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滴虫性阴道炎，2、生殖器疱疹，3、尖锐湿疣，4、念珠菌性阴道炎，5、传染性湿疣，6、甲、乙型肝炎，7、非特异性尿道炎，8、沙眼衣原体感染，9、爱滋病，10、细胞肥大包含体病。
性病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很香艳的名字：花柳病，它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句“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花柳病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有文字记载的，始于东汉末年华陀的《华陀神医秘传》。1920年在安徽亳州藏书家姚氏墨海楼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年代久远的《华陀神医秘传》手写本，经考证确非伪托之作，其中有15种治花柳病的处方，而且记载了前阴溃烂、脱落、鼻柱将落这些可怕的症状，而华陀能治愈它，“即已脱落者，亦能重生”，如果所言不虚的话，则实在是医学上的一大奇迹。其后，隋代巢元方《病源候论二十四·花瘘候》云：“风湿容于皮肤，与血气相搏，其肉突出，如花开状。”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云：“交合事，蒸热得气，以菖蒲末白梁粉敷合，燥则湿痛不生。”又说：“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末涂之。”宋窦汉卿《疮伤经验全书》云：“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熏其毒气而生。”这些疾病的症状颇似现代性病梅毒，但由于古人对性病的概念认识不清，容易将性病与风疠（麻风病）等混为一团。
明代以后，花柳病风行一时，尤以杨梅疮为重，汤显祖甚至写诗给朋友，嘲笑他染上花柳病。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5年）出版的俞辨《续医说》“萆薢土茯苓条”云：“弘治（明孝宗年号）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终身不愈云。”万历十八年（公元1588年）出版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八“土茯苓下集解”云：“土茯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明武宗年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又云：“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表，传及四方。盖□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
但在探究该病产生的根源时，人们意见并不统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认为与气候环境有关，由于该病始于岭南之地，“卑湿而暖，霜雪不加。蛇虫不蛰，凡污秽蓄积于地，一阳来复，湿毒与瘴气相蒸，物感之则霉烂易毁，人感之则疮疡易侵。”二类认为与社会风气有关，岭南之地，“男女淫猥”，性关系紊乱，容易染疾。三类认为与外来影响有关，杨梅疮始于15世纪的广东，至明武宗正德年间蔓延发展，而此时葡萄牙人曾于在此期泊于澳门，是为现代欧洲国家与中国通商之始，故该病极有可能由欧洲传入。
既然是花柳病，自然与“寻花问柳”有关，因而古代医师通常把经由嫖娼卖淫招致的性病，统称为“花柳病”。“花柳病”病名最早出现于中华医学杂志上是1921年，俞凤宾所著《花柳病之陷溺个人及危害群众》。花柳病英文缩写VD，取意于爱神维纳斯，这一名称倒颇合中文含义，因为花柳病与男女之间的性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花柳病，也成为对寻花问柳之人绝佳的讽刺。中国古代，花柳病多发生于宫庭、青楼之上，王孙公子与富贾豪绅之间，因而也被称为“富贵病”。但到了现代，随着性观念的开放与交往自由，花柳病也像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给它取了个中性化的名字：性病。此时的它，像一团驱之不去的阴影，笼罩于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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