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斯密——国富论里的新发现_备孕

勤劳为什么没有致富？——分工破解的劳动悖论

劳动创造财富，可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普遍贫穷。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却是人类历史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事实。时至今日，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些贫困的人口并不都是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终身以劳动为天职，为了改善生活而勤奋努力，却仍然无法走出贫困的循环。

勤劳为什么没有致富？引发了诸多哲人的思考。他们从资源局限，制度束缚，阶级压迫等多个方面寻找答案，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解答。劳动悖论困扰人们数千年。其实，破解这个谜团的钥匙，就隐含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劳动的成效不仅取决于你的勤劳，还取决于你在劳动中采用的工作方式，这里的工作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商业模式。你是一个人包打天下还是与其他人分工协作，不同的工作方式会带来天壤之别的劳动成效。分工会创造奇迹，让每个勤劳的人得到充分的回报！分工给勤劳的人搭建了通往富裕之路的桥梁。

就像一个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只知道死用功的学生不一定会取得好成绩一样，一个工作方式不对路的人即使他成年累月忙忙碌碌，仍然不会过上富足的日子。在这方面，商业模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能不能致富，不在于他每天多么忙碌，而要看他创造了多少财富。他的劳动报酬不是来自于他的勤劳，而是来自于他创造财富的能力。要想突破勤劳却没有致富的悖论，就要想法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这方面，分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奇迹！

大头针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低值日常用品。如果一棵大头针掉在地上，很多人都不会专门弯下腰去把它拾起来，更不会花大价钱去购买它。一盒一百只包装的大头针，当今的价格最多也不会超过十元钱。也就是说，一只大头针最多也就值一角钱。可是就是这样一种不起眼的产品，其生产工艺却不简单。亚当斯密说，制作一只大头针共有十八道工序。如果这十八道工序都由一个人来完成，不管是谁，一天能生产二十只大头针已经相当不错了。而这二十只大头针按现在的价格在市场中去卖，即使忽略原料成本和纳税，顶多也就是能收入两元钱，而现在中午在外面吃一顿面条都需要20元。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心灵手巧的熟练工人，如果在没有分工的状态下生产大头针，他劳动一天创造的财富价值连吃一碗面条都不够。按照这种方式生产，他注定要陷入贫穷。这样赔本的买卖没人会做。对于工业制品来说，在现实中，这样的生产方式是行不通的。

同样是生产大头针，分工协作的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斯密讲述了一个十人的工厂，他们把生产工序进行了分工，十个人一天的大头针产量达到了48000只，平均每个人的日产量则达到了4800只。这个数量是每个工人单干产量的240倍。这个产量创造的财富价值使每个工人的月收入能达到8000元。就是说，用250多年前的生产技术制作大头针，通过分工协作，即使在今天也能使工人得到比较体面的中等水平的工资收入。这样的劳动者就告别了贫困之忧。这正是分工创造的奇迹。

分工奇迹背后的原理是劳动的规模经济效应。分工使劳动者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分工把劳动者蕴含的规模经济潜能充分释放出来，激发了人的创新能力，产生了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增进生产力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劳动者专心一个工作，可以使劳动技能越来越精熟，从而使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大提高。第二个是有效避免了工作状态切换所造成的劳动效率损失。第三个是在生产过程中为发明和使用机器创造了条件。

要分工，就要有合作，就需要采用某种方式把参与分工的劳动者互相联系起来。就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生产组织为分工协作提供平台。这就为工厂企业的建立提供了依据。伴随着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问世，工厂企业的兴起成为了时代的潮流。

工厂企业成为分工协作的主要载体，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势，一度以为，只有建立了工厂企业这样的生产组织，才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这种认识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科斯指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当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时，企业便应运而生了。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分工协作的前提打开了思路。分工协作不一定非要建立工厂企业为前提。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市场发育的结果。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就可以建立分工与协作。在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历史阶段，工厂企业便成为分工协作的主要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开工厂企业便不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事实上，农业的分工就是在市场机制的直接作用下，没有通过工厂企业把农民组织起来，照样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

农业生产由于时间空间分隔的离散性质，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找到适合农业特点的分工协作方式，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使农业成为勤劳没有致富问题最为突出的行业。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让农民摆脱贫困，一些国家和NGO组织做了很多尝试，试图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但这种没有内部分工协作的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基本没有取得什么价值的成效。农业的技术进步来自于外部的市场力量。一些涉农产业把触角伸向了农业，逐渐肢解了传统的农业产业，使农业产业分化成一条纵向分工的产业，种子，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粮食加工，乃至播种，收割，都会逐渐向单独的产业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很多优秀的高科技企业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形成了农业外援式的科技进步，大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现在的农民不再为了争抢一块牛粪而大打出手，他们有了更开阔的眼界，逐渐把创收的视线放在土地之外，释放了劳动潜能，获得了更高的收入，逐渐摆脱了贫困，这是我们看到的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是市场机制直接形成分工带来的结果。

实际上，市场机制直接形成的分工不止农业。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信息不对称这一阻碍分工协作的瓶颈，越来越多的产业出现了产业分化和产业链扩张。市场机制直接作用下的产业分工已经形成了一股新的时代潮流。很多具有专业技能的部门开始从原来的企业中剥离出来，不再作为某个企业内部生产的一个环节，摆脱了对原来企业的附庸地位，建立了面向整个行业提供技术服务的新型企业。这些新兴的独立经营的高技术企业将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它们在产业链中纵向发育，横向发展，市场空间变得平面化。一种技术，一种服务就能开办一个企业，形成一个产业。它们的业务更单纯，技术更专业，覆盖面更大，服务更深化。预示着一场新的商业模式的变革正在到来。

亚当·斯密问题，指19世纪末期在德国提出的以下问题，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感(sympathy)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因此认为斯密是受了法国唯物论的影响导致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思想上的转变。“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这个称呼，是熊彼特用德语首先给出的。

但是，问题的提出者忽视了《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出版后还在改订的事实，并且将同感与利他心的概念混淆等同，这样的误解导致了该问题的提出。

虽然如此，该问题的提出以及随后《法学讲义》的发现，成为了加深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伦理学和经济学、以及法学之间关系的契机。

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两书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这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斯密似乎强调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而在国富论里这则被分裂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宣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对于利己和人类动机的狭窄定义所可能引发的矛盾。不过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写道：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亚当斯密本人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矛盾，在国富论一书出版后，他又发行了经过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论版本。他或许认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

19 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他们认为《道德情操论》主要是受了哈奇生的视仁慈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休谟的同情观影响，以同情心作为人性的基础。《国富论》则是斯密在法国之行时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唯物“哲学的影响，从而使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

这场存在于德国历史学派与边际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就是“亚当·斯密问题“。也就是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

扩展资料

就“亚当·斯密问题”所内在的包含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乃至所体现的一般人类社会的经济与道德关系而言，它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对此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上对其逻辑运动过程加以分析。

微观层面上的“亚当·斯密问题”就是指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具有任何其它的意义。

不管后来任何学派、个人对它的争论如何，“亚当·斯密问题”仅仅就是指这两部著作之间确立的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一点是确定的、静止的、具体的，它不会因历史的发展、后人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

中观层面上的“亚当·斯密问题”是说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伦理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在斯密时代就早已客观存在着，它也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辩证运动的发展过程，只是斯密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在斯密时代，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处于肯定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伦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随着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与伦理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也开始走向否定、对立阶段。

到了现当代，资本主义因其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现实状况的反思要求重新回归经济与伦理的统一中去，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与伦理学便走上了否定之否定、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阶段。

因此，从中观层面上来理解“亚当·斯密问题”就是特指资本主义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动态辩证运动过程。

宏观层面上的“亚当·斯密问题”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是经历了较为显著的阶段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