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图书出版有怎样的体系？

明代作为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图书出版业的体系完善。明代图书发行渠道、出版的图书类型、图书价格、图书发行宣传、图书出版管理等方面皆远逾前代，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景象。

明代学术环境轻松，所以学术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空间，著述日渐丰富起来，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为图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使得明代图书发行有了更扎实的基础。

明代图书的发行渠道总括起来有如下3种：一是固定店铺；二是集市贸易；三是流动售书。

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城镇店铺贸易十分活跃。都城北京作为全国书业中心书铺林立。北京自明永乐建立都城之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伴随着刻书事业的迅速发展，固定店铺书售也非常活跃。特别是在正阳门、宣武门琉璃厂一带，书铺林立。

南京的书业也很发达。著名文学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有关于南京书铺的记载，由此可见一斑。一个在金陵三山街的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自豪地说：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

集市贸易是明代城镇店铺售书的补充形式，一般来说都定期举行。比如当时北京有庙市和灯市等。

庙市以城隍庙最为著名，以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灯市即今灯市口一带，灯市期间包括书籍在内的日用商品列肆于街道的两边。

建阳则每月逢一、逢六共6个集，车水马龙，市井喧嚣。建阳出现了古代书业史上最早的以批发为主的图书集市。

流动售书即四处售书，是指书商或长途贩运或驾驶书船穿横于城市、乡村之间沿途叫卖。比如在苏州、无锡、常熟、湖州一带，一些书商利用江南水乡的便利条件，驾着一叶书舟，贩销于大江南北，不受时空限制，开拓图书市场。这些贩书船深受藏书家和读者欢迎，或待之如宾。

明代用于出版的图书类型特别丰富，图书市场上除《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外，用于出版的图书类型主要有通俗小说、八股文选本、日用类书，以及经商用书等。

通俗小说始于宋元时期的话本，明代进入繁荣发展期。从嘉靖年间起通俗小说逐渐成为畅销书。如《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青楼韵语》等，声价籍籍一时，海内争相购赏。

关于八股文选本，明代推行开科取士科举制度，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许多书坊看中这一市场机会，重金聘请文人从“四书”、“五经”的内容中各选出一二百个题目，每个题目做八股文一篇刊刻成册，即为明代中后期在市场上十分流行的八股文选本。如明万历末年，江西的陈际、艾南英等文人的八股文选本，曾经风行一时。苏杭一带的书坊，常常花重金聘请他们选文。

日用类书是民间普通大众适用的日用参考书，其内容庞杂，天文、地理、旅游、交通、养生、卜验等均包容其中。

经商用书则是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包含商业经营思想、商人职业道德、经营方法等。在当时，以《万宝全书》为书名的经商用书就有近10种。如《华夷风物商程一览》、《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士商要览》、《商贾指南》等书，尤为商人们青睐。

明代书价与前朝相比相当便宜，明代的刻本、宋刻本、抄本，它们的价格都很低廉。比如：明代刻本《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34卷，8册；明代官员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53卷；著名小说家许仲琳撰《新刻锺伯敬先生评封神演义》20卷，100回；崇祯年间存仁堂陈怀轩刻本《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采精便览万宝全书》37卷，5册；《南华真经》，宋版，5本等。

明代注重图书发行宣传，以吸引读者，提高发行量。一般来讲，其宣传策略和方法包括：巧取书名，吸引眼球；利用“识语”，招徕读者；刊登书目，传递信息；创“评林体”，独具匠心；宣传形象，树立品牌。

书名是一书之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透视全书五彩缤纷的内容。就一部书而言，书名处在最直观、最显眼的位置，最先进入读者的视野。比如标榜刊印时间和刊印质量，宣扬版本之可靠等。所谓“识语”，一般是指为了读者阅读之需要，在图书封面、扉页、卷首等位置简单介绍创作主旨、编辑缘起、版本流传、刊刻特色等内容。一般篇幅较短，因其位置醒目，具有较好的宣传作用。

明代书商还刊登书目广告，传递出版信息。如1522年北京书商汪谅刻《文选注》，目录后列有14种书的书目广告。

评点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始于南宋时期，至明代，评点之风尤盛。其基本类型主要有“文人型”、“书商型”和“综合型”。其中，书商型评点是以追求图书传播商业效果的评点类型，以商业求利为目的的书坊主，能够迎合普通读者的需求。

所谓“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之意。就“评林体”的内容而言，其评点多是有关小说中人物及其行为的道德评判。

这类评点或是对英雄、帝王的赞美，或是对昏君、乱臣的唾骂，或是对孝子节妇的褒扬，或是对奸夫淫妇的鄙弃，符合正统的道德审美标准，抓住了读者的心理，故其评点本才有更好的阅读市场。

就“评林体”的刊刻形式而言，“上评、中图、下文”的版式具有较好的广告效果。将评点话语单独置于一栏并放在最上层，突出了评点的位置，并且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中间的插图，则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故事情节，极似后来的连环画，不停地吸引读者的眼球。

“文之不足以评补之，评之不足以图补之”，上评、中图、下文的版式使得读者可以在评语、插图、正文之间反复阅读，加深了印象。

形象和品牌是出版者的生命。明代书商在图书广告中，时时不忘宣传形象，塑造品牌。双峰堂的余象斗在万历年间刻本《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6卷，就做了这样的宣传。此书扉页的屏风插图上有“三台馆”三个小字，该图表现的是“三台馆主人”批阅《万锦情林》的情景：上栏有一人安坐，前置书桌，旁有两童侍立，疑为余文台写照。下方并列《汇锺情丽集》、《汇三妙全传》、《汇刘生觅莲》、《汇三奇传》、《汇情义表节》、《汇天缘奇遇》、《汇传奇全集》7种。旁又有3行小字写道：“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汇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余象斗将自己的画像印在版画上，上下左三处配以刻书堂名、书名，以及本书主要内容，构成了一幅很好的图书形象广告。

明代图书广告艺术可谓花样翻新，风格各异，精彩纷呈。是古代图书艺术丛林中灿烂的一枝。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对违碍国家的图书加以禁止印卖流通。明代禁天文图谶、妖言之书等。1737年颁发的《大明律》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将相、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明代禁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小说。被禁的小说有《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等，皆因其中有大量的反封建意识，对当时的政权不利。1411年明代朝廷命各地发布榜文：“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明代朝廷规定，官府刻本只准翻刻不准改刻。如建阳书坊鱼龙混杂，所刊书籍良莠不齐。为了加强管理，按察司对建阳书坊业进行处理，颁发了一批官刻“四书”、“五经”的标准本，又命建阳知县严督照式翻刊，方许刷卖。如发现问题，“追版划毁，决不轻贷”。

先破一下题。题主所言古代小说，当落在明清之间。有明一代小说成熟，清代书事多自前朝沿袭，因此这个回答，以介绍明代小说及作者状况最为切綮。其次，题主所言作者是否可以凭文致富，出版机制为何，因此回答将不涉文艺评价，单从市场营销角度都略谈一二。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著作。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且都举纺织业为例，其实书坊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这些明代书商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士大夫一样板着面孔把书籍当成神圣的东西，而是当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么作为商人就要绞尽脑汁将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进步。比如为了招徕买主，他们促进了套色印刷的出现，推动了版画艺术的进步，还初步催生了广告和版权意识；比如为了节约成本，嘉靖年间的书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时使用以平直为风格的字体，提高刻字速度，称为匠体，即后世宋体字之滥觞。宋体出来以后，刻板效率大增，制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罗先生文集》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两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页，付给刻工的酬劳是二十四两银子。若以字数来算，当时汲古阁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银子刻一百字。当真是低廉得紧。

而当时的书价又相当贵。万历年间余献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一部七本，每部纹银一两。而《大明统一志》更贵，每部纹银三两。其他书籍相对便宜，但少说也有数钱之价。比照万历年《宛署杂记》提供的价格，一两银子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上好猪肉可买八十多斤。卖书在那个时候，可谓是暴利行业了。

书商们的销售渠道非常畅通，销售理念十分先进，制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润十分巨大，那么他们还缺什么呢？

跟现在书商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 亦被搜括殆尽, 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 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写新鲜东西？没问题，但作者得有才气、有学识。古代识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从士林里找，可偏偏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当时的福建建阳，是东南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号称闽刻。建阳书商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低端市场，他们的书质量一般，胜在便宜、量大，虽然口碑不及苏杭，但市场占有率相当高。建阳书坊的商人们头脑思维灵活，对市场极其敏感，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

《精忠录》是史书，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杨涌泉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

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读者饥渴到了什么地步。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有道是十亿书商九亿写，还有一亿在发帖——当然，质量也极其堪忧。

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 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他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当时也投身到这股创作大潮，写了本书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销量不错。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 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

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

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但跟风也得有人写啊？没问题，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写过小说嘛！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 *** 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 *** 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通过与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 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

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在抓住这个主题，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市面上全是此类。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么多，又没人会编新的，于是这些人就互相抄袭，让这类书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说，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 *** ——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图书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虽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苏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书的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 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d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其他的如书页广告、牌记广告、在自序里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购买双峰堂品牌，都是余象斗的创举。这哥们儿后来自恋到每出一本书，必在后面加一页自己的自画像，号为“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虽然自恋，但品牌影响不容忽视。

余象斗虽然人品有限，但还有个不错的原则，就是只做忠义，不碰色情。他出的书，多是历史演义或怪力乱神，但总体来说三观颇正，忠义廉耻不会轻忽。双峰堂发行量那么大，却几乎一本色情书都没有。嘉靖、万历年间色情书那么泛滥，销量那么好，余象斗也没碰过。

老先生活到76岁，临死前还刻了一本《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书不止。

说跑题了。

总之，以建阳书商为基地，熊大木、余象斗为巨擘，书商们在稿荒的时候，找出一条原创之路。可是因为他们水准太低，这条路只可以取得一时之效，却后劲不足。读者们开始读着新鲜，但很快就意识到其品质太过低劣，要求推陈出新，出些好书。

于是回到了原来的问题：文人不肯写，书商写不好。

好在这时候朝廷帮了大忙。一是科举之路愈渐艰险，使才不如使钱，让很多读书人举官无能，只能另谋出路；二是经济发展，言商不再是什么丢人事，士林和商贾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先以财生文，再以文生财变得稀松平常。有人评论当时情况：”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所以到了明中叶，文人终于放下身段，愿意鬻文以求财，如唐寅、文徽明、徐渭这样的大才子，可以靠卖画、给别人写碑文墓志铭贺词什么的为生，像吴承恩这种仕途失意、文名不显的，就只能“卖文为生“，这个卖，就是给书商写稿，所谓”润笔“。

于是书商开始四处搜购，笼络文人，或者从他们手里购稿，或者约写主题。文人们虽觉此系小道，但家中贫寒，仕途无亮，只要能赚钱，写写字又算得了什么？从嘉靖、万历以降，文人们开始悄然介入小说创作。比如天许斋刻印《古今小说题辞》，明确交代了稿件来源： “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 就是书商从文人手里收上来若干稿子，编撰之后刊行。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里把这层关系说的更明白：“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 可见当时书商缺稿何其严重，要派人专门去各大名家那里去”侦“ 察。像冯梦龙这种超级写手，还会应邀做题，他的《古今小说》，就是“家藏古今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儿四十种，畀为‘一刻”，明显就是约稿了。

不过冯、凌二人本是名家，凌濛初自己家就是开书店的，所以待遇奇好，他们是在金字塔的尖端。对了，比较出名的还有一个王世贞。王世贞是明后七子的领袖，大文豪，可是他在出版界的待遇，和白岩松在微博的遭遇差不多，古往今来第一大马甲。无论什么书，只要作者来历有疑问的，都有人说是这可能王世贞写的。比如《金瓶梅》，有传说他是为了报复严世藩故意写的，还在书页之间用毒药粘连，严世藩看得入迷，用指头蘸口水去捻书页，然后中毒而死。还有的民间故事更荒唐，说严世藩死后，嘉靖听说《金瓶梅》好黄好暴力，找王要来看。王世贞怕皇上也被毒死，连夜赶了另外一部献上，就是《封神演义》——你说王世贞招谁惹谁了……

前面说的是名家。次一级的作者，是书商一次性买断书稿。《归田琐记》里引用林樾亭讲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从前有个书生，大女儿出嫁罄尽家财。二女儿说我出嫁时候该怎么办啊！这书生说我想办法！然后回家翻书，看到《尚书》里有句话叫“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一拍脑袋说有了！花了几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女儿做陪嫁。二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一看，大为激赏，重金购得，于是嫁妆问题就解决了。这位书生叫许仲琳，这部书叫《封神演义》。

你说《封神演义》招谁惹谁了……

《封神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这故事是真是假，无可考。但读书人可以写小说拿去卖钱，而且卖的不少，这是明确确凿无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清代袁枚。临死前他写了份遗嘱跟儿子说“我一生著序，都已开雕，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来，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余力，分任刻之，定价发坊，兼可获利。” 也是类似情形。可见手里若有新稿，大可以卖给书商赚一笔钱。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两脚书橱“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邓志谟因为生活贫困，寄寓在福建建阳，在余象斗家当塾师，其实是被包养，半是写手半是编辑。余象斗给他的任务，就是写神魔小说，学西游记，于是他写了诸如吕纯阳飞剑记、许旌阳擒蛟铁树记、咒枣记等一系列奇幻小说，编了故事黄眉、故事白眉等辞书，销量颇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于生活只能勉强糊口。邓志谟给朋友写的信里哭诉：“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 梨枣指梨木和枣木，这是雕版最常用的两种材料，代指出版。邓志谟觉得自己写的这些雕虫小技上不了厅堂，藏不进名山，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写，因为他太穷了，“弟今岁厄甚，薄田数亩，悉燔于骄阳，稼穑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馁也。”

像这种小作者，命脉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让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然全家都要饿死。和现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总之在明代中、晚期，各大书商家里涌现出一大批塾师，他们都是落魄文人出身，为书商提供各类稿子，半作者半编辑，生活凄苦，生活在出版界食物链的最低层。他们所出的书良莠不齐，多以神怪、色情为主，其中放荡肆意之处，令人惊叹。我手里有七百多部明清二、三流小说的文档，曾经随便打开过几个看，其中一部——我名字忘了——的开头，就是书生、小姐、丫鬟、家丁几个人在闺房里围成一圈，前后相插，群P为乐。

顺带一提，到了清代，古今第一才子（我个人这么认为）李渔就想开了。

李渔本来也是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书商说你这故事不错，就是太短，你再给我写十个，凑个短篇集我就给你出。李渔只能答应，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永远没出路，就对自己进行了一次SWOT分析，认为“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趵、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所以他痛痛快快甩开文人那点矜持。自己写书，自己印书，还自己卖书，开了个芥子园书肆，还自己当导演自己当编剧还找来乔、王二姬来排戏，活得潇洒自得，成了彻底的职业作家。红楼梦之前，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就是从他的书肆刊行里叫出来的。

但和现在一样，李渔这种作者兼书商的定位，也遭遇到了他的克星。

盗版。

盗版古已有之。

这里先要推荐一下李渔的所有小说，极其有才，有才到你不敢相信这是古人写的，充满了一派现代气息。

他的小说太有才了，太受欢迎了，苏杭的书商都盯着。先是苏州，然后是杭州，然后是南京，后来他每出一本，书商都盗刻一本，不出击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盗版了。有一次，李渔南下广东，走到一半想起来东壁简陋，恐有盗贼侵入，就写信回家，提醒家人把出书用的雕版挡在东边。等到他回来，发现雕版也被偷走了，过了几天，市面上出现一模一样板式的盗版书…盗版盗版，即从此事而来。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q手写本烂书，也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 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 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这一篇声讨盗版的檄文铿锵有力，搁到现在，一点不过时，特此录全，推荐大家仔细读读。

其实文人和盗版之间，早有纠葛。宋代朱熹，就曾经因为自己的《论孟精义》一书被浙商盗版，一纸告到当地，吓得官府立刻下公告禁止翻印，以免得罪这位大儒。从此以后，朱熹的书都是自印自卖，获利极丰润，一生不愁吃穿。朱氏子孙对朱熹著作的刻印出版享有垄断权，延至明清，都独得其利。

没办法，李渔写的是小说，盗就盗了。朱熹写的是马哲、马经，事关意识形态，谁盗那就是真不知死了。明清两代政府对这类书监督都非常严，连版式、字体都不准妄改，生怕错一处而误人子弟，两类书境遇大不相同。

至于小说作者，就只能发布声明，说说气话，指望能稍微震慑到有良心的盗版书商。崇祯年有本书叫《道元一气》，上头牌记写了类似声明：“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气魄挺大，口气却很无奈。

冯梦龙在《智囊》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盗版者。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趁机再上市，总算版权得全——不过这个大概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望吧。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营销家余象斗。这哥们儿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腾、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真是丧心病狂。以至时人评价说“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南北二记是他自己写的，质量低劣，《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防伪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最后说一个无关的人。清代有个大文人袁枚，这一辈子被盗版过无数次，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有首诗《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光看诗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

近看《明朝那些事儿》，一拿起来就爱不释手，十分入迷，不知不觉已看到七成。

《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畅销书，但不是一般的畅销书。许多畅销书风靡一时，但风头过后热度下降，销量与流行时不可同日而语，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归根结底只是短时间的热门读物。尤其是那些被名人、媒体和书商炒作的畅销书，只是被商家精明的宣传和卖力的吆喝推高了热度，却没有相应的质量做底子，泡沫太大，质量不配销量，起初能忽悠读者掏腰包，但当读者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便口碑下滑，再难忽悠读者掏腰包，销量一落千丈，最后只是昙花一现。

不少畅销书都是炒股、成功、教子、穿越、玄幻和心灵鸡汤等题材，迎合读者想成功、想暴富、想放松、想儿女成龙成凤的心理，内容实用，简单易读，甭管有没有深度，只要读者看得爽就行，犹如文化快餐，只管饱腹，有没有营养就无所谓了。

《明朝那些事儿》的畅销有点不太一样。它畅销的时间很长。记得我读大学时，那时是2005年，学校书店的畅销书专柜就摆着《明朝那些事儿》，店员跟我说这书特别好卖，很多人喜欢看，你再不买过几天就没货了。商家总是喜欢制造焦虑，我不为之所动，于是没买。过几天再去看时，果然被人买走了。我这才知道店员没有套路我。我身边的同学也有看这书的，许多人都说好看，且推荐我看。那时微博还没诞生，人们用的是博客，许多人在博客上讨论该书，其中不乏大V和名家。原来这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多年过去，时间来到了2022年，过了17年，出版社换了一拨又一拨，社交媒体从博客变成了微博和微信，该书还能一再重版，依旧畅销，无人能撼动它的江湖地位，各个出版社为了争取它的版权挤得头破血流。畅销17年，屹立不倒，从一时流行变成长盛不衰，它不仅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

《明朝那些事儿》是通俗历史读物，说到这点，就不得不提通俗和高雅的对立。二者总是水火不容。高雅总是喜欢骂通俗是下里巴人，是速朽读物。《明朝那些事儿》似乎难以逃过学院派的口诛笔伐，少不了有学者会骂它臆测历史、胡编乱造、水平业余、历史庸俗化等等。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该书出版后没怎么挨学院派骂，那些整天高高在上的学者好像眼睛里揉得进沙子了，并没有发出太多争议。甚至有学院派对它给予很高评价，公开为其打call。学者毛佩琦亲自为其作序，称“历史原来很精彩”。这位仁兄来头不小，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的泰斗，上过《百家讲坛》，还当过文物出版社的副社长。这样一位学术大咖为其作序，侧面说明了学院派对它的认同。

学院派没发出什么争议，发出争议的却是作者当年明月的同行。当年明月刚开始把该书发表在天涯的历史社区，没多久就吸引了大量网友，点击量居高不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社会从来不缺嫉妒他人的人，一个叫赫连勃勃大王的通俗历史作家开始嫉妒当年明月了。这位赫连勃勃大王原名梅毅，原来是搞金融的，后来改行写通俗历史，小有名气，再后来成了天涯历史社区的版主。当了版主便可称霸一方，一手遮天，见当年明月抢了自己的风头，梅大王自然脸上挂不住，要把他扼杀在萌芽里。于是发帖声称当年明月用点击软件来造假，并振振有词地称点击量一定是假的。后来，当年明月迫于压力，不得不删掉已发表的帖子，转战新浪博客。梅大王写的书不怎么样，名气也是平平，只是利用垄断地位挤走了一个抢饭碗的作家，真可谓文人相轻。新浪不是梅大王的势力范围，想管也管不着，当年明月跳出了火坑，到了一个可以自由施展才华的新天地，反倒如鱼得水。是金子总会发光，当年明月转战新浪后依旧爆火，后来《明朝那些事儿》结集成书，成为畅销书，当年明月跻身中国作家排行榜前十名。对这一切，梅大王只能干瞪眼。

没遭到反对阵营的争议，却遭到“自己人”的挤兑，最后因祸得福，反而促成了畅销。《明朝那些事儿》的畅销确实与其他畅销书不太一样。

该书的畅销是有原因的。我归纳了四点。

第一，当年明月的文笔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不像学院派那样端着架子，摆出一副痛陈革命家史的模样让你乖乖听历史。他的文字娓娓道来，接近地气，碰到有趣的地方时，就用俏皮的语言来幽他一默，且语出自然，不像那种为了让人笑而强行挠人痒痒的幽默。他的叙述方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没有多少阅读门槛，让读者喜闻乐见。

如果光是幽默风趣，《明朝那些事儿》并不足以成为畅销书。因为这不是他的首创，在他之前已经有人用幽默的文字去写历史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字的洒脱。他的文字洗练朴实，浑然天成，幽默又不失严谨，不演义，不臆断，不矫揉造作，不故作深沉，仿佛一个经历很多的高人，看惯了春风秋月和沧海桑田，把世间一切都看得很通透，里里外外都显出一股洒脱。这种洒脱是通俗历史读物中少有的，也是学院派作品中少有的。它使作者写得清通，读者也读得清通，因而畅销多年。

第二，当年明月从来不掉书袋。掉书袋这事，不仅学院派会做，通俗历史作者也会做，毕竟读书多也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多读了几本书难免会显摆一下。当年明月读了很多书，只是在书末列出了参考文献书目，在正文里他从来不掉书袋，不卖弄才学，而是把看过的书全部融汇到自己的叙述中，犹如盐化于水，不落痕迹，明明没有一丝显摆，却让人感觉得到他读了很多书。这有点像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很高的境界并不需要过多的外露。当年明月就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

第三，当年明月不仅是在写历史，也是在写人性。如果只是复述历史，有点文史基础的人都能复述，该书的技术含量也不会太高，无法成为畅销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他在透过历史写人性。他很擅长写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中的人，写出人性的光辉（例如王阳明）和崇高（例如朱佑樘），也写出人性的卑劣（例如严嵩）和怪癖（例如海瑞）。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例如他写戚继光。众所周知他是抗倭名将，学校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他的光辉事迹。当年明月称赞他志向远大、公忠体国、用兵如神，也写了他善于敛财、收受贿赂、结交权贵的一面，让读者看到这位抗倭名将除了保卫国家，也有八面玲珑的一面。再如他写张居正。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天生神童、才高八斗，当上首辅后大刀阔斧改革，使明朝恢复生机。他的“一条鞭法”解决了千年来的赋税问题，充满了政治智慧，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上都影响深远。但当年明月也没忘记写他的心胸狭隘、排除异己和独断专权，更没有忘记写他那32个人抬的大型“轿子”（实际应该叫古代房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原文）。戚继光和张居正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有着人性中的弱点和阴暗。在当年明月的笔下，他们不再是神坛上供奉的大神，而是活生生的人。以前那些历史教科书上非黑即白的人物都不见了，在他的笔下，人性不再单一，不再脸谱化，呈现出了真实和立体，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第四，当年明月对部分人物的评价很客观公正，却不令人感到他是在强行洗白。有些历史人物黑历史满满，一提到他，什么不好的词都可以加在他身上，如同万人嫌。比如明武宗朱厚照，许多人说他荒淫荒唐、懒政怠政，从来不干正事，如果要弄明朝皇帝排行榜，他一定能排倒数。当年明月也不否认他的荒淫荒唐，还戏谑他的正职是玩，兼职是皇帝。但当年明月也不否认他的军事才能。史料上说，在朱厚照指挥的应州之战中，只杀了16个蒙古兵，没什么战绩，还充满了胡闹，总之就是儿戏。但当年明月怀疑朱厚照被黑了，如果只是杀了16个蒙古兵，蒙古怎么可能“是后岁犯边，然不敢深入”？相反，他认为朱厚照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给蒙古造成了重创，才使他们“不敢深入”。他并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一边倒，把朱厚照骂得一无是处，而是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有理有据，用事实说话，区别于强行洗白，刷新了人们对争议历史人物的认知。

《明朝那些事儿》畅销的原因不只这些，这只是我归纳出的主要原因，其他诸如视角平民、语言通俗、手法小说化等都是原因。

如今，《明朝那些事儿》依旧畅销，读者中不乏90后、00后等年轻读者，可见其受众面很广泛，传承能力也很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与之匹敌的通俗历史作品出现，它很有可能成为通俗历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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