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医学（家）_备孕

淳于意华佗张仲景葛洪

淳于意

淳于意 (约公元前205—?)临淄人，西汉初期著名医学家，因曾任齐太仓长，故人们尊称他为“仓公”或“太仓公”。

淳于意自幼热爱医学，曾拜公孙光、公乘阳庆为师，学黄帝、扁鹊的脉书、药论等书，精于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

淳于意为使自己专志医术，辞去官职，不营家产，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廉平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受到感到，宽免了淳于意，且废除了肉刑。

淳于意诊断疾病，注意详细记录病案。他将典型病例进行整理，写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诊籍》。

针灸技术，在《诊籍》中已见有效地应用。

淳于意不但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热心传播医学的教育家。他广收弟子，精心传授。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就有宋邑(临淄人)、冯信(临淄人)、唐安(临淄人)、高期、王禹、杜信等6人。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说：“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补: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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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

张仲景，东汉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邓州市穰东镇，一说今南阳）人，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

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P>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疫疾广泛流行，大批的人死亡，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

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

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

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

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

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

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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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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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283～36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 ……”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

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⑦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而且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的相似。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书中对于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

春秋战国，百家学说，军事类，这一时期各家学说主要集中在治世与救世上。

汉代，儒家，史说

三国：诗

魏晋南北：道学，佛学

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史说演义，名著，小说，史类，诗画类。皇室总编类：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

至于说各代的文学特点，一定要结合当代的政治与时代环境来看，如春秋战国，乱世之中，求取治国治世之道，于是就出现了百家学说，有了百家争鸣还有纵横捭阖的军事与谋略著作。魏晋南北，佛，道兴起，少数民族放牧中原大地，为了为自己正名。少数民族开始推行崇尚佛学。而乱世之中晋朝贵族为了麻醉自己开始崇尚道学炼丹成仙之说，总之各代的文学特点一定要契合合当时的政治与时代环境来思考。

还有沈括的《梦溪笔谈》、郭守敬的《授时历》等等

沈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杰出的科学家。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青年时代即在沭阳(今属江苏)任主簿，大力修治沭河，灌田70万亩。宋仁宗时中进士，授职扬州司理参军，因熟悉天文学，还命其兼管司天监事，负责观测天象和修订历法，提出了与现今阳历相似的“十二气历”。宋神宗时参加过王安石变法运动，时常出京到各地察访新法实施情况，先后到过两浙、河北等地，还奉命出使过辽国。每到一地，都留心观察自然风物和风土人情，随时做记录。他由浙江雁荡山的地形，认识了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石中海洋生物的遗迹，推知山东的陆地原为海洋。他博学多才，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历史、考古等都有较深的研究。晚年，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修筑梦溪园，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一书。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沈括集科学研究、社会考察、文史掌故以至街谈巷议、奇闻异说等，兼收并蓄写作而成的。该书完成于11世纪末。包括《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共30卷。全书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术、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共17目，609条，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部分，有二百多条，包括天文、历法、地理、制图、地质、气象、数学、物理、化学、水利、建筑、冶金、医药、农业、动物、植物以及武器制造等，足以反映北宋的科学水平。

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元朝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他的祖父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郭荣曾让郭守敬拜当时天文、地理专家刘秉忠为老师。郭守敬32岁那年，刘秉忠的老同学张文谦将郭守敬推荐给元世祖。元世祖召见郭守敬，郭守敬面陈发展华北水利的六项建议，每奏一项，元世祖都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当即授提举诸路河渠。不久，郭守敬随张文谦视察宁夏一带，修复了不少古渠，提升为都水少监。

元朝初期，承用金朝的大明历。大明历的误差已很显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下令由太子赞善王恂、都水监郭守敬领导，设立太史局，召集南北历官，修订新历。并且命御史中丞张文谦、枢密副使张易主管此事。王恂主要负责历法本身。郭守敬主要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创制了近二十件天文仪器，主持了大规模的测量，他自己也作了许多观测。经过四年努力，新历告成，被命名为《授时历》，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颁行。就在这一年，王恂病故，当时尚有许多材料尚未整理定稿。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最终写成定稿。

晚年，郭守敬又转归水利工作。至元二十七年(1291年)春，他领导整修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经一年多的时间，运河修通，定名通惠河。为了解决通惠河水源不足的问题，郭守敬主持修筑了白浮渠，“引北山(今北京昌平神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今北京昆明湖)，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充足的水源，保证了漕粮船只可以直接驶入大都积水潭，积水潭上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极景象。

中医成绩显著.

宋元时期，隋唐两代兴起的国家对医药进行管理与教育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发展。

宋代的医学管理机构与教育机构是分开设立的，新设翰林医官院是管理机构，太医局则是医学教育机构，这与唐代有所不同。元代以太医院为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为教育机构，名称虽不同，路子是一样的。

作为国家的医学教育机构，对医学的分类是整个医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成为对医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的医学教育分为四科：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显然较为粗糙。宋代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比唐代一下子多了一倍以上。元代更是增加到了十三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是唐代的三倍多。

从唐代到元代，医学分科的发展速度相当之快。这种快速的发展，正说明原来的不成熟。而从元代再往后，分科的速度又趋缓，则表明了宋、元时代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医学分科的成熟与精细，对于医学人员的专门化、技术的精益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家对医药技术发展更直接的促进措施，是国家组织编纂医药著作，主要是本草类与医方类的医书。

在本草方面，宋政府先后编撰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图经本草》。此外，根据当时唐慎微私人撰修的《证类本草》三次加以重修而出版枣《大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书》，成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以前最优秀的本草类著作。

在医方方面，先后组织编纂了《神医普救方》1000卷、《太平圣惠方》100卷、《圣济总录》200卷，成为收方最多的著作。

编纂这样的大型医药书籍，一般的私人自然是无力组织进行的，而它们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由国家组织编纂医书，其功至伟。

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下诏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组织校正出版重要的医书。这是个重要的举措，对于重要医书的出版起了保证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促进医学发展的举措。

如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翰林医官院铸造了俞穴铜人两个，作为针灸教学与考试医生之用。这两个铜人的声名甚至传到了金国，以至在高宗建炎二年金宋议和时，金方居然将索要铜人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

又如，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在开封设立了太医局卖药所(又称熟药所)。接着，又陆续在各地开设和剂惠民局(简称惠民局或和剂局)。这种药局既卖药也看病，完全是现代国立医院门诊的雏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因此，元、明两代也依然采用。

在国家对医药事业的大力推动下，整个国家的大形势对医药的发展极为有利，从而为这时期的医药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有利条件。

二、迟迟成形的法医学与艰难起步的解剖学

法医检验，是对凡有人生伤亡案件进行审理的首要而重要的步骤。

在《礼记·月令》、云梦睡虎地秦简律书中，都有临案勘察伤亡情况的记录，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医萌芽状况。

法医学的起源虽早，但成形较迟。据说在北齐有徐之才的《明冤录》，是我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但这部书不久就失传了，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反映出法医这一学科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成形。

但经历了千余年沧桑磨炼考验，法医学成形的时刻有幸降临在五代至北宋时期。

五代时期，和凝、和□父子联手撰著了《疑狱集》(公元951年)。

到两宋时期，这类著作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部，如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克的《折狱龟鉴》(公元1200年)、桂万荣《棠阴比事》(公元1213年)、赵逸斋的《平冤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等等。在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诞生了一部汇集众说，体系完整的法医学名著枣《洗冤录》。

《洗冤录》，又名《洗冤集录》、《宋提刑洗冤集录》，五卷，宋慈撰著。

宋慈(1186？?249)，字惠父，福建建宁建阳童游里人，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宋慈长期职事政务，尤其是历任广东、江西、湖南等处提刑，对于法医学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洗冤录》卷一载《条令》等4篇，总论法医的法令原则与基本方法；卷二载《初检》等12篇，讲述各种尸体的情况与尸检方法；卷三载《验骨》等5篇，卷四载《验他物及手足伤死》等10篇，卷五载《验罪囚死》等22篇，都是讲述各种伤亡的状况与原因，以及尸体发掘、救死方法等。

宋慈对法医的重要性、法医的职责，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对法医的责任心尤其重视，强调必须不惧脏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宋慈指出，法医的工作程序应该是：到达现场后，先要进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再记下尸体的位置，验看周围场所，最后进行尸检。

宋慈对于各种伤亡的鉴别极为精细、准确，对自杀、他杀、病故的区别十分精细和准确。

如，对于吊尸，宋慈指出：要仔细观察吊起的现场与被吊者颈部的情况，还有绳索的情况。要注意吊的高度、绳子的结法、上面有没有尘土、绳子是否移动过。如果是死后遭绳扎的，死尸上就没有"紫赤"、"血 "而只有"白痕"。

其他如溺死、烧死、自刑与杀伤等等，都有详细的阐述。

在书末，还附有各种救死方。如人工呼吸、用明矾蛋白解砒霜毒等等，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洗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医著作，既是《内恕录》等著作的经验总结，也有宋慈自己的经验心得，达到了一个相当系统而高超的水平，标志着我国古代法医学的正式形成。

在《洗冤录》问世后直到西方近现代法医学传入以前，它一直是古代中国法医学的指导性著作。在现代，《洗冤录》已经被译成荷、法、德、日、朝、英、俄等多国文字，真正成为了世界法医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与法医事业紧密相关的是解剖尸体的工作。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尸体解剖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医学工作，对于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古代中国却是一个不见于明文的"禁区"，是一个不可逾越一步的"雷池"。

但历史记载在宋代有两次尸体解剖，而且绘成了图谱，难道是这"禁区"与"雷池"从此就被打破了？

第一次尸体解剖是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048年)，由画工宋景绘成《欧希范五脏图》。

第二次是崇宁年间(公元1102?106年)，也由画工绘成图，经医生杨介整理校对，著成《存真图》一卷。

这两幅图的原件都没有能流传下来，但《存真图》的图谱被元代孙焕的《重刊玄门脉诀内照图》录用而保存了下来，多少还能让后人有些幸运感。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解剖是成功的，记载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所存的图虽然疏略粗糙，但价值依然极高，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著。

可从此以后，人体解剖又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于是，不由人们要探究宋代解剖的人体究竟是什么人。

幸好在文献中有据可查，才使后人不致永远被蒙在鼓中。第一次被解剖的，图名中写得很明白，姓名是欧希范。欧希范是何许人呢？原来他本是广西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被统治者诱杀后，又被剖腹刳肠(参见郑景壁《剧读录》)。第二次被解剖的，人名已经无从可知了，但也可能是一位农民起义者(杨介《存真图》自序。皆录自《中国医籍考》)。

由此可知，宋代的解剖实在是偶尔为之的特殊例子，"禁区"与"雷池"并没有被打破，一切依然如旧。

然而，正因为如此，宋代的两次解剖，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三、金、元四大家

这一时期，临床医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名医与流派层出不穷。达到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最负盛名的，则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恪守《内经》、《伤寒》的传统体系，又各有所创新，形成各自的风格。

1.刘完素

刘完素(公元1110?200？年)字守真，河北河间人，人称"刘河间"。

刘完素一生嗜好医学，不愿为官，坚持在民间行医。由于他医德高尚，医技精良，深得民众欢迎。他一生医著甚多，有《素问要旨》、《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药证》、《伤寒直格》、《医方精要》、《三消论》等。其中《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与《三消论》两书，后人疑为托名之作。

《素问要旨》，主要论述五运六气。《素问玄机原病式》是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加以引申、发挥，从而确立他的火热立论的主张。《宣明论方》也是在于阐发他的运气之理。《伤寒直格》是将致病机理中的寒、热二症加以区分，并继续主张他的热病之长。

总的来看，刘完素在运气学说上颇有发展，强调运气的"常"与"变"应该辩证相待。在致病机理上，对火、热的因素更有心得，治疗也以寒凉药物的运用为长，故有"寒凉派"之称。

2.张从正

张从正(1156?228)字子和，自称"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兴定中(公元1217?222年)曾任太医，但不久即辞去，亦在民间从医。

张从正的著作较少，今存仅《儒门事亲》一书。

《儒门事亲》15卷，由零散的10种著作合成，为后人所编。前3卷是原本《儒门事亲》，张从正原著。其余部分是他对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讲求医里"的实录，由麻氏等编辑成书。

除前3卷《儒门事亲》外，其余卷4?为《直言治病百法》，卷6～8为《十形三疗》，卷9为《杂记九门》，卷10为《撮要图》，卷11为《治病杂论》，卷12为《三法六门》，卷13为《治法心要》，卷15为《世传神效名方》，另有《三复指迷》1卷，文已佚失。又，《撮要图》后附有《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与《病机》，在《治病杂论》后附有《河间先生三消论》，最后附有《太医先生辞世诗》5首。

张从正的医学思想沿着刘完素的思路而又有所发展，他赞从刘完素一直信仰的"六气致病"说，把各种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归于六淫的邪气入侵，在治病原则上很自然地以"攻邪"为主，补养为次，在具体治疗手段上也就以汗、吐、下这三法为主，甚至认为攻就是补，于是得了"攻下派"的称呼。

张从正的医学风格十分鲜明，三法的运用有独到之处，但他的"速攻"之策颇招致异议，因此对他的评价往往赞扬与批评兼而有之。

3.李杲

李杲(1180?251)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李杲出身于"赀富乡里"的财主之家，因母病死于庸医而立志学医，拜张元素为师，学成后名在其师之上。

李杲的医学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脾胃论》、《医学发明》、《用药法象》等。

李杲的行医特点非常鲜明，他的医学思想集中在脾胃诊治上，他以传统的五行理论"脾胃为土"枣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为基础，建立起他的理论：(一)元气为人生之本，脾胃为元气之源；(二)脾胃之气必须升降有序，序乱则致病；(三)火为元气之贼，治则以"甘温除热"为主。

李杲这一思想，是与"外感"论相反的学说，因此他力主内补除病。他的这种偏重于内的倾向，也在获得好评的同时招致了某些批评。

4.朱震亨

朱震亨(公元1281?358年)字彦修，义乌(浙江义乌)人，人称丹溪翁。

朱震亨学初宗文，后因母病、师病而改学医，44岁始师从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学成后，又深研《内经》、张仲景、张从正、李杲等学说，参以《易经》太极之理，作"相火"与"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名声始传于四方。

朱震亨的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以《格致余论》与《局方发挥》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