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田雍
赵大夫还是不错的/
工作经历：
赵田雍大夫是1976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 师从著名中医肿瘤专家段凤舞，并得到著名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余桂清、张代钊、朴炳奎的悉心指导。1998年任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从事中医肿瘤临床工作40多年，并承担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中西医结合血液病医院肿瘤血液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出诊医院：北京三溪堂中医诊所
擅长主治：
擅长治疗鼻咽癌、肺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前列腺癌、淋巴癌、脑瘤、宫颈癌、卵巢癌等肿瘤。尤其在淋巴瘤、骨髓瘤的治疗上独创多靶向抑瘤生骨法开创了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新纪元。并在肿瘤病人的防复发、防转移、饮食调理和康复保健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主要成就：
曾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获得多项科成果进步奖，著书 8 部。
出诊时间：周四上午、周六下午
现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2010广东十大创新人物。1997年海外学成归来，主要从事恶性肿瘤发病机理和生物治疗研究，在鼻咽癌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测定了第一株来自鼻咽癌病人的EB病毒全序列，明确了家族性鼻咽癌的遗传模式，将鼻咽癌易感基因定位于4号染色体。确定了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位点与鼻咽癌的发病有密切的关系，并发现了三个新的易感基因位点，有望提高鼻咽癌早诊率。主持863、973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
1997年02月，被聘为中山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及中山医科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肿瘤研究所长；
1997年10月，任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及肿瘤医院院长，任广东省鼻咽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5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6年，任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8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10年8月，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
2011年8月，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国际肿瘤分子分型工作委员会” 主席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
国际EB病毒及相关疾病协会 副理事长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教育部肿瘤基因组学与抗癌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重点学科(肿瘤学)学科带头人，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广东省医学会常务理事
国家药监局新药评审专家
第八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癌症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杂志（核心期刊，PubMed收录）主编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责任编委
美国《Cancer Biology and Therapy》杂志 编委
美国《Cell Cycle》杂志 常务编委
美国《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 亚洲区编委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两种学派之间的正常学术争论被人为地搀进政治色彩。1930年代的苏联，李森科等就打着拥护米丘林的旗号，摆出一副学阀的架势，硬给摩尔根学派扣上“资产阶级”、“唯心的”、“反动的”种种罪名，蛮横地制造政治迫害事件。这种严重违反科学原则的做法，在1950年代中期波及中国。摩尔根遗传学被当成唯心主义理论批判，人类优生学则成了禁区中的禁区。卢惠霖因为是摩尔根的学生而受到株连。可是他决心用自己的科学实践来证实摩尔根理论的正确性。
卢惠霖采取了米丘林学派的“无性杂交”实验来检验获得性遗传。他采用不同品种的鸡所下的蛋，抽取其中的蛋白，将其注入已知品种鸡待孵化的蛋中。孵出了数以百计的雏鸡，除在一只雏鸡的躯干部出现一块杂色毛外，其他雏鸡均未见特殊变异。可惜当时极难得到纯种的鸡，无法进一步查明那块杂色毛的来源。正当他在设计新的实验时，1958 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开始了。卢惠霖成了“活靶子”。尤其是在1960年的“学术思想批判”中，他作为摩尔根的第四名中国弟子，又拒绝接受批判，自然就成为批判的重点对象。他翻译的《基因论》倒成了批判者的启蒙教材。数百名对遗传学一无所知的学生，逼迫他承认自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有人劝他认错，被他拒绝。1961年4月，以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中共中央宣传部体育卫生处处长沙洪为首的中央文教调查小组前来了解湖南医学院的学术批判情况。他们听取了卢惠霖的申诉，并参加了基础部的教师辩论会，明确指出这场学术思想批判“严重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原则性的错误，应立即停止。不久，毛泽东接见上海复旦大学的生物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另一个中国学生谈家桢，鼓励科学家要坚持真理。卢惠霖得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196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卫生部联合来湖南医学院调查，对他进行甄别。
于是，卢惠霖又着手筹建遗传学研究室，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为他配备了人员。卢惠霖把一批年轻教师集中起来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培训，开设了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程。同年，卢惠霖还组织年轻教师开展植物无性杂交实验，将曼佗罗作为砧木，荷色茄为接穗，两种植物间进行嫁接。结果，杂交植物当年结出的荷色茄上出现了色素沉着，种子里还含有砧木曼佗罗所特有的莨菪碱，连花蒂上也长出与曼佗罗相似的刺。但是，把“杂种”荷色茄的种子种下，生长出的后代就把这些性状丢失。而对照组“杂交”植株上的荷色茄，仍保留莨菪碱和曼佗罗样的刺等性状。1962～1965年，他们连续3次重复进行实验，结果均证明：砧木只能影响正在嫁接中的接穗杂种，却不能将本身的性状遗传给后代。
为适应防治当时流行的乙型脑炎的需要，卢惠霖还同技术员张保先采用氢氧化铝抗原血清沉淀法开展了对长沙蚊种嗜血性的调查，取得了可靠的科学数据。
在湖南医学院副院长易见龙的领导下，卢惠霖于1963 年首倡筹建了医学遗传学研究组，并拟订了1963～1972年的10年科研规划，确定建立细胞遗传学研究室和生物化学遗传学研究室。研究组一成立，他们就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长沙市部分中小学的10091名青少年进行了色盲普查。发现男性青少年中色盲发病率为7.5%，女性发病率为0.92%。对48名色盲女孩进行家系调查，发现她们的父亲均为色盲患者。这完全符合摩尔根发现的性连锁遗传规律。
正当卢惠霖雄心勃勃全面部署遗传学研究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虽然作为“革命”的对象，“反动学术权威”，免不了被撤职、批斗，但终因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属于保护对象之列，故与同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算是很幸运的。1970～1971年，他被批准到岳阳搞血吸虫病调查和防治。“复课闹革命”一开始，他回到湖南医学院，恢复了生物学教研室主任之职，获得主编生物学讲义的权利。他亲自编写了“遗传学”一章，重新登上大学讲坛。在医学院院长李亭植的支持下，他们决定将遗传学研究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又重新主持对医学遗传学的研究。他们很快学会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染色体技术，特别是1970年代初出现的显带技术，又充分利用湖南科学技术情报站掌握的外国文献资料，取得一个个的研究成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得到很大发展。他们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染色体技术经验交流会，推广染色体技术。卢惠霖、夏家辉、张思仲成立一个显带染色体识别标准三人小组。1981年6月，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研究室举办了中国细胞遗传学培训班，培训班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主办，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遗传学家潘士芬受世界卫生组织的派遣和中国卫生部的邀请前来讲课。有来自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1名学员接受培训，其中25人进行了实验技术操作。 1937年7月，卢惠霖在长沙的《力报》上发表“我们的民族”一文，他在文中将中国人的体格与外国人作了比较之后说：“中华民族的体格，在先天方面，原是大小适中，抵抗力强，若是国人能把注重增加数量的精神，来努力于资质上的改进，充实生计，促进卫生，锻炼身体，势不难养成强健的体魄以担当救亡图强的重担的。”
人类细胞遗传学是1956年创立的边缘学科。其时，美籍华裔科学家徐觉道等发现和确定人的染色体有46条。1959年，国外报告了世界上第一例人类染色体病。196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内成立了一个遗传学小组。随后，上海复旦大学建立了遗传学研究室。可是，不久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都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到无端批判。年已古稀的卢惠霖被迫递交了“退休申请书”。他惟一的要求是保留进图书馆看书、查资料的资格。1972年，他还经常到湖南省科技情报站查阅资料，将有关染色体显带技术的资料译成中文，在国内率先掌握了人类染色体的G显带技术。1977年，湖南医学院建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医学遗传学研究室。他与同事们分别从人的外周血、皮肤、羊水取样进行研究，又建立了一整套代表1970年代水平的细胞遗传学技术。1981年7月，夏家辉、李麓芸又建立了能代表1980年代水平的人类高分辨率G显带染色体技术，并将其应用于临床。
一开始从事细胞遗传学研究，卢惠霖就确立了为临床服务，为计划生育特别是为人类优生服务的方向。1970年代初，他们便与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胡信德、附属第二医院内科主任伍汉文合作（1963年胡信德在中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羊水穿刺产前诊断）。1973年4月，他与伍汉文合作开办染色体专科门诊，诊断男女性别畸形。1979年4月，他又与本校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胡信德教授、李麓芸讲师合作，首先在国内开设了定期的染色体病咨询门诊，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和宫内检查，预测胎儿的健康状况。
此外，卢惠霖指导研究生肖广惠、许发明、许嘉、何小轩等开展了特殊染色体病的研究，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如他们提出了“家族性断裂重接热点”的新概念；研究了睾丸决定因子在Y染色体上的位置和Y染色体短臂的遗传效应；探讨了经典的里昂假说。多年来，他们发现的异常核型有75种，均载入国际人类染色体异常核型登记库。
1976年，他们在研究鼻咽癌淋巴母细胞的染色体核型时，发现了一条EA染色体。经过反复追寻，特别是由于夏家辉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条染色体的来源，确定它是由三号染色体短臂易位到一号染色体长臂末端而形成的。中山医学院肿瘤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相继证实了他们的发现。据悉，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一条与鼻咽癌相关的组份明确的标记染色体。这为鼻咽癌的病因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
1975年，他们发表了一对单卵双生子同患鼻咽癌的染色体组型、血清及指纹分析等珍贵资料。这些在当时的世界文献中亦为首次报道。随后，卢惠霖、夏家辉又与四川的张思仲一起，在国内第一次研究和发表了《中国人染色体G式显带模式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得到很大发展。他担任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
1990年，在沈阳召开了全国医学遗传学代表大会。他已90高龄，仍亲自前往参加。 世界卫生组织（WHO）1981年发表的资料说明：人类中的遗传病负荷已达10.8%，即每10个人中就有1.08人带有遗传病因子。人类中已肯定的遗传病有2811种，染色体病300余种，其发生率占新生活婴的0.5%～1.0%。
卢惠霖和他领导下的医学遗传学研究室早就对前来求诊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优生优育的宣传，对某些遗传病进行家系调查，查找异常染色体的来源，并且通过羊水或绒毛检查来确认胎儿的健康情况。一旦发现有染色体病的患儿就动员孕妇终止妊娠。
人群中染色体病的发生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外已有许多关于新生儿染色体异常发生率的报告，但在中国此类资料尚缺。卢惠霖领导的湖南医学院医学遗传研究室从1979年5月至1982年5月，用了3年的时间对长沙市北区3家医院连续出生的3415名新生活婴进行了染色体G带检查，发现染色体异常者26例，发生率为7.6‰；染色体变异者55例，发生率为1.61%。这一工作为中国制定优生优育政策及染色体病预防计划提供了珍贵的群体资料。
同时，他还指导建立了生物化学遗传学研究室，由张少英负责。该室能检查测定十多种代谢缺陷病（后来此项工作由生物化学教研室负责）。在群体遗传学调查中，邹良秀等发现了家族性多指（趾）、并指（趾）畸形，家族性脂肪瘤等典型病例。
1979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类与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在长沙举行。卢惠霖主持了会议，他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大会开得非常圆满。要求参加的达300多人。会上他报告了中国医学遗传学的成就，提出中国应重视发展优生学，这在当年是很需要勇气的倡议。谈家祯作了题为“从遗传学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报告。卢惠霖请吴旻作了题为“关于优生学”的报告。当时优生学还是一个禁区，吴旻的报告引起轰动。这个消息先在新华社的内参上发表，后来各报纷纷刊载。被禁锢30年的禁区终于打开。会上卢惠霖又被选为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医学遗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到了1981年，湖南医学院两个附属医院妇产科和医学院基础部有关专业人员组成生殖工程研究组。卢惠霖的小女儿卢光琇是湖南医学院58级的医学生，原在湖南衡阳地区人民医院任外科医师，后为了照顾老母调回本校任局部解剖学和外科手术学讲师，她毛遂自荐，改行挑起了生殖工程研究的重担。研究组创建时一无房子，二无设备。除卢光琇和范立青外，其他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了。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卢家开的“父女店”。1985年，生殖工程研究组扩大为生殖工程研究室。
1981年，他们将第一批健康人精子放到-196℃的液氮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2年这一技术在临床上用于人工授精。1983年1月，在本校附属第一医院朱敬璋医师的协作下，中国第一例人工授精男婴诞生。随后，100多名人工授精的婴儿相继出世。接着，卢惠霖指导进行了试管婴儿（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研究。当时国外已有3000多例试管婴儿，而在中国尚属于空白。湖南省政府从本来就很紧张的外汇中拨出10美元，资助卢惠霖、卢光琇的生殖工程研究，他们得以买回急需的仪器设备。省政府另外还资助了两万美元送卢光琇、徐立礼到国外去学习关键性技术。两个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专家密切合作，制定了为期三年的科研计划，组建了具有国内第一流水平的生殖工程研究室。这个课题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1988年6月5日和7日，两例试管婴儿先后在湖南医科大学两所附属医院诞生。其中一例是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
卢惠霖与美国Temple（坦波尔）大学发育生物学家牛满江教授共同签署了《十年科研规划协作书》。卢惠霖、牛满江作为学术带头人，经过协商拟定了科研方向及研究课题。他们计划先建立哺乳动物模型，从生殖细胞入手，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手段，改良哺乳动物的基因，从而改善新一代的遗传素质。
1988年，“全国生殖技术及其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研讨会”在湖南岳阳市召开。卢惠霖和卢光琇研究员报告“关于生殖工程与法律、伦理问题的商榷”。1989年10月，卢惠霖参加国家人事部和湖南省人事厅主办的“生物技术高级研讨班”，发表了“全国有关专业力量（生殖、发育和遗传工程工作者）联合起来，为提高新一代儿童天赋素质协作攻关”一文。 几十年来，卢惠霖从当小学、中学教师，做到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在医学院里，他先后讲过普通生物学、寄生虫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人体胚胎学、遗传学等课程。他的讲课很受欢迎。讲课前他总要认真备课，查阅文献，使教学内容跟上科学发展的前沿。
他编写过许多教材，包括公开出版的及院校内部适用的，如《原生质、发育》（华中院校、医学院生物学教材，1953），《胚胎学大纲》（湘雅医学院教材，1953），《普通生物学》（与张敦厚、何鸿饿恩合编，1953），《普通生物学》（中南地区医学院校教材，1956）。
他重视教学方法。1940年在沅陵雅礼中学任教时他在学校里办了一个生物展览会，一时县城轰动，市民纷纷前来参观。有些小学生通过显微镜看到了微小的生物，激起对科学的兴趣。在科学普及方面，卢惠霖也是一个先行者。1950 年代，他就提出“三段五步”教学法，在湖南医学院率先实行预讲制度。为使内容形象化，他在讲授人体胚胎学时在课堂上用橡胶泥将胚胎的发育过程捏出，非常生动好懂。
湖南医学院于1981年举办中国细胞遗传学培训班。1980年以后，办了5期全国宫内诊断细胞遗传学训练班，学院为省级医院和医学院的妇产科主治医师，先后培养临床细胞遗传学技术骨干100多人。
1978年，他开始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到逝世时为止共培养硕士研究生24名。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一共培养博士研究生6人。
他诲人不倦，但要求极严。受过他培养的学生，对师恩铭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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