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济天下,自强不息
复兴中原,和谐共进。
容济天下,就是河南地处中原,是人,财,物聚集的地方,河南要有包容的心态,成为适合各个地方的人来发展创业的目的地。同时河南也应该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和科技,为中原崛起,复兴河南奠定基础。同时加大引资力度,为河南的复兴增添动力。
自强不息,就是在容济天下的同时,还要自强不息。加强自身创造能力的提高,提升河南自身的崛起实力,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展露头角。
复兴中原。本身是我们崛起中原的目标,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是压力,是动力,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和谐共进,就是我们在实现自己复兴的同时,与其他兄弟省市和谐共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河南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是关于“河南精神”我的一点浅见。
1、铁人精神
“铁人”是五六十年代社会送给石油工人王进喜的雅号,而铁人精神是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也集中体现出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
铁人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等。
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
2、抗疫精神
抗疫精神,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形成的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精神。二十字伟大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3、抗洪精神
抗洪精神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1998年夏,我国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及北方局部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特大洪水,在这场抗洪抢险斗争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文化构成的统一体,而文化精神是蕴涵于、贯穿于文化各要素、各层面、各领域中的灵魂和红线。文化精神,是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 长安文化的特征决定了长安文化的品质和内涵。长安文化构成要素很多,长安文化精神内容也极其丰富,但其文化精神中最有价值的核心,最具当代意义的内涵,最值得我们汲取和弘扬的成分,乃是盛世文化精神。总体言之,长安文化的盛世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一)创造革新精神。无论是周秦汉唐四个朝代,还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社会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创造和革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西周在殷的废墟上兴起,封诸侯、立井田、制礼乐,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把奴隶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战国时,商鞅变法,秦国日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破旧立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汉唐时代在具体制度、科学技术、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许多重大发明和创造,硕果累累。西周的“成康盛世”、“宣王中兴”,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等“盛世”也进行了各种革除弊政的社会变革。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许多都是在以西安为首都的周秦汉唐时期创造的,特别是在这几个朝代中的“盛世”创造的。创造革新精神是长安盛世文化精神的突出特色。
(二)崇尚道德精神。中国民族重人伦道德,号称“礼义之邦”,而重德观念的源头也在古代的长安。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突破了殷人的上帝、天命宗教观念,开始形成了重视道德的意识(儒家鼻祖孔子,虽为鲁国人,但他以“吾从周”、“梦周公”为理想追求,把周人的重德传统、礼乐文化发展为“博施济众”的仁爱精神,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西周“成康盛世”和西汉、大唐的几个“盛世”,社会的道德风尚也都优于其它时期。例如史赞“贞观之治”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拾于道路”。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二十九人”。
(三)群体凝聚精神。周秦汉唐都是统一的时代,华夏民族兴起于中原,经过长期交往融合至秦汉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以后,华夏族称为汉族。周秦汉唐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汉唐中央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使长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意识的趋同中心和凝聚核心。西周和汉唐的几个“盛世”时期,由于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所以民众的向心力、凝聚力都明显强于其它时期。中华民族的重群体、重统一、重集中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情感,基本上是在以长安为首都的盛世历史时代培育而成的。
(四)对外开放精神。秦汉唐三个朝代都有开放的气度,都比较重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秦国广招天下英才,住用客卿,以成统一大业。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国际交流之路; 丝绸之路 在汉代也初具规模。唐代兴盛时期长安聚集了大量的国外客商和留学生,日本僧人晁衡,埋骨盛唐;唐高僧玄奘,长途跋涉,赴印度取经;鉴真和尚,浮桴东海,去日本讲学。他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秦、汉、唐时期的开放和兼容政策,既促使了国内儒、释、道的思想融合,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融合,也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汇融合,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五)浑厚博大精神。周秦汉唐创造的文化成果,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气势宏大,风格凝重,表现了一种浑厚博大的精神特质。在浑厚雄伟的黄土高原和辽阔富饶的秦川大地这种自然环境中,在周武、秦皇、汉武、唐宗时代的历史功业中,在西周青铜器,秦代长城、兵马俑,汉代石刻,盛唐诗文以及宫殿、陵墓建筑中,都充满着阳刚之美,浑厚之质,凝重风格,博大境界。后人说的“强秦威势”、“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种浑厚博大精神的称颂。
(六)乐观进取精神。盛世时代,由于君臣励精图治,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百姓安居乐业。所以人们的人生态度比较乐观,处世态度比较积极。社会上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臣民们有较强的建功立业意识。文学史家把盛唐诗歌比喻为“青春的歌唱”,就是对盛世时代乐观进取精神的赞赏。
不可否认,也无庸讳言,长安文化和长安盛世文化精神中也包含不少局限和糟粕,如周之天命意识、秦之暴政峻法、汉之中央集权、唐之好大喜功等等,这些都必须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对于当代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族精神培育提升而言,发掘弘扬其积极因素、优秀成果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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