配合。
李星华参与了党组织安排的葬礼筹备工作，在葬礼举行的前夕，她和她的表姐用刻好的橡皮戳子，在每个纸钱上打上红色的小字：“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 。
4月23日，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走上街头为李大钊先生送葬、举行公祭。国民党宪兵队对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进行了残酷镇压，青年们的血再次洒在了北平的街头。李星华和弟妹们穿着孝服走在队伍最前头，冲破反动当局的镇压，一直把父亲的灵枢送到西山万安公墓，安葬入土。
一个月后，完成了最后心愿的母亲含恨离开人世。星华又强忍悲痛，带着弟妹把操劳一生的母亲安葬在父亲的坟旁。事后，星华、炎华、光华、欣华在父母坟前照了一张像，照片中的星华既像大姐，又像母亲。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就是这样沉重地背负着“大姐兼母亲”的双重责任前行。
此后，葆华和星华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6年，李葆华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此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连天烽火中，葆华戎马恍惚，转战山西、河北等地，先后任晋察冀临时省委副书记、晋察冀区党委副书记。
而李星华则来到延安，成为了革命圣地的一名普通教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被任命为水利部党委书记和第一副部长，当时党组织认为。 李葆华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不仅为人谦逊，而且对于工作非常负责，一定能够胜任全国各地跑的水利工作。
在水利部的12年的时间里，李葆华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为国家水利工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1961年，李葆华离开水利部，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次年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在李葆华来到安徽后，立刻着手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安徽迎来蓬勃发展，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5％，重工业年产值年均增长12.5％。
萧条景象成为过去，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因此李葆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号“李青天”。
而李星华在建国后回到北京后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后到马列主义二分院教日本学生学中文，1956年起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
自从李星华从事教师的工作后，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勤勤恳恳教书，认认真真为师。在一些人看来，星华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女儿，革命成功了，怎么也该有个一官半职的。但李星华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平常人就应该做平常事，做对人民有利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她自幼喜欢文学，从一开始当老师就教语文。李星华本有着极好的文学天分，可惜，艰难和坎坷的人生道路，影响了她的学业，损伤了她的 健康 ，也耗尽了她的年华。
她曾感慨地叹息说：“我小时候由于家境困难，根本没有很好地念书，说是大学毕业，其实…… 咳！就甭提了！所以我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而李星华一直还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将父亲的一生，完整地记录下来。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星华就开始收集有关父亲李大钊的资料，她访问了李大钊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并曾回到乐亭家乡收集资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记录的同时，还收集了许多 历史 照片、遗物，以及部分手迹。
1958年，李星华开始陆续撰写回忆录，还编辑了《李大钊诗文集》 。
但是后来的风暴，还是对兄妹两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期间，李星华身处困境，重病缠身，由于没能及时医治，以至于双目失明了。
而李葆华则整整被监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后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 健康 状况越来越差。
1972年，李葆华的夫人刚被“解放”出来，十分担忧丈夫的 健康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李葆华当时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信写好后经过多人辗转之后，通过王震把信转到周总理手中。
这年12月19日，周总理给安徽省当时的军管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对李葆华解除军管，尽快接回合肥养病。
而李葆华回家后的第二天，中央就来电通知他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完中央工作会议，李葆华刚要离开会场，周总理派人拦住他说：“别走，总理有事和你谈。”
当晚，周总理与葆华从11点谈到凌晨2点，他们整整谈了3个小时。周总理告诉葆华，中央决定让他到贵州省委任第二书记，因任务急迫，要立即起程。当日天亮后，葆华即登机出发，他在机场对遇到的安徽省同志说：“请转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贵州省去工作了。”
风暴结束后，春回人间，日暖花开。李星华也感到精神上无比的自由。她满怀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为革命做出点贡献。可是，双目失明使她感到与世隔绝的痛苦，加上长期患病无条件很好检查治疗，病情日益恶化。
1979年，李星华将以往撰写的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编辑出版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一书。由于她已重病缠身、双目失明，这本书的补充整理工作只好由家人帮她完成。可惜，书还没有出版， 1979年11月27日，李星华就带着遗憾 与世长辞了。
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的李葆华在贵州工作五年后，1978年又调到中央人民银行主持工作。当时的李葆华已经79岁了，金融行业对他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更何况这些年他经历人生低谷，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在组织征求他的意见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服从组织，没有意见。"
2005年2月，李葆华因病去世去世。
但是就在李葆华去世几个月之后，一封匿名的举报信，出现在了中纪委的信箱中。而信中检举的对象，则是李葆华的儿子，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
对于这封举报信，中纪委非常重视，秘密派出调查组对信中的内容进行核实和调查。
但是经过调查组一段时间的秘密走访和细致调查之后，他们在安徽没有发现任何举报信中列举的问题，反而发现了李宏塔默默做着很多平凡而伟大的事。
李宏塔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李厅长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多年来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20年来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知道后来年纪太大了，才换了一辆电动车。
而李宏塔一家人多年来一直住在55平方米的宿舍里，小房子里面都是老旧的家具，甚至有些简陋，任何人来到他的家中都无法相信这是一位厅级干部的家。
而在1989年和1994年，李宏塔曾经两次直接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和分房的工作，一共分房200套，但他从没给自己分过一间。
这位厅级干部明明不抽烟不喝酒，不热衷于任何 娱乐 活动，整日里扑在工作上，没有贪图过任何享受，他的存折里，连一万元都没有。
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每个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绝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而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李宏塔却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2021年6月29日上午10时，李宏塔荣获"七一勋章"。李宏塔在接受采访时说："老一辈人一直在给我做榜样，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他还说，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告慰父亲李葆华和祖父李大钊。
李葆华和李宏塔家中都挂着李大钊的手书，国人皆知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从李大钊到李葆华、李星华再到李宏塔，一家三代人，三代共产党员将自己的生命都融入到了祖国的建设当中，他们将自己所以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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