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硅谷的具体描述是什么？

在美国西南海岸加利福尼亚洲，距离旧金山市区约50公里的地方，是圣何塞县的一片肥沃土地，两边是低矮的山脊，曾经果树茂密，1950年前是“美国的梅脯之都”。今天，梅子果园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未来型厂房、快车道和一排排新公寓。这就是“硅谷”——电脑芯片的故乡。不仅如此，硅谷还是个人计算机、磁带录像机、游戏机、音乐合成器、隐性眼镜、基因拼接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故乡。

“硅谷”这个雅号，是1971年当地一家报纸的编辑唐·霍夫勒提出来的，因为硅制成的半导体芯片是微电子工业的基本元器件，“硅谷”和“汽车城”、“钢都”之类的名字一样，是象征性的说法。这个雅号在70年代后期很快就出了名。

种植梅树的农民一搬走，郊区便扩大开来。圣何塞在1950年还是一个小乡镇，到1990年，就因硅谷的发展而成为全美第11位大城市，并赶上了旧金山，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第3大城市，仅次于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小小硅谷，拥有20万名大学生，6000多位博士，居民中的百万富翁超过1.5万人。它如果不是全世界，也是全美国的科学人才和新财富的最大集中地。硅谷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尤以日本人居多。早在1981年日本就编出了极详尽的硅谷旅游图，显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来硅谷口为看风景。

硅谷有良好的通信基础设施，有丰富的风险资本，有掌握技术的、流动性大的又没参加工会的劳动力。硅谷中的许多关键人物和公司，是从美国东部或欧洲来的。他们到硅谷来，或是逃避墨守成规的公司，或受加州的吸引，他们中不乏极受欢迎的和极使人厌恶的人。正像硅谷的企业资本家唐·瓦伦丁所说：“美国东部是巨大的公司和僵硬的组织，个人是不能很好地适应它们的。加利福尼亚是前沿阵地，在经济上、社会上和制度上都还没有组织好，而首先是真正信奉纯粹的个人价值。”英特尔公司的一位经理曾说：“在这儿，你不必随时都要把各种事情提供给某个该死的委员会，你只要自己把工作做好就行。”事实无情，美国东部三大电子公司：通用电器、威斯汀豪斯电气和美国无线电公司在这场微电子革命中完全败阵。

硅谷的半导体产业，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人的而不是公司的。专门的知识被认为是个人的而不是公司的财富。公司需要的技术，主要通过雇佣关键性的个人获得。于是，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可以带着他们的得意成果，从一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而问心无愧。例如，1983年1月的一天，英特尔公司的17位关键性的雇员同时离开，去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硅谷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如果你想调换一下工作，你只要在你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在101号高速公路上换一个出口就行。”一般公司的年工作调动率达30-50％，猎取人才的代理机构用提薪和较好的工作条件频频引诱关键人物跳槽，事情被搞得更复杂。

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对公司老板是一个坏消息。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保住雇员。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在硅谷迅速增加的公司中，高工资、住房补贴、休假、公司健身房、星期五下午免费饮料等，这是寻常之事。分红和股票买卖特权等也已普遍成为挽留宝贵雇员的方法。人员的流动，对地区产业却是件好事，这培育了公司间的联系网。在以迅速发明为基础的产业中，成功必须高度依靠于信息交流。硅谷中的公司都很相似。信息可以通过与朋友和过去的同事之间的电话交流，或到大家都喜欢的硅谷小镇酒吧去聊天而获得。

中国许多老百姓都知道北京有个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计算机民营企业办得很火！

中关村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它的发展序幕，却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拉开的。

1980年前后，陈春先几次访美，惊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展。我们忠实地记录了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的发言：

“这次到美国看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核聚变实验室，跑了十几个城市，比1978年那次要深入得多。这次是民间学术交流，没有上次官方代表团那么些约束和应酬，谈得比较深入。我尤其想了解为什么美国核聚变实验效率那样高、工程‘实验’与理论计算结合得那么密切，整修过程周期那么短。看来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和仪器的工厂水平高，实验室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实验技术好。但是，如果多问一个‘为什么’，真正的关键还在于充满活力的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的体制。美国朋友向我介绍了所谓的‘技术扩散区’的概念。

“波士顿周围的128号公路，大体相当于北京的三环路，但要大些。128号公路两侧有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被认为是技术扩散区的典型，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家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工厂，这是很有启发性和激动人心的参观。工厂的负责人原来是波士顿大学的教师。他介绍说，我们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先进的产品，现在我们的超导磁体已为世界上多家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实验室所接受。合同多时我们就多一些工人和工程师，合同少时就只保持20人左右基本骨干队伍，原材料、粗制工艺、化工处理许多过程都是协作完成的。同行的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说：国内搞一项超导材料和工艺的工程都上千人，产品还不如这里。我听到华裔科学家谈到许多动人的高技术创业史，包括就住在波士顿的王安先生。他是一个公认的很成功的企业家。

“回程途经旧金山时，又参观了硅谷两个小厂。硅谷原来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湾之间的一片柑橘园地带，在旧金山南边约60公里。现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微电子工业中心，第一台微计算机就是在这里的一个青年人的汽车库里搞出来的，现在已经是数千万美元年销售额的苹果公司了。硅谷是最大、最典型的技术扩散区。斯坦福典型的老校长特曼教授是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决定把校园的一些土地租给学校教授专家办高技术的工厂。现在世界著名的惠普公司就是30年代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第一个产品是高频振荡器，在自己家车库里搞的样机。

“总之，我看到美国尖端科技发展快，人造卫星和托卡马克（一种核聚变装置），都是苏联先取得突破，美国则利用实验技术和设备上的优势很快赶在前边。美国高速度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家赚钱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据一些当事人（科学家）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超过了营利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我们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有搞核聚变的，也有搞低温等离子体应用的。搞核聚变过程发展了很多新技术，可以用来为工厂和其他的科研单位服务，至少可以小批量生产，免得重复进口。我过去搞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自己需要的激光器，还得用外汇去进口，实在觉得不是滋味。至于低温等离子体，就更应该结合工业应用发展，首先应该成为一种有用的工业技术。

“上周我在科协向田夫同志汇报了这些想法，他很希望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学会能带个头，组织科技人员为四化多作贡献。外国好的经验可作参考。科协的态度是，凡有利于四化的，我们都大力支持，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因此我们提出也成立‘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设想，而且我们看到在外地已经有了类似的组织。”

陈春先研究员高瞻远瞩，敢说敢干。1980年10月，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把有关的科技成果直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这可以说是中国高技术企业的雏形。

另一方面虽然1982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但对于陈春先的创业行为，社会仍议论纷纷，他本人也受到中科院物理所某些领导的不公正对待。对其他科技人员办企业，有人嫉妒“发横财”，有人诬告“投机倒把”。

1983年1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就中关村的争议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我们不妨对批示作些摘录：

方毅同志1月7日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胡启立同志1月8日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托科协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示。”

胡耀邦同志1月8日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

科技领导小组很快拿出了大力支持陈春先等一批开拓者创业的政策，并对他的勇气和先进事迹加大了宣传力度。

人们传统称谓的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50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也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它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微电子技术高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其特点是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

目前它已有大大小小电子工业公司达10000家以上，所产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约占全美1／3和1／6。80年代后，生物、空间、海洋、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该地区客观上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现在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半导体工业聚集区的代名词。

硅谷的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平均18个月就上一个新台阶，多年来，其经济持续繁荣，1999年硅谷的营业额达2500亿美元至3000亿美元左右。1998年硅谷人均年薪已达9．6万美元，1999年则已超过10万，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硅谷一年收入不下6万美元，比其他地区一般高出一二万美元。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在硅谷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都是平常的事，即使亿万富翁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硅谷，知识就是工作，知识就是财富，对于所有科技员工来说，除了完成每天的工作，知识更新也是一门必修课。为了跟上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人都不得不废寝忘食，每天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如稍有懈怠，明天就会有被淘汰的可能。

硅谷是美国高科技人才的集中地，更是美国信息产业人才的集中地，目前在硅谷，集结着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达100万以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硅谷任职的就有近千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就达30多人。硅谷是美国青年心驰神往的圣地，也是世界各国留学生的竞技场和淘金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前不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清华、科大和北大理工类毕业生中的一半或早或迟的都出去了”，其中主要是走向美国，包括硅谷公司。美国《洛杉矶时报》撰稿人埃弗兰·伊里塔尼说：“如果你浏览一下硅谷公司的员工名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清华毕业生。他们是来美国寻求工程技术突破，在英特网领域大显身手或在科技上创业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优秀科技人才的一部分。”实际上华人控制的硅谷公司现已达2000家以上，占硅谷公司的1／5，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则越来越多。名闻中国的主要电视机厂家康佳公司和主要计算机公联想集司团都已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实验基地。

在硅谷，一般公司都实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经营机制，高学历的专业科技人员往往占公司员工的80％以上。硅谷的科技人员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佼佼者，他们不仅母语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也各有所异，所学专业和特长也不一样。如此一批科技专家聚在一起，必然思维活跃，互相切磋中很容易迸发出创新的火花。目前，硅谷高新技术公司的创立和资金投入方兴未艾，仍然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自80年代后，世界各国有不少科技较发达地区，为了更快地促进地方经济，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硅谷，如美国波士顿的“第二硅谷”、“日本硅谷”、“韩国硅谷”等。中国也不例外，有北京中关村硅谷、上海浦东硅谷和广东深圳硅谷

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8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1978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改革的序幕。改革大潮直接激发了中国最大的高智力知识密集区 北京中关村。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在三次考察美国“128号公路”后，怀着一种使命感，要在中关村建立“技术扩散区”，探索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扩散新技术、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1980年10月23日，他在中关村率先创办了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 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其基本原则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拔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还不是高技术企业，而只能说是高技术企业雏型，但它却使人们看到了在中国条件下发展类似于美国“硅谷”或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那样的高技术企业群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科研人员的任务究竟是什么”，“研究院所是否应办经济实体”等种种争议。

1982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从理论上解决了关于中关村的争议。科技人员转向经济，兴办高技术企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

1983年1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就中关村的争议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从此，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坎坷历程，中关村的民营高技术企业从无到有，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此后，中关村地区民营科技企业如科海(1983)、京海(1983)、四通(1984)、信通(1984)等先后建立。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开发性公司已近100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的、以开发、经营电子产品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充分肯定了这一改革的新生事物，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开创性为我国改革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86年12月，《人民日报》以“北京中关村一场悄悄变革，中国硅谷正在这里孕育”为题，向社会各界宣传报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长与发展情况。在此同时，7个城市的100多位从事软件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中国高技术开发区研究”和“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经过3年的努力，第一次系统、全面、理性地研究了高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规律，这两个课题不仅从理论上肯定了我国搞高新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系统地对高新区发展的概念、模式、项目、选址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随着国务院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发布，同时由于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两年中，中关村的高技术企业发展到了400多家，并在实践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技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1988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根据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对电子一条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总结，肯定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方向，并提出了兴办中关村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建议。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标志着中关村高技术企业从此进入了不仅合理而且合法的正常发展阶段。

二、从1988年到1998年：北京试验区发展期。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即十八条)，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科学院、各大专院校、各部委研究院所的一大批科技人员纷纷来到试验区，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在试验区成立后现呈迅速增长的态势。

随后的两年，尽管全国范围内存在经济调整与市场疲软等因素，在全国宏观经济环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试验区仍然保持了超常规的增长。从1987年底到1991年底，试验区企业由148家急剧增加到1300余家，年技工贸总收入由7亿元增到37亿元，年工业产值从4.8亿元(1988)增到12亿元，上缴税金由0.25亿元增到1.5亿元，年出口创汇由300万美元增到4500万美元，后四项指标年平均增长53.9%，36.9%，64.5%，125.7%。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掀起中国改革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和现代建设的高潮，为中关村的兴盛注入新的活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更为活跃。1993年6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一新形势的推动下，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深刻总结了创业的经验与面临的挑战，率先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战略，即“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融资多元化、管理科学化、经济国际化”。这是在明确建立新经济体制时期，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新阶段。

1995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加速科学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全社会科技进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共健康发展”。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反响。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研究北京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包括海淀试验区、丰台园区、昌平园区在内的一区多园格局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建立相应的市级管理机构：市试验区管委会，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放到突出地位。

1998年，北京市政府颁布《关于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若干规定》(新十八条)。1999年初，颁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33条”)。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原则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随后，“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更名为“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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