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难想象我国的芯片产业走得有多艰难！
30年前，日本芯片全球占有率高达53%，美国仅37%，这辉煌让美国愤怒，美国将日本按在地上摩擦，逼迫日本连续签订两次不平等半导体条约，内部核心资料全被美国中情局带走。日本用22年时间，举国之力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就这样被美国搞垮了，经济被拖入泥沼，永无翻身可能。
类似的拙劣行径，美国人正在故伎重施，一系列所谓“制裁”正发生在华为、中芯国际等民族企业身上！
2019年5月15日，美国一纸禁令，限制美国企业为华为提供零部件和服务。时隔一年，第二轮“追杀令”升级，只要是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任何一家都不准为华为制造芯片，自此彻底掐断了华为的芯片代工之路。
作为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中芯国际早在2018年便耗资1.2亿美元从ASML定制了一台EUV光刻机，而美国却从中作梗，限制相关设备出口我国，时隔4年，这台光刻机才有机会交付。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面对美国封锁，我们势必要走出一条产业自强之路！
也恰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群 科技 志士前赴后继，毅然决然踏上这条“中国芯”振兴之路。
一、中国半导体教父——张汝京
他，年少留学国外，学成后毅然归国报效中华。五次创业，被陷害，再重来，凭借一己之力把中国送进尖端芯片 科技 赛道，他就是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
1997年张汝京离开最顶尖的芯片制造企业——德州仪器，回到中国开始创业。短短3年时间，势头直逼台积电。台积电坐不住了，利用关系收购了张汝京的公司。之后，张汝京又在中国香港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中芯国际。
这次，张汝京不仅从台湾带回300骨干，还像传教士一样，横穿美国东西两岸宣讲，召唤了100多位在美华人回国。他深知，在中国半导体产业，人才比资金更紧缺。
中芯国际用3年时间，将大陆芯片水平拉快了30年。
商场如战场，2002年，中国台湾向发送了撤资警告，否则就要赔款1500万台币。张汝京不予理会。气急败坏的台湾当局撤销了张汝京的台湾户籍，甚至把他列入通缉名单。
你方唱罢我登场，台积电也闻讯杀了过来，下手更狠。张汝京被迫离开中芯国际，还签下3年内不能从事芯片工作的竞业协议。离开的那一天，张汝京在厂区来回转悠了3小时，看着9年来为之付出一切的一草一木，心里五味杂陈，最后对着送行的工人说了三个字“别趴下”
3年期满，张汝京开着10年前那辆破旧的白色福特，再次回到芯片行业。中国芯片产业在他的带领下，已经完成了从低端到高端的跨越。这次，他转移了目光，将个人精力投向中国芯片的另一个弱项——“硅”元素。
当产能达到12万片每月后，张汝京将公司交给了国资的上海硅产业，继续奔赴另一个赛道——IDM。
2017年，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终身贡献奖。
二、芯片届的“堂吉诃德”——倪光南
倪光南，1939年出生。大学毕业时，以脉冲编码通讯为题，写出极其创新的观点，震惊导师。1981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寄来邀请，倪光南待了两年就回国了，拎着他自掏腰包购买的核心机器和电路芯片。要知道，彼时他在加拿大的年薪是4.3万加元，比国内工资高出整整70倍。
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倪光南说：“如果我不回来，此后我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1984年，一个商人敲响了倪光南的门，这个人就是柳传志。科学家和商人最大的区别是，一个终身立志振兴中国 科技 ，一个只想赚钱。
1985年，第一期联想式汉卡成功研发并投入市场，倪光南先后更新了8个型号，成为公司的核心技术。直到1994年，联想从一个初始资金只有20万的小公司，变成销售额高达47.3亿元的龙头企业。
极具前瞻性的倪光南主张由联想公司牵头，成立国家投资计划，研究中国自主制造芯片技术，但身为商人的柳传志不愿冒这个险，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1995年6月，柳传志决定放弃这颗“ 科技 棋子”，着手市场贸易。董事会当场宣布解除倪光南的一切职务，柳传志说得声泪俱下，感谢倪光南的付出，却绝口不提让倪光南留下。倪光南被迫离开后，他主持的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发芯片计划也被迫叫停。
时至今日，全球芯片市场风云变幻，我们也看懂了倪光南的目光深远。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天的联想和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会如何？
为了中国芯片，倪光南没日没夜奔走，82岁高龄的他，租住在北京的房子里，身边没有人照顾，只有他挚爱的科研相伴。一年超过300天沉浸在科研中，节假日都舍不得休息。
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倪光南答到：“发现自己帮不上别人忙的时候”
三、芯片奇才——梁孟松
玩技术的人都有瘾。梁孟松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大佬，深耕半导体行业35年，取得四百多项发明专利。有人说他是半导体领域的科研狂人，而老东家却视他为“投奔敌营的叛将”。
从台积电到三星，再到中芯国际，每一次跳槽都引起业界震动；不仅改变了入职企业的发展轨迹，更是凭一己之力牵动着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
梁孟松在中芯国际上任后，开启了一系列猛虎 *** 作。不到一年时间，将28nm制程的良品率从60%提升至85%以上；2019年，将14nm制程正式量产，良品率从3%飙升到95%以上；一年后，28nm、14nm、12nm，以及N+1技术均已进入规模量产；7nm技术的开发已经完成，5nm和3nm技术也在有序展开。
在梁孟松的带领下，中芯国际用3年时间走完台积电10年的路。
美团王兴CEO曾对梁孟松表达过敬意：“梁孟松先生将中芯国际的全部收入，分文未取，全部捐给了中国的教育基金会，不为挣钱，就是要争一口气，牛！”
我们将梁孟松的职业生涯摊开了看，会发现他的目标非常清晰，无关金钱无关职位，从始至终他想要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高端芯片开发项目的主导权。
四、中国 科技 界、政治界的双重战士——江上舟
江上舟的履历跟前几位不太一样，他四十岁完成博士学位，回国进入仕途，执政期间成绩斐然，一直身兼数职超负荷工作，朱镕基同志曾对他说：“将3万多搬迁农民安置好，你要白一半头发”。曾任三亚市副市长，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副秘书长等，是当时执政官员中少有的懂半导体的。
作为一名战略型科学家，他想的从来不是走哪一步，他下的是一整盘棋。
说到江上舟，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张汝京。当年邀请张汝京到上海来建厂的人就是江上舟。2000年，张汝京带领300名半导体工程师来到上海，中芯国际就此成立。后来，台积电开始起诉中芯国际，纠缠不清的官司让中芯国际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濒临破产。
2009年，张汝京被迫出局，江上舟放弃政府身份，临危受命，成为中芯国际董事长。此时的江上舟已经患癌7年，他的身体早已不允许他承担如此繁重高压的工作，但江上舟还是义无反顾挑起了这个担子。很快，中芯国际由亏损转到盈利，甚至还有能力收购武汉新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因肺癌去世，生命永远停在64岁。去世前一周，他还在用手机主持董事会。
五、中国芯片 历史 上“最强猎头”——俞忠钰
俞忠钰，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半导体专家。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问题所在。当年他带队去国外顶尖的芯片制造公司——德州仪器考察，在接待团队清一色的外国人当中，欣喜地发现了一张中国面孔，这个中国小伙就是张汝京。
当时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百废待兴，临走时俞忠钰专门拉着张汝京的手，给了他一封口头offer，“我们在北京等你！”
这一句话，改写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整个中国芯片史的命运。
六、“芯”时代的扫地僧——邱慈云
从1984年到1996年，邱慈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整整12年。贝尔实验室是这个世界上培育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研究机构，邱慈云的离开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2001年在张汝京的邀请下，他加入中芯国际，开始了半导体事业。相比于CEO身份，邱慈云更像一位研究员。他说话谦逊，语气平和，但这些都难以掩盖他在半导体产业取得的突出成绩。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邱慈云曾经带领华虹NEC、马来西亚Silterra、中芯国际三家公司扭亏为盈，2019年，他出任上海新升CEO，带领其走向新征途。
邱慈云为人低调，网上关于他的个人报道几乎为零。
74岁的张汝京、82岁的倪光南、70岁的梁孟松、64岁的俞忠钰、66岁的邱慈云，还有生命永远定格在64岁的江上舟，他们都是“中国芯”振兴之路上的播种者。他们是灯塔，是火炬。
这群民族战士，生在中国最穷困的时代，却放弃优渥生活，毅然决然报效祖国。就算伤痕累累，头发花白，也要为“中国芯”战斗到底。我们正在穿越一条隧道，走下去，曙光就在前方。
数以万计的中国芯片人接过这簇火苗，立志让中国芯的光辉照亮华夏每一寸山河！
谨以此文致敬为复兴中华做出努力的每一位中国芯片人。
这里是，关注我，一起做快乐且自信的中国人~
引言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是诗人王昌龄一首诗中关于边疆战士誓要打败敌人的心意。从古至今，就有无数中国人愿意为了国家的统一。那么当今也不例外，有钱学森等类似的人物。今天我们要说的尹志尧尽管许多人不知道，但他在相关方面却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以六十岁之姿，带领团队毅然决然回国，就是为了国家的未来！
尹志尧，出生于1944年的一个北京家庭。尹志尧生活的家庭里充满着浓厚的爱国氛围，自己的父亲，祖父都是在外留学后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要知道，经过几百年的累积，欧美国家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也已经是发达国家，不管是物质条件还是生活状态都要比当时的中国好很多很多倍。当时的中国呢，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刚刚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跨出来，国家人民深受殖民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迫，普通人活着如蓬草一般，哪还有什么更高的奢求呢？抛弃国家大义，只谈个人感情，尹志尧等人留洋后选择留在欧美国家也是无可指责的。
1962年，尹志尧考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毕业后，优秀的尹志尧又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世界上研发芯片最出色的公司——英特尔给尹志尧递来了橄榄枝，邀请他到英特尔工作，因为尹志尧在北京大学见到了一个体积庞大的计算机，使得他对半导体产生了兴趣。
随后，尹志尧进入英特尔，机缘巧合之下，尹志尧到了lam研究团队，当时全球市场的lam出的产品占百分之四十，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匹敌。尹志尧在lam工作将近20年，把这家优秀的企业打造成一个商业帝国，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可当时中国还没有刻蚀机，辉煌与荣耀只属于国外。这让目睹自己祖国贫困潦倒的尹志尧心里十分难受，恨不得祖国马上繁荣富强起来。他终于决定回到中国，制造出属于中国的刻蚀机。
2004年，尹志尧60岁，但雄心壮志并未倒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对此时的尹志尧最好的写照。他放弃了亲手在美国打造的专属于自己的荣耀，带领一个15人的团队回到祖国。美国对于知识产权的监管十分严格，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尹志尧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在打算回国后就做了充分的准备。美国方面对于准备回国的尹志尧等人十分戒备，不让带任何电子软硬件设备和相关图纸。两手空空的尹志尧和这15人团队一起回到了国内，但他大脑里充满了这些年累积下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怀抱着对祖国最纯挚的拳拳爱国之心。
回到祖国的尹志尧一穷二白，可以说是空手打天下。西方国家拥有半导体的垄断权，如果世界上再出现可以制造半导体的人，那这个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一定会通过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手段来阻止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尹志尧等人做了充分而有效的准备，就是以防日后美国的扯皮。研发团队也不是吃素的，经过了几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他成功研发出了只属于中国的自主专利技术。
这其中所要面对的多少技术问题我们难以想象，但尹志尧等人用明确的爱国心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那就是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终有一日繁荣富强起来，他做到了！当今全世界数一数二的5g技术拥有公司——华为，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华为所研发的麒麟芯片中少不了很少人知道的尹志尧所创办的中微技术上的扶持。而华为公司也薪火相传，用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用自己的专利技术来堵住悠悠之口。
结语
拼搏的壮志，不因为年龄的增减而改变。不灭的雄心，为祖国的前途照亮道路。尹志尧在实现个人价值后，立志报效祖国。尹志尧的爱国之心如灯塔的光明一样熊熊燃烧，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学习。
参考文献
《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
浦东开发者们是怎么理解「改革开放」这几个字，他们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是怎么争取机会，怎么破格创新的。
我先讲几个故事，然后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选浦东来给你讲。
第一个故事，浦东是怎样争取到改革开放机会的。
上海其实并不在新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里。1979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划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当时主要是从地理条件和资源匹配方面来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里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海外经商的很多，这几个城市开放了，就很容易吸引华商们回乡投资。从吸引外资的角度考虑，上海没有明显优势。
不过，同样在1979年，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回到了上海，这位人物就是华人桥梁工程专家林同炎，1979年他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中国。1985年，林同炎向刚刚卸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毛遂自荐，提出要“开发浦东”。林同炎当时跟汪道涵说：“我愿意帮助祖国发大财，造福祖国人民”。
在当时浦东还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策机会。但林同炎就已经贡献了自己的思路。他说：上海可以先在浦东开发一块土地，造桥修路，地价上涨之后，将土地出售或者出租，如此滚动开发出租，国家就可以不花一分钱，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上海的规模也可以成倍地扩大。
我们今天回头再看，他当时直接点出了浦东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思路：土地批租。但在当时的中国，谁都没干过，很有想法。1988年开始，上海按照林同炎的思路，建设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推动这件事的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
这在当时还是上海地界内的创新。到了1990年末，浦东的机会来了，一来还就是历史性的机遇。这一年，是邓小平连续第三年在上海过年。除夕之夜，他对上海市的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能够采取什么样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上海市官员一听，赶紧向邓小平汇报了开发浦东的设想。邓小平很欣喜地说，这是个好事。他随后跟朱镕基谈到开发浦东的细节的时候，还带着惋惜和鼓励口吻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的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
怎么算「起点高一点」呢？邓小平后来说过对浦东的期待，他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上海当时面对的引资优势比其他特区不太明确，但是却被赋予了更大的格局使命。
这事推进得特别快，到了1990年的4月1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请你注意「开发开放」这几个字。实际上，在当时上海市提给中央的方案里只说了「开发浦东」，「开放」两个字是邓小平亲自加上去的。这样一来浦东的探索就要开始了。
那么，钱怎么来呢？我们讲第二个故事，怎样破格探索吸引资金的方式。
确定要开发开放浦东之后，浦东设立了三家开发公司：陆家嘴、金桥、外高桥，来负责启动浦东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但上海市当时财政薄弱，能够给到这三家开发公司的支持是，每家3000万的启动资金。但是你按一平方公里的开发成本两亿算，这十几平方公里需要的开发资金也得20多亿。
3个3000万去干20多亿的活儿，不够用，怎么办？当时浦东官员们冥思苦想的时候，想起了当年桥梁专家林同炎讲过的思路：土地批租。用土地换钱。
当时已经是1990年代了，土地批租这个探索在当时，已经是经济特区的深圳，已经趟过路了。浦东新区就决定在深圳的基础上再往前探一步：资金空转，土地实转。
这句话听着有点专业，什么意思呢？一块土地，先由市财政局按它的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浦东的三家开发公司，作为资本金投入，并且由工商局来验资；三家开发公司再把收到的支票背书给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又把支票全部上缴财政局。你看，支票并没有兑现过，土地的转拨已经完成了，这就实现了“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然后开发公司再和外面的资本合作开发这块土地。
借助这个办法转拨出来的土地，跟一般的土地划拨最大的区别在于：一般划拨的土地不能有偿转让、出租和抵押，而资金空转出来的土地，却能够经过国有公司开发之后，进入土地二级市场，成为资本要素，不但能吸引到资本金，政府平台还能在未来享受这块土地的升值收益。
所以“资金空转，土地实转”这个思路，也就成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经典手笔。截至2001年，浦东共计空转了土地88.6平方公里，政府投入61亿元撬动了700亿资金。这个方案也成了中国各地开发的范本，各地都纷纷成立城投平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能够大大地提速了。
第三个故事，浦东选择发展电子产业。
有钱可以开发土地了，那么先在浦东发展哪个产业呢？当时上海的决定是金融先行。浦东的金融业气候我们今天看得非常清楚了。但浦东为什么没有顺势成为纯粹的金融中心？当时的浦东开发者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破格思考。
在浦东开发的当时，朱镕基就跟邓小平汇报过，浦东的完整开发战略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请你注意最后这个「工业联动」。在当时的浦东，最重要的工业被确定成了集成电路工业，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电子产业。
发展电子产业这个决策，是当时的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推动的。
1997年，50岁的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博士江上舟成为了上海市经委副主任。他到了上海，第一个任务就是调研浦东未来的产业方向。他调研了世界各地的高科技产业之后，下了一个判断：集成电路工业是中国非干不可的工业，上海应该搞这个产业，张江要成为中国的硅谷。
这个判断怎么来的呢？江上舟有一个研究样本是台湾地区的新竹工业园区。新竹是台湾探索产业结构升级的成功实践。到1998年，新竹园区有将近300家企业，就业人数7.3万人，年产值有150多亿美元。整个台湾也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成为了当时经济增速飞快的「亚洲四小龙」。
浦东如果也想探索中国大陆的产业升级，那么像新竹那样从出口加工业转向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就是一条可行性极高的路。而且江上舟有一个判断，基于上海的融资能力和中国的市场规模，上海未来一定能超越台湾，张江一定能超越新竹。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江上舟20多年前的这个判断，完全清楚它有多大的远见和份量。
100亿美元，22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这个胃口在当时算非常大了。你要知道当时的上海往前推17年，整个17年里上海工业累计直接吸收的外资也不足200亿美元。
但江上舟不但把这个规划提给了上海市政府，也带到了全国集成电路的“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他在全国会议上的陈述逻辑是这样的：
要选择值得发展的产业，标准有两条。第一看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不可少；第二看优不优势，是否做得好。这两条没问题，就得拼命搞；我们搞大了，别人就没法搞了。
世界集成电路工业遵循的是摩尔第一定律。集成电路18个月一代新技术；24个月一代新产品；18个月集成度会增加1倍，芯片价格要下降1/3。按照这个节奏和规模推断，下一个5年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引进外资滚动投入1000亿美元，在上海建设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生产基地绝非天方夜谭。他的潜台词是100亿靠谱，没问题。
这个逻辑说服了决策者们。这事敲定下来之后，2000年，浦东就迎来了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号人物”，来自台湾的张汝京。这一年，张汝京怀着筹建世界一流水平的芯片制造厂的雄心，在浦东张江建立了一家公司，中芯国际。这背后，是江上舟帮助他快速打通了所有的政府流程。
中芯国际也是一家传奇公司，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讲它和张汝京的故事。
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给你的，在改革开放过程里，浦东新区的开发者们是怎样用破格思考的方式，去解答「怎样开发开放浦东」的故事。
当然，作为改革开放的前线，在探索开发的过程当中，深圳也是有很多厉害的故事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深圳而去讲浦东呢？这是因为，浦东在当年的开放大潮里其实是一个后发者和追赶者。我们前面讲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其实是1990年才敲定的，比深圳晚了十多年。
但今天再看，浦东已经把这十多年的时间差给追平了。2019年，浦东新区的人均GDP是将近23万元，已经高于深圳的20万了。
而且，在中国核心科技供应链被卡脖子的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浦东在十多二十年前进行的电子工业布局，正在成为中国的先进制造产业基础。现在光是在浦东张江，就已经集聚了9家晶圆制造企业、19条生产线、239家芯片设计企业。除了电子工业，大飞机基地、特斯拉工厂，也都在浦东，他们也都是建立在浦东过去30年所铺垫好的产业、人才等等基础资源之上的。
前面这些故事里出现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国产业史里都是鼎鼎大名了，但在当年，他们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既有市场框架的时候，一样是青涩的新手。所以不管是讲浦东也好，以后要是有机会再讲深圳也好，我尤其想要请你留意的是，改革者们是怎样破局思考、怎样跳出框架去服务最终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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