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经济学评价的几种方法对比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是测量和比较卫生干预措施的净成本与效果（临床上或生命质量）的一种分析技术。

成本用货币单位计算，效果是用非货币单位表示健康产出的结果，如死亡率下降，挽救的生命年，药物疗效的百分比等。

该方法运用的条件是相同目标、同类指标的比较，不能用于目标与结果不同的项目比较。

分析条件

1 明确的目标：卫生项目的目标可以是服务水平、行为改变、对健康影响等。

2 明确的备选方案：至少有2种或两种以上的备选方案才能进行比较分析与评价。

3 可比的备选方案：不同方案的目标一致，或不同方案对目标的实现程度也一致。

4 可以测量的每个方案的成本和效果：成本以货币表示，结果可以是测量的，也可以是可分级量化定性的。

分析方法

1 各方案成本基本相同时，比较效果大小，以效果大为优选方案。

2 各方案效果基本相同时，比较成本大小，以成本小为优选方案。

3 各方案的成本效果都不同时，比较成本/效果的比例，或增量成本/增量效果的比例，比值大者为优。

多效果指标的处理方法

1 精选效果指标，去掉满足条件差的，或选择重点内容的

2 采用综合指标，将各个指标转化为综合指标

敏感度分析

分析中有参数是不正确的，需要变化这些参数来检验结果的敏感性和稳定性。参数变化后，结果不受影响或变化小，则可增强结果的可信度。

敏感性分析通常需要参数的可信区间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备选方案的全部预期成本和全部预期效益来评价预选方案。

投入产出都用货币来计算，是理想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

为决策者提供的标准简单，单个方法效益大于成本就是可行方案，多个方案选最大为优。

不同方案的成本效益测量完成后，就可以运用净现值法或效益成本比率法比较。

分析方法选择原则

1 相互独立方案：各方案互不影响，可多选也可不选，用净现值法或效益成本比率法按资金情况选择最优组合。

2 相互排斥方案：方案互斥，有预算约束可采用内部收益法选收益最大者。没有预算约束，采用增量内部收益法来评价，以增量最大为优。

3 相互依赖方案：一般将其合并成一个方案评价，然后再与其他方案比较是否相斥或相互独立。

常用分析方法

1 净现值法：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NPV）是根据货币时间价值原理，消除货币时间因素的影响，将未来的收益换算成当前价值的方法。

2 效益成本比率法：效益现值和成本现值总额之比来反映比较关系的一种考察资金利用效率的方法。效益成本比值（benefit-cost ratio，BCR）等于效益现值总额与成本现值总额的比值。

3 内部收益法：净现值为零时的贴现率称为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

成本效用分析

成本效用分析是将卫生服务项目投入的成本量和经调整的健康效益产出量进行比较进行评价。一般用质量生命年或其他相似变量。

成本效用分析与成本效果分析有相似之处，但成本效果分析产出结果是单一的特定的指标，而成本效用分析产出结果是综合的一般的指标。该指标可用于目标不同的项目之间的比较。

分析方法应用条件

1 评价结果侧重生命质量。

2 生命质量是评价结果之一。

3 需要同时考虑患病率和死亡率。

当各种方案只能取得中间结果，或效果数据几乎相同或改善评价的质量对决策的影响很小时，均不适用或不宜使用成本效用分析。

效用的测量与计算

效用为项目获得的质量调整寿命年。

质量调整寿命年是用生活质量为权重的寿命年数。

效用包括生活质量和生活年数两个部分。

常用的生命质量量表

1 SF-36健康调查表：通用生命质量表

2 EQ-5D：欧洲普遍应用的生命质量表

3 其他特殊病种量表，如帕金森生命质量量表（PDQ-39）等

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理论基础为福利经济学，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这一时期的福利经济学被后人称为旧福利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对旧福利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并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创立了新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框架，它是一个新体系而不应仅仅被认为是理论上的改进。此后萨缪尔森、伯格森继续在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并提出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战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提出否定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结束了新福利经济学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进入了新发展时期，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学说，其中包括社会选择理论、非福利主义、超福利主义等[1,2]。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并非一脉相承，而是由多种福利学说松散组成的。

从评价方法角度分类，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理论基础可以分为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主义与超福利主义，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3,4]（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方便与超福利主义对应，本文中的福利主义是指广义上的福利主义，代表新福利经济学观点，而不仅仅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新福利经济学有四个基本原则[3]：效用原则，个人主权，结果论和福利主义）。福利主义观点是通用领域经济学评价的理论基础，是在固定预算的前提下尝试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总和，其分析方法为成本-效益分析，通常用支付意愿来测量效用指数，成本和收益都用货币计量； 超福利主义观点主要应用于健康领域，其目的旨在通过选择比某一标准更具经济性的健康产品来最大化健康产出，而这一标准必须由政策制定者来选择，其分析方法主要是成本-效果分析与成本-效用分析，成本用货币计量，而结果用生命年（Life Year，LY）、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等效果、效用指标来测量。

效用是消费商品或服务的相对满意程度或欲求的测量手段，效用函数是偏好的数字化表现形式。福利主义认为健康是在一个经济体制中可以被生产出来的众多商品之一，是可以产生效用的消费，它与人们的能力和期望有关，允许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意愿支付法 超福利主义不是根据健康与其他商品头对头比较的偏好来进行定义，是通过健康产品对健康本身的贡献，而不管其是否产生效用[5,6]。

福利主义的观点视一些人的个体健康价值在与其他商品比较时比其他人要多；超福利主义的观点则排除任何收入、社会群体的变化，认为所有患同类疾病的个体健康价值都是一致的。福利主义的观点在健康领域里很难实现，因为在实践中很难测量每个个体增加一个健康水平的支付意愿。超福利主义观点看似天真，但是它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个体的健康价值，因此在实践中很容易被执行。此外，将阿玛蒂亚森的非福利主义观点引进健康领域并发展为超福利主义的著名健康经济学家Culyer也认为，健康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有着较强的特殊性，基于效用的福利主义观点应用于健康领域的经济学评价是不合适的，并支持使用QALY来测量健康。大多数国家的健康管理部门也特别愿意接受超福利主义的观点，例如英国健康和临床疗效国家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NICE）就是超福利主义观点的忠实实践者[7]。

福利主义有着理论完备性的优点，而超福利主义易于实践，因此一些超福利主义者常常试图将两种观点的优势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既有理论完备性又易于在实践中执行的方法[8]。Johannes-son[9,10]认为，如果成本-效果分析使用一个外设的评价标准，它就可以被解释为成本 - 效益分析。由此可见，在有人为设定评价标准干预下的超福利主义，同样也具有与福利主义相似的理论完备性。

成本－效益分析是卫生经济学中的一种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的分析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的常用评价指标有3种：时间性指标、价值型指标、效率型指标。

常用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主要有四种：最小成本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

扩展资料

核算成本分析

XX年医院一季度核算支出XX万元，比同期增长XX万元，增幅XX％，其中固定成本增幅XX％，变动成本增幅XX％。

1、电费支出XX元，比同期减少XX元，减幅XX％，工人核算成本分析表中看出各核算科室的电费都有所下降，说明各科在电费支出加强了控制。

2、卫生材料支出XX元，比同期只增加XX元，增幅XX％，大部分科室都随业务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幅，但产科病人减少的情况下，万元收入材料费比上年增加了，希望科室负责人要加强成本控制的管理，杜绝浪费。

3、洗涤品支出XX元，比上年同期增加XX元，增幅了XX％，原因有：①洗涤中心的洗涤费涨价；②医疗质量的保证，消毒的费用增幅较大。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提出建议：树立成本效益观念，逐步完善成本核算体系，改变以前的粗放管理模式。

促使职工利益与科室经济效益紧密挂钩，科室领导和员工自觉加强经济管理，节约开支，减少浪费。各科室积极挖掘潜力，降低成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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