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如何阻止三星

谁在瓦解三星?

来源：智通财经网+关注04-26

953年，三星成立韩国第一家大型制糖企业，3年后就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韩国对糖的进口依赖度也从100%下降到7%1954年，三星成立的毛纺织企业“第一毛织株式会社”，仅用6年资本就翻了30倍……如今，集团旗下85家子公司，几乎控制了韩国人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三星帝国，正遭遇近10年来最大的盈利危机。

在韩国，三星是神一般的存在。

朝鲜语中，“三”有“大、多、强”的意思，“星”意为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也确实如名字那般惊人的强大和光彩夺目。

1938年，三星刚成立时，主业只不过是向东北出口农产品和生产制作面条。

可是，它几乎每一次跨界都能做到韩国最强。

1953年，三星成立韩国第一家大型制糖企业，3年后就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韩国对糖的进口依赖度也从100%下降到7%1954年，三星成立的毛纺织企业“第一毛织株式会社”，仅用6年资本就翻了30倍……

如今，集团旗下85家子公司，几乎控制了韩国人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星生命是韩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三星物产是韩国最大的建筑公司，迪拜塔、吉隆坡双子塔、台北101大厦等地标建筑都是它的作品三星重工旗下造船厂是韩国第一大造船厂，每年可以建造40艘万吨以上的货轮，山东威海和浙江宁波都有它的工厂遍布韩国的新罗酒店也是三星的……

最夸张的是，连韩国最大的军火商也是三星，坦克、装甲车、战斗机都能造。

三星集团的营收约为韩国所有企业总收入的33%、韩国GDP的20%，直接或间接养活了几乎一半的韩国人。

“韩国人的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这是对三星帝国统治力的最佳描摹。

大部分韩国人，在三星的医院出生，在三星的学校读书，穿三星生产的服装，用三星电子产品，在三星的酒店结婚，在三星造的公寓里生活，最后在三星的医院里离世。

不过，在成立的最初30年里，三星的统治力只局限在韩国国内。直到1960年，韩国还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80美元，约为北朝鲜的三分之一。

1960年代末，以三星电子成立为节点，这个庞大的集团才真正具备了全球影响力。几乎与此同时，韩国的经济随之腾飞。

三星顺利将统治力延伸至全球。从平板电视业务开始，三星的存储器、面板等20多种业务先后登顶全球，世界第一拿到手软。

2017年，三星帝国的权势达到顶峰。

这一年，它拿下了有史以来最有份量的两个全球第一：一是终结了英特尔垄断25年的全球第一大芯片厂商的位置二是打败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公司。

可是，过去一年，三星帝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2019年，占据集团6成营收的三星电子全年营收230.4万亿韩元(约合1956亿美元)，同比下滑5.5%净利润21.74万亿韩元(约合185亿美元)，同比下滑51%。

51%，是三星电子近10年来最大的利润降幅。

可怕的三星帝国，究竟怎么了?

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半导体。

近几年，半导体业务贡献了三星电子7成以上利润。可2019年，这个赚钱机器的运营利润只有14.02万亿韩元，较上一年暴跌近7成。

除了半导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产品价格锐减外，挑战主要来自日本。

2019年7月，日本宣布加强对韩国的出口管制，将对半导体材料进行严格审查。

表面看来，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只是韩国劳工的赔偿争议。事实上，这场贸易暗战的双方积怨已久。

三星的半导体王座，正是从日企手中夺过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重金押注的半导体产业，被日本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技术优势反超。反日情绪日渐强烈，“Japan Bashing”(痛击日本)成了美国人口中的高频词。

在英特尔等财团的游说下，美国政府通过《超级301法案》《美日半导体协议》《广场协议》等，以关税和汇率两大手段制裁日本半导体产业。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价崩盘，宣告其彻底退出了与美国的PC话语权之争，半导体产业也自此走上下坡路。

在美日博弈中，美国大力扶持韩国制约日本，三星从中受益匪浅。

美国先是默许三星收购仙童在韩国的半导体子公司，让三星正式涉足半导体产业然后又通过美光科技的技术转让，对三星进行技术扶持。

最关键的是，美国在对日企加收100%关税的同时，只对三星象征性地多征收了0.74%的关税。

转折从1984年开始。

当时，半导体存储器进入低谷期，64K DRAM的价格从4美元/片，一路降至0.3美元/片，NEC等日本厂商纷纷减产。

三星芯片的成本价是1.3美元/片，卖一片亏1美元。

但利用对美关税优势和政府财政补贴，三星逆势扩张，疯狂扩大产能。同时，不断重金从日本半导体公司高薪挖人搞研发。

对此，日本NHK还拍了一部三星窃取东芝半导体技术的纪录片——《重登顶峰·技术人员20年的战争》。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当年，三星超越日本NEC，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

后来，日本人如法炮制，将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整合成日本“国企”尔必达，长期提供低息贷款，与三星对抗。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价格再次雪崩。

三星故技重施，再次对日企发动“自杀式袭击”，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总利润的118%，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扩大行业的亏损。

DRAM价格一度跌破材料成本价。

2012年，尔必达终于支撑不住，宣布破产。到2017年，东芝的闪存业务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曾经称霸半导体行业的日企尽数熄火。

三星彻底击垮日本对手。

可是，当三星在难逢敌手的半导体行业躺赚时，日本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不断对更上游的半导体原材料和设备进行技术深耕，悄悄加强对半导体行业的隐形布局。

目前，韩国60%的电子厂严重依赖日本技术和产品的输出。14种核心的半导体材料，日本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达到52%，并且还在持续提升。

此次，日本发动制裁的三种材料垄断地位显著。韩国工业数据显示，2019年前5个月，韩国94%的氟化聚酰亚胺、92%的光刻胶以及44%的氟化氢来自日本。

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三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被自己彻底打败、甚至蹂躏过的对手，竟以这种方式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2019年，三星的显示面板部门利润同样大幅下滑，运营利润从2018年的2.62万亿韩元，下降至1.58万亿韩元，同比降低39.69%。

与半导体类似，三星显示面板的霸主地位也是利用反周期打法从日企手中夺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日企一度控制着全球液晶面板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到1998年，三星凭借逆周期烧钱打法，在连续7年亏损后熬垮日企，液晶面板出货量达到世界第一。

只不过，因为新对手的出现，躺着赚钱的好日子并没过多久。

就在三星的第一条LCD液晶面板生产线开建的1993年，王东升带领员工自筹650万元，对连年亏损的774厂(北京电子管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创办了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的前身)。

京东方最初的方向是CRT显示器，王东升接任后才开始主攻LCD生产技术。

三星当时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台湾。

日企败给三星后，开始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扶持台湾企业与之对抗。2000年前后，台湾液晶面板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友达光电、奇美电子、广辉电子、中华映管和瀚宇彩晶组成的台湾“面板五虎”，实力最为强劲。

三星和台湾“面板五虎”虽互有博弈，但在q口对准中国大陆这件事上，却惊人的一致。

国家发改委曾公告称，2001年至2006年的6年时间里，三星、LG、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瀚宇彩晶六家企业，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共计召开53次“晶体会议”。

会议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在中国大陆境内销售液晶面板时，几家一起作价，联合 *** 纵市场。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联手垄断、抬价，导致液晶面板一度占据电视机总成本的三分之二，大陆彩电业叫苦不迭。

2003年，京东方以3.8亿美元将韩国现代的液晶面板业务收入囊中，中国大陆才正式涉足液晶显示领域。

两年后，京东方投资的第五代TFT—LCD生产线正式投产。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条自主建设的液晶生产线。当时，整个彩电业兴奋不已，人们以为从此可以告别没有自主液晶屏、被外商联合掐住脖子的时代。

然而，等待京东方的却是更加猛烈的暴风雨。

2005年，台韩联手发起价格战，希望将京东方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年，国内台式电脑显示器的价格从3000多元骤降至1000多元。

受此影响，2005年和2006年，京东方分别巨亏15.87亿和17.71亿。一旦京东方倒下，台韩便会再度联合抬价。

京东方苦苦支撑，等待转机。

2008年，金融危机将面板行业拉入新一轮低谷期。台湾面板产业接近停摆，开工率不足4成，面板有产无销。

2009年初，大陆向台湾伸来援手，九大彩电厂商两次赴台采购超1200万片显示屏，交易总金额达到44亿美元。

不过合作并没持续太久。

很快，恢复元气的台企开始变脸，把后续生产的面板优先供应给韩国。韩台再次联手，短短5个月，大陆面板价格飙升了30%。

也是从这时起，大陆决定扶持自己的面板产业，默默向京东方定增了120亿。

2009年，有了钱的京东方开始疯狂扩产，6世代线、8代线、8.5代线相继开工。李东生也率领TCL与深圳市政府合资成立了华星光电，杀入面板行业，一出手就是245亿。

一石激起千层浪。台韩面板企业迅速跟进，在大陆投资建厂。京东方和TCL引领了一场全球面板产业的军备竞赛。

2010年以来，TCL总计融资162.37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作华星光电的研发和产能扩张。京东方的总投资更是超过4000亿。

产能的极速扩张，直接把LCD面板的价格周期砸没了。2011年以来，面板价格一路向下，几乎没有反d过。

凭借逆周期投资，京东方终于打赢翻身仗，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的LCD液晶面板厂商，在5个细分领域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一。

三星渐渐招架不住。别说是和京东方、华星光电争夺市场了，连三星自己的LCD面板都有60%来自大陆供应商。

今年年初，三星和LG相继宣布在2020年底彻底退出LCD面板市场。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略溃败。韩媒直言：“三星和LG在液晶面板领域，已经被中国攻势击溃。”

面板行业有两宝：一是有钱，二是能熬。钱和熬组合成了三星著名的“逆周期投资大法”，7年亏损换来王者地位。

结果，京东方等大陆企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三星最擅长的打法打败了三星。

更可怕的是，在三星退守的OLED市场，京东方同样实现了技术攻克，并在加紧追赶。

韩国信息显示器学会会长柳在秀认为：“虽然韩国在OLED领域暂时保持优势，但两三年内预计就会被中国赶上。”

此刻，三星最担心的是，LCD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很多人以为，三星手机业务的转折点是2016年的爆炸门。

事实上，早在2014年，三星手机就已经失去了与苹果叫板的能力。

从1988年发布第一款手机SH-100开始，三星手机虽然不如摩托罗拉、诺基亚、苹果那么耀眼，但14款销量突破1000万台的“机皇”，让它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直到2007年，乔布斯现场演示第一代iPhone，才将三星和众多手机厂商远远甩在身后，变得暗淡无光。

三星决定发起反攻，杀手锏是一项革命性的屏幕技术——Super AMOLED。这种屏幕可以自发光、反应速度快，且大大提升了显示效果。

过去，三星这个品牌等同于廉价翻盖手机和漂亮的电视机，无法与苹果、黑莓或诺基亚相提并论。为了进军高端市场，三星专门成立子品牌“Galaxy”。

从2010年3月，三星的Galaxy S首款产品发布开始，凭借着足以媲美苹果的硬件和苹果没有的大屏，三星手机大获成功。

2012年，三星手机不仅将诺基亚挤下世界第一的宝座，还占据了全球手机行业近40%的利润，一夜之间成了三星最赚钱的部门。

截止2014年，三星Galaxy S系列产品销量超过1亿台。苹果在智能机时代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

可是，两强相争的时代没能维持太久。

2014年，三星移动部门的利润从前一年的6.7万亿韩元锐减至1.75万亿韩元，降幅高达74%。

这一年，三星手机的出货量为3.182亿部，比上一年略有提升。利润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销售均价的下滑和成本的提升。

销售均价下滑不难理解。这一年，苹果终于推出大屏机而小米更是凭借超高性价比，成为该年度最成功的厂商，从三星手中夺走了中国市场的销量王座。

面对苹果(AAPL.US)和小米(01810)的夹击，三星只能进行价格竞争。

可是三星手机60%以上的零部件是自给，加工也是自己负责，成本为何会大幅增加?

冲击同样来自苹果。

苹果和三星的关系颇为微妙。终端业务上是对手，但在半导体、面板和代工业务上，苹果却是三星的大客户。

从2007年乔布斯发布第一款iPhone开始，苹果的屏幕、内存闪存、3D感应模组等重要零部件几乎全部来自三星。

可是，从2014年，苹果开始大力推行去三星化，一旦出现在技术、产能上可以与三星匹敌的供应商，苹果会马上放弃三星。比如，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独家供应商，就从三星变成了台积电。

因为“去三星化”，其它部门成本攀升然后又将成本转移给三星手机，导致其利润大减。

回过头看，三星手机的成功，得益于垂直整合战略下的全产业链布局：从上游CPU到存储芯片、显示面板等关键零部件，从中游手机设计、组装、制造再到下游销售渠道，三星应有尽有。

这让三星可以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同时还可以利用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定价权，牵制对手。像华为和HTC，都因此吃过大亏。

不过，垂直整合战略，弊端同样明显。它不是通过终端需求来决定零部件和技术研发方向，而是先确定零部件和技术，再决定整合成什么样的产品。

这导致三星手机的创新点，始终局限于屏幕等零部件，比如大屏、曲面屏、打孔屏、折叠屏等。

并且，每次新技术诞生后，在产能良品率爬坡的关键期，三星手机都是第一个试水的“小白鼠”。产品质量危机频发与此不无关系。

在三星内部，成立较晚的手机部门话语权和地位不高。不但内部零件的拿货价和工厂代工费极高，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也都被用作上游业务研发。

比如，2015年，三星25.5万亿韩元的资本开支中，有19.4万亿投向了半导体和面板业务2019年26.9万亿韩元的资本支出中，22.6万亿韩元依然投向了半导体。

垂直整合战略下，三星帝国各业务部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顺境时，成倍放大收益。逆境时，某项业务的危机也会迅速传导至其它业务，甚至演变为集体衰退，伤害成倍增加。

三星引以为豪的优势，同样也是它的软肋。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去三星化”成为苹果钳制三星手机的重要武器。

2014年以后，尽管三星手机苦守住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但利润被苹果远远拉开，市场占有率也被华为、小米等不断蚕食，三星几乎只能被动挨打。

而最大的隐患是，一旦终端业务彻底失守，三星的存储器和面板卖给谁?技术研发和逆周期布局的钱从哪里来?

任正非说过：“有的技术即便我们做出来了，也不用。我们吃肉，也让友商喝汤。”再看苹果，零部件和代工几乎都是用人家的，结果赚了最多的钱。

唯独三星，什么事都要自己做，什么钱都要自己赚。

所以说，做生意千万不要想着所有钱都自己赚。给别人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

1、芯片危机

前几天，“华为没有芯片了”登上热搜，牵动亿万民心。

华为业务总裁余承东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表示，华为手机上半年发货1.05亿台，销售额高达2558亿元。本来可以超过三星，但在美国的制裁下未能如愿。

与此同时，他还发布了一个坏消息。由于美国的第二轮制裁，华为高端的麒麟系列芯片只能支撑到9月15日，这可能是最后一代麒麟。

▲ 余承东

美国的制裁，事实上非常精准。华为可以设计芯片，但是无法生产。5nm高端芯片，目前只有两家公司拥有成熟的技术，那就是台积电和三星。

台积电的停止代工，确实是一场灾难。

而三星作为对手，当然更指望不上。然而，三星的发家史，却可能带给我们帮助。

在以芯片为核心的半导体行业，有两个让人震惊的事实。

一是当今的霸主竟然不是美国，而是我们的邻居韩国。早在2017年，三星就在半导体领域问鼎世界第一，推翻了稳占25年龙头的英特尔。不仅如此，SK海力士还占据了第三名。

二是半导体产品比石油还要暴利。同样在2017年，中国进口了2601亿美元的芯片，竟然比石油还多。而芯片，占据了大约80%的半导体市场份额。

如此顶尖的产品，天下三强有其二，小小的韩国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

更恐怖的是，韩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起步比美国晚了20年，他们为什么能够后发先至呢？

我们不妨从韩国的代表企业三星身上寻找答案，也许这个答案能够为中国的企业带来启示。

2、始于足下

三星的发家史，比韩国的 历史 更加曲折悠长。1938年，李秉喆在大邱市创建了三星商会，主要往中国东北出口干鱼、水果和蔬菜。

为什么叫三星呢？这里包含一个远大的志向。

“在中国，一为最大，在韩国，三为最大。太阳有冷热之变化，而星辰却永恒不变，我就是要建立一个庞大而永恒的企业。”

▲ 当年的三星商会

乱世之下，企业连生存都是难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为了应对美国的反击，三星95%的产品被收为军饷，商会摇摇欲坠。

好在福祸相倚，二战后日本被迫归还了朝鲜半岛，同时把产业转让给了韩国人。李秉喆也凭借政治上的关系，购买日方产业成为了崛起的财阀势力。

后来韩鲜战争的爆发，再一次让三星梦碎。但在韩国政府的强力扶持下，战后的三星迅速恢复了元气，在制糖、毛纺和肥料方面成为了韩国的龙头。

▲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

对于雄心远大的李秉喆来说，韩国被殖民与吞并的 历史 ，一直是心头的大痛。他时刻不忘实业报国，寻找着适合韩国发展的高附加值道路。

有一次，他前往日本东京电子工业团地参观，三洋电机会长井植岁男的话让他豁然开朗。

“电子工业从以沙子为原料的硅片到录像机，都是从无到有的产业，其附加值高达99.9%。”

1969年1月，他回国就建立了三星电子，把电子产业的心脏——芯片，当成了毕生的事业。

▲ 韩国首尔1960年代街头

对于起步落后美国20年的三星来说，要发展芯片谈何容易。高端产品早就发展为城堡，有层层专利筑起来的坚固壁垒，对方可以轻易地击杀攻城者。

在当时的芯片界，美国的仙童、镁光、摩托罗拉，日本的三菱、东芝、夏普，早就抢占了制高点，哪里还有新手的位置？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秉喆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默默地积蓄着力量。

3、血亏不弃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狂涨两倍多，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14%。

李秉喆却在一片混乱中看到了机会，他无视管理层的警告，竟然在第二年自掏腰包，入股濒临破产的美国半导体公司Hankook。

这一冒险至极的举动，为公司推开了芯片的大门。1978年，他又成立了三星半导体，决心进军芯片领域。

原先忠告“韩国经济水平低、不适合发展半导体”的日本企业，见此情形后立刻警觉起来，尽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的流失。

70年代，三星的电视机畅销世界，但只是些边缘的技术，李秉喆对芯片仍魂牵梦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等待了十几年之后，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1982年，他前往美国考察时，敏锐地发现了美日关系的裂痕。日本的256K DRAM内存芯片已经批量生产，美国的256K DRAM才研制出来。

美国感到了威胁，于是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美国商务部决定调查日本芯片的廉价倾销。

李秉喆趁着美国对日本的敌意，在1983年建立了首个芯片厂，并在年底研发出了64K DRAM，成功在第二年出口到了美国。

64K DRAM在技术上落后了4年，属于最低端的芯片，本身没有多少竞争力。日本企业更如群狼，他们联合起来降低价格，从每片4美元降到了0.3美元，企图消灭一切对手。

▲ 日本夏普

当时三星的成本为每片1.3美元，每卖一片就要血亏1美元。面对着巨额的亏损，李秉喆并没有后退，反而加大了赌注，以逆周期投资的方法研发更大容量的芯片。

1986年底，他已经赔了3亿美元。但形势正如他的预判，英特尔等厂商因为持续掉血退出了DRAM市场，谁能够撑下去谁就有可能赢得未来。

美日的半导体战争持续升级，三星则静待时局的变化。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4、渔翁得利

由于日本厂商DRAM的低价策略，眼看着就要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王者。力不从心的美国在1987年3月，宣布对日本产品实施反倾销关税。

面对美国的制裁，日本只能减少产量以提升价格，结果导致了美国市场的供不应求。三星生产的256K DRAM则趁机填补了空缺，一举摆脱了亏损，站稳了脚跟。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美日的半导体大战，笑到最后的却是韩国。在扭亏为盈之后，三星继续全力研发更大容量的DRAM存储芯片。

到1992年，三星已经和美日并驾齐驱，并抢先研究出64M DRAM，成为了行业引领者，从此晋升为世界第一大DRAM制造商。

▲ 时至今日，三星自研的5G基带芯片，同样为世界顶级

从1969年的芯片梦，到1983年的首个芯片厂，三星用了23年时间实现了梦想。

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当然是美国的大力扶持。 美国不仅仅在技术上帮助了韩国，更拱手把美国市场让给了韩国。

当美国对日企征收100%反倾销关税时，对三星的关税只有0.74%。如此大的差别对待，使原本处于劣势的三星反败为胜，攻陷了原本日企占领的美国市场。

其次，三星重金吸收全世界的顶尖人才。 1986年，三星就挖走了日本东芝的生产部部长。

等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他们更是以3倍的工资挖日本的技术人员，配备4室1厅的公寓，还安排了秘书、厨师和司机。

然后，三星还建立了情报机构，专门收集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动向，并秘密拉拢两国的技术人员。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三星通过情报知晓了东芝在闪存芯片方面的突破，果断向东芝发出了合作邀请。经济窘迫的东芝为了续命，只得答应了请求。

▲ 日本东芝

正是东芝的闪存技术，帮助三星赶超了竞争对手，最终问鼎了DRAM和闪存领域的世界第一。

不得不感慨三星的深谋远虑，这完全是一场经典的战役。从全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待时机成熟时，不仅全面收复失地，而且发起了反攻。

5、技术至上

当然，三星芯片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韩国政府的鼎力支持。

比如1982年到1987年的“半导体工业振兴计划”，韩国政府提供了3.46亿美元贷款，极大地刺激了行业的发展。

在研究4M DRAM时，直接由政府部门牵头，联合了六所大学，配合企业界的三星、LG、现代共同技术攻关。在三年的研发里耗资1.1亿美元，政府承担了57%的费用。

许多人看到三星时，会下意识地轻蔑，觉得三星不过是依靠美国的全力扶持，才走向了崛起的道路。

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公司，正是以这种方式发家。日本也是得到了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美国独立更是多亏了法国的帮忙。

关键在于，当机会来临时，你有没有准备好，能不能抓住它。

比起运气来，三星崛起更大的原因是对技术的尊重：冒险收购先进企业、重金吸收顶级人才，哪怕多年亏损也不改初衷。

因为有了这些充足的准备，韩国才抓住了美国赐予的良机。

正如同李秉喆所说： “技术的支配者将支配全世界。”

李秉喆去世于1987年，并没有看到韩国芯片的称霸，但他的儿子李健熙带领三星实现了他的梦想：

“摆脱个人企业的范畴，为了通过技术的先进化，给后世留下一个富裕的祖国，向最尖端的半导体事业进军。”

从一片荒芜，发展成为枝叶葳蕤的森林。三星的霸业，成就了无数韩国人心中的世界第一。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摆脱贫困，都必须借助技术。而发展技术离不开唯才是举、知已知彼，还有实业报国的志向、破釜沉舟的勇气。

不管前路有多么危险，发展技术是华为唯一的出路，也是每一家有远大志向公司的出路。

作者：令狐空

1987年中曾根首相任期将满，加上舆论界不断揭露其有受贿嫌疑和桃色事端，中曾根打算隐退。他为自民党继续执掌政权和避免党的分裂，指定党内最具实力的竹下登为自民党第12任总裁。同时也把提携竹下登大藏大臣作为跟随他多年的回报。中曾根的这些考虑和决定也正符合自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所以，竹下登在自民党内通过出任总裁，又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他成为日本政府第74任首相。1987年11月，竹下登正式上任，并受国会之命组阁。竹下登终于登上了首相宝座，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竹下登上台后，奉行一套所谓竹下政治。首先他重视人际关系，认为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他提出“责任自己承担，功劳给予别人”的照顾原则。这意味着优先的政治价值似乎不是信念和原则的始终一贯，而是与伙伴的交际和合作是高于一切的。其次是控制官僚们。他十分器重竹下派在各省厅的人士，他们都是各省厅决策的实权人物，同时他们与社会各界又有着密切的、广泛的联系，显然这种广泛的统治基础是使政权稳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最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国会之子。竹下登说：“总理大臣是由国会指名的，因此，国会对我来说如同主人。尊重主人所说的话是理所当然的，”这番话的真实用心是使执政党和在野党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此外，竹下登还用“人人皆朋友”的口号来加强他的联系网络，这是以其母校早稻田大学的校友为核心的一个关系网，由此去联系财界和各界的实力人物，他就像是一个大型蜘蛛网中的大蜘蛛，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 *** 纵着日本的上上下下。

不过他要使各界的利益绝对平均是难以做到的，竹下派内部由于少数人没有能得到企望的职位而牢骚满腹，在野党更不用说，因此对这位“娃娃脸”首相始终不会用敬畏的口吻称其为“老头子”。正因为这样，竹下登要想长期坐稳首相这把交椅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一旦出现政治台风，竹下首相的政治大厦难免就会动摇倒塌和崩溃。 竹下登长期担任党务及内阁财经要职，过去很少发表系统的内外主张。他上台后推行的内外政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效仿、承袭逐渐显露“竹下色彩”；二是姿态柔和，给人以“鸽派印象”。

在内政方面，他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曾根内阁的“税制、行政、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刹住了中曾根时代高腾不已的地价，一举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税制改革。于1989年4月开始实施消费税，经济上坚持落实外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方针。并推行振兴地方经济的《日本列岛故乡论》，强调把日本建成美好而充满活力的家园。他的使国民物质丰富、精神充实、乐趣倍增的设想，主要是从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及大平正芳的《田园城市计划》为基础而发展的。制定土地政策；建立健全而灵活的财政制度，充实社会资本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进行税制改革。

对防卫问题，他主张贯彻专守防卫、非核三原则及文官控制制度，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1988年2月22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不做军事大国是日本的国策，并在访问朝鲜和中国时重申这一原则。与此同时，他强调，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规定，从质的方面提高防卫力量。舆论认为，竹下内阁不像中曾根内阁那样锋芒毕露，给人以鸽派印象。 多对外政策方面，他表示将继承中曾根路线，并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为外相，特请中曾根筹建“高水平”的和平战略研究机构，为其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从他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开频繁的出访活动看，逐渐突现出与中曾根有别的竹下色彩。首先强调推行和平与诚实的外交。竹下登在《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一文及施政演说中说，要立足于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形成多边而开放的市场，使日本的发展寓于世界繁荣之中。

其次是，他主张以日美友好为基轴，加强与自由世界的连带关系。他强调为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繁荣，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乃至解决世界范围诸问题，都必须与美国紧密合作。他把缓和当时日趋紧张的日美经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首先致力于解决日美经济摩擦，特别是缓和因“半导体事件”“东芝事件”而趋于紧张的日美关系，先后两次访美，就开放市场，缩小贸易黑字，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全球战略分担责任问题同里根、老布什总统举行会谈，因而上台后根据美国的“要求”，为美国挑担子：一是出席东盟首脑会议和访问菲律宾，许诺为创设“东盟、日本开发基金”3年内提供20亿美元；为协助阿基诺政府稳定政局，决定提供800亿日元贷款及用于修路的140亿特别日元贷款。二是1988年1月访问美国，并作出了一系列许诺：修改旨在增加驻日美军经费的特别协定。关于向美国开放12种农产品市场问题，原则上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议。同意美企业参加特定公共事业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朝鲜，参加卢泰愚的总统就职仪式，并与卢泰愚举行了会谈。就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汉城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成立21世纪委员会设想，贸易逆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对卢泰愚要求为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搭桥”问题，竹下表示了想积极起中间人作用的热情。

第三、重视亚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强调“亚洲重点主义”为其一贯主张，日本应在亚洲发挥巨大作用。竹下登上台后强调，在以日美协调为基轴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以增进与韩国、中国、东盟等邻国的关系为主要课题，积极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日本的“故乡”基点是亚洲。将来，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平等的地位齐聚一堂，举行太平洋国家首脑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对苏强调一贯的基本方针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而后缔结和约，建立真正相互理解为基础的稳定关系，并继续根据这一方针，努力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树立友好睦邻关系。

第五、竹下登的对华态度具有适应形势变化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他曾追随“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派，但在田中角荣势力上升，发展中日关系已是大势所趋时，他加入了田中派，并积极支持田中恢复中日邦交的方针。此后，他3次参加自民党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在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竹下内阁态度较积极。1988年宣布提供第三次日元贷款，总数达8100亿日元。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例如，关于侵华战争问题，他说：“对战争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种种评价，有的认为是侵略战争，有的认为是偶发事件。”又如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表示不管以正式还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该神社将于1988年4月举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对沿袭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参拜问题，表示将视中国的反应和国内的动向再做最后决定。但他解释参加“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动机时，他说是以朴素的感情，去追悼战死者及祈祷和平。再如对光华寮问题，1987年10月，他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组织“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召开的会议上说：“日中联合声明是日中关系的根本，”但不论对光华寅或对防卫费突破1%的问题，日本都要采取该说的就说，求得对方谅解的态度。”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3次表态，均反复强调“三权分立”，谋求“中方理解”，由双方努力解决等主张。

1988年春天，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发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国”，“芦沟桥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历史的谈话，竹下对此并不以为然。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作出明确的回答。竹下首相为此召集多次国会会议，在会上他对此事既不肯谈他对侵略定义的见解，也不肯触及天皇的战争罪责。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和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会直接损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良后果。日本国民对政府不珍视日中友谊的言论表示不满。竹下首相自感无言以答。5月13日，国土厅长官奥野在国内外双重舆论的压力下向首相提出辞呈，竹下虽留恋旧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奥野辞职，任命早稻田大学同窗学友海英勇接任。

奥野的辞职使政府的基础受到了一定损伤。竹下登首相自奥野辞职后，竭力设法挽回不良影响。正当他企图巩固政权，欲展宏图之际，1988年爆发了日本产业公司“里库路特公司”贿赂政界、财界和新闻界的特大贿赂案。这一丑闻使竹下登从高山之巅掉进了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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